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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论张炜早期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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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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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张炜在《古船》之前的早期创作明显带有80 年代启蒙话语的思想痕迹，这表现在对现代知识、个性价值等的崇扬上，但这些作品同时也揭示了在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社会所产生的一些新问题。这些在当年被农村改革的辉煌成就所掩盖的深层问题如今已暴露无遗，正阻碍着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对这些重大问题的发现和揭露是张炜早期创作的独特贡献。
张炜是对当代社会现实有独特思考的作家，他的强烈的道德关怀精神以及由此出发的对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常常引来众多的争议。从1993 年以后，张炜与现实的紧张关系变得更加尖锐触目，他对剧烈变动中的中国社会现实的忧虑充斥于这一时期他的所有文字中。《九月寓言》及其后一系列作品当中按捺不住的忧愤，对工业文明的疑虑，对道德理想的高调宣扬，使原本显得低调沉默的张炜一跃成为知识界、文化界的焦点人物。对张炜的这一“转变”，批评界看法不一。誉之者称其对精神理想的坚守浸透着深厚的人文关怀，毁之者则认为张炜的“道德重建”的激情以及他对当下现实的质疑和批判，在根本上是“反现代性”的，是站在“守旧”、“没落”的农业文化立场上对现代文明发展的“诅咒”，有着民粹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精神影子[1]。在这些批评者看来，张炜的“反现代性”立场不仅决定了他对现实的批判是虚弱无力的，而且也是对80 年代的启蒙主义精神的背叛。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看法显然有不同的思想出发点，与批评者各自对当下现实的感受、认识的差异不无关系，简单地判定双方的对错没什么意义，而那种把张炜的创作与某种既有的概念和思想体系强扭在一起的批评方式也是缺乏生产性的，除了强化某些固有知识之外，并不能帮助我们更深入地认识现实。鉴于此，我将避开引起众多争议的张炜90年代后的所谓“转向”，而将目光转向其早期创作，即《古船》以前的那批小说。在我看来，这些早期作品对于理解张炜在《九月寓言》后的发展变化极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张炜创作的一些基本思想都已包含在这批作品当中了。
不无遗憾的是，张炜的早期作品(特别是《秋天的愤怒》之前的作品) 似乎遭到了评论界的普遍漠视，甚至还不乏苛评。一种比较严厉的批评认为张炜的早期作品没能“写出真实的、血淋淋的农村生活来”，反而在唱着“美、幸福、快乐”的颂歌，这证明他是受了“文革”遗风的影响，大脑和心灵都被一种“虚的观念”所左右了[2]。这个批评恐怕是过于严厉了。农村生活有诸多面相，未必只有“血淋淋”才是农村生活中的“真实”，揭示农村生活诸多面相之间复杂纠结的关系才是更关键的。事实上，在张炜的这批作品中，即便是对“美、幸福、快乐”的赞颂，也包含有一些独特的声音。忽视其存在难免会导致片面的误解。对张炜早期作品的另一种有影响的解读是把它们归入到80 年代的启蒙主义思潮当中，强调其中所透示的“个性”、“自由”、“知识”等主题。这种看法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仍不免流于片面，没有充分注意到张炜早期创作的异质性。在启蒙话语覆盖一切的80 年代，张炜创作中有一些时代主题的回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但他又是一个目光敏锐、精神强大的作家，这种独具的素质和禀赋使其作品常常能触及一些被当时的人们所忽略的问题。这些问题在今天已充分暴露出来，严峻地摆在人们面前，此时再回顾张炜的这批作品，令人不禁要感叹文学确乎有知微察渐、睹先机于未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种超越时代的前瞻性正是张炜早期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
一
70 年代末的农村题材小说基本上延续了“伤痕文学”的思路，着重于揭露“文革”期间极左路线给农村带来的深重灾难，农民不仅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陷入极度贫困，连追求爱情这样的基本人权也遭到剥夺，人性被摧残、扭曲，家庭失去了和睦，一些基层干部横行乡里，为所欲为，贫苦无告的农民只能仰其鼻息，惟求自保。这样的社会实在已恶化到极点。这就是包括《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李顺大造屋》、《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一批获奖作品所描绘的一幅阴暗悲惨的农村社会画卷。
1978 年，安徽省率先在全省范围推行承包责任制，掀开了农村改革的序幕。1979 年9月，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认可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合法性。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速在全国推广，到1981 年底，全国农村已有90 %以上的生产队实行了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革带来的最直接可见的变化是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粮食增产了，农民看到了摆脱饥饿的希望。
