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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社会变革的隐痛——论张炜早期小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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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3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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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的个体，也就发动不起有效的斗争。可在农村中，像李芒、老得这样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在《秋天的愤怒》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依靠个体的道德正义感来进行斗争的思路在张炜以后的创作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古船》中，他把道德正义的思想资源延伸到儒、道等中国传统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那里，在《九月寓言》、《柏慧》、《家族》等作品中，更是把资源的触角伸展到“民间”甚至家族血缘那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张炜对“道德理想主义”的追求显得愈加执着，这与其说是他的思考变得更成熟了，倒不如说是因为中国社会的道德危机变得愈发严峻，迫使他不得不上下求索，冀望从各种思想资源中汲取养分，以实现其重建美好道德的宏愿。在此意义上，尽管张炜的理想主义不免显得苍白无力，所开出的“道德”药方也决非什么对症的良药，但我们还是应看到他的“道德理想主义”乃是对现实危机的一种回应方式，其所拥有的批判力量是不容抹煞的。
迄今为止，人们对张炜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古船》及其后的一系列长篇作品。而我却更珍惜张炜早期的中短篇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在思想表现的广度和深度上都无法与后来的长篇相比。这种偏爱并非因为张炜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更美好的充满诗情画意的田园社会，而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笔触描出了阳光下的阴影，并彰显了80 年代启蒙主义话语内部的思想短路。当“解放”的启蒙话语甚嚣尘上之时，鲜有人注意到这些“解放”所挟带的种种负面影响，以及给农村社会的未来发展所种下的祸根。在今天，中国农村已陷入到深重的危机之中，自然环境急剧恶化，道德水准也大幅下降，广袤的中国农村大地将再一次陷入到寒冷、萧条之中。此时重读张炜的早期作品，怎能不令人在惊回首的同时感受到一种悲凉和沉痛呢?
注释：
[1]这类批评可参见：贺仲明《否定中的溃退与背离：八十年代精神之一种嬗变———以张炜为例》，《文艺争鸣》2000 年第3 期; 陶东风《道德理想主义与转型期中国文化》，《原道》第三辑：刘圣红、黄崴《挽歌与乡愁——试论张炜的道德理想》，《成都大学学报》(社科版) 1999 年第3 期。
[2]摩罗：《张炜：灵魂搏斗的抛物线》，收入陈娟(主编)：《记忆和幻想——中国新时期小说主潮》，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年版。
[3]同上注。
[4]实行责任制后，中国农村水利设施被严重毁损的现象非常普遍。在河南驻马店地区，六七十年代建成的自流灌溉系统被沿渠农户挖得千疮百孔，致使原来好端端的高产水稻区如今变成了小麦、玉米产区。参见曹锦清《黄河边的中国》，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624—625 页。
[5]粮食的增产不能仅仅归功于制度的变革和农民劳动积极性的提高，70 年代的农田整治和水利建设，种子技术的进步，以及化肥的大量使用，都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6]在社会主义时期，乡村中的家族权威在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冲击下已遭到极大削弱，但国家权威与家族权威并非是完全对立的，在某些宗族力量强大的农村社区，国家权威需要借助家族权威的力量建立起来，并藉以贯彻执行国家的政令法规。在这些地方，上述两种权威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集这两种权威于一身的