农村改革直接影响到了当时的文学创作。从1980 年起，农村题材小说开始着重描写改革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在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吃不饱肚子常年低头做人的冯幺爸，终于第一次直起腰杆，说出掷地有声的公道话。冯幺爸腰杆硬了，是因为实行责任制后，粮食多打了，日子有了盼头，不用再像往年那样求曹支书要返销粮了。这篇小说通过对农村生活中一件小事的刻画，反映了国家政策的变更给农村带来的变化，它首先体现在农民个体人格尊严的失而复得上。从个体“人性”的复归写出时代的变化，是这篇小说最令人称道的地方，而“个体”、“人性”恰恰是当时思想界、知识界所极力鼓吹的两个核心价值，也是整个80 年代思想的两面旗帜。
揭露“文革”伤痕，歌颂改革成就，这是新时期开头几年农村题材小说的两种基本模式。而张炜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显示了与众不同的路向，他既无意去揭过去的伤疤，也不满足于歌颂当下的“幸福”，而是倾注全力去描摹、塑造自己所热爱的“芦青河”世界。他笔下的农村没有令人窒息的浓重暗影，反倒洋溢着田园牧歌般的情调。这种游离于主流之外的幻美声音遭到了不少批评家的诟病，这或许可以反过来证明张炜是一个有着坚强创作个性的作家。当然，在“芦青河”系列里，我们仍然能看到当时流行的一些思想主题，知识启蒙便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获1982 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声音》堪称这方面的代表作。有严重身体缺陷的小罗锅凭着过人的毅力，利用为生产队割牛草的间歇发愤自学英语，最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考进了公社工艺制品厂，实现了自我的价值。与小罗锅形成对照的是二兰子。这个淳朴憨厚的姑娘只上过几天学，在家里帮着干农活。她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在找到婆家之前，似乎只有靠割牛草来打发日子。小罗锅的成功却给了二兰子不小的震动，她那颗懵懂的心不免有了憧憬，第一次认真地思考起自己将来要走的道路。这个短篇的主题是发现自我、实现自我的潜在价值，而把懵懂的个体从蒙昧中唤醒的“声音”正是由英语所象征的现代知识。《山楂林》里的阿队16 岁了却还只上四年级，但她天资聪颖，顺口溜乃至难懂的古诗只要听上两遍就能背出来，让城里来的大学生莫凡惊喜不已。在莫凡的百般启发下，小阿队终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她原来只想看一辈子山楂林，最后却被鼓动着想当一个工程师了。来自城市的启蒙者所带来的知识象征着一种先进的文明，它能够引导人们从自在进入自为。在这里，我们确实可以从中依稀看到“城市—乡村”二元对立模式的影子，它们分别代表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愚昧。这种价值对立在《芦青河边》这篇小说里表现得更鲜明些。小碗儿与同村青年李林相爱，却不敢公开关系，约会也要偷偷地避人耳目，因为在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青年人若是不经媒人介绍而私自相好，就会被认为不要脸。驻扎在当地的地质勘查队带来了新风气，相爱的男女勘查队员可以自由自在地携手游玩，完全无需顾虑别人会怎么看。这对当地保守的风俗是个不小的冲击。最后，小碗儿在女大学生郭蝈的开导和鼓励下，终于勇敢地冲破了陈旧观念的束缚，大大方方地公开了与李林的恋爱关系，同村的其他青年也在勘查队员的影响下逐渐解放了思想。
在这几篇作品里，作为启蒙力量的知识都来自于农村之外的世界，它们所代表的显然是先进的现代文明。在这点上，张炜的早期作品与当时流行的启蒙话语是相吻合的。但我们也注意到张炜并没有刻意突出现代知识文明与乡土道德习俗之间的尖锐对立。就像二兰子的懵懂无知也蕴含着一种天真未凿的美好一样，乡村的传统道德习俗尽管有其蒙昧的一面，却也不能说它就是非人性的，在个体践行者身上它甚至还能折射出令人钦敬的人性光芒。在这方面，《拉拉谷》是一个很典型的文本。骨头别子年轻时有点心花，迷恋上同村的青年寡妇二姑娘，结果使妻子在无人照料的情况下死于难产。这件事让他终生刻骨难忘。在此后二十多年里，虽然痴情的二姑娘屡屡向他示爱，他自己也确实深爱二姑娘，但道德上的自我谴责还是使他紧紧地关上了心灵之门。相爱却不能厮守，这令两人都痛苦不堪。骨头别子严峻、苛刻的道德观也给女儿金叶儿的爱情投上了阴影，他不顾女儿的反对自作主张地要把女儿许配给泊里鹿，可金叶儿却爱上了地质勘查队的陆小吟，这使骨头别子大为震怒，在他看来，女儿不从父命、偷偷地和人相好简直就是伤风败俗。尽管得不到骨头别子的同意，两位年轻人却下定了决心，再不重蹈上一辈人的覆辙，而要勇敢地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两代人的不同爱情遭际旨在揭示的是乡村道德的“开化”，但这篇作品最令人感兴趣的还不在这个启蒙的框架，而是骨头别子失败的爱情中所包含的那种悲剧力量。同样写爱情的悲剧，《拉拉谷》与稍前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以及《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阻止相爱的人不能长相厮守的，不是某种外在的牵制力量，而恰恰是强大的道德感。站在现代伦理的立场上看，骨头别子的冥顽不化也许是不道德的，因为它除了给当事者造成无穷的痛苦之外似乎没有什么正面的价值，但这种对固有道德的执守又不可简单地目之为愚昧，而是有着复杂深刻的人性内涵。这篇作品所隐现的对传统道德的复杂感情在张炜后来的创作中被表现得更充分。在《山楂林》里，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张炜在拥抱现代文明时的那一丝犹豫。不远处的煤矿的“火焰山”对山楂林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莫凡说现代化的滚滚洪流是无法阻挡的，山楂林极可能被这洪流所毁，正是在这一刺激下，阿队才发誓要做工程师，因为只有这样，她才能获得“设计”、保全自己家园的权力。对现代知识的渴望其目的却是要通过知识来阻止现代化对家园、土地的破坏，这里面存在着一种微妙的悖论。在张炜的小说里现代文明常常是由地质勘探队来象征的，“勘探”这个反复出现的意象颇耐人寻味，它既是用知识对沉默无言的大地进行规划和开掘，同时又是对自然地貌和环境的破坏，它所具有的双重性恰好能映照出张炜对农村现代化的矛盾情感。
张炜早期小说中80 年代启蒙思想的痕迹也表现在对个性价值的肯定和赞扬上。刻画农村中新一代知识青年的精神追求是这一时期张炜小说创作的主题之一。除了前述的《声音》之外，《三大名旦》和《野椿树》也很有代表性。《三大名旦》中的大萍儿是一个极有个性[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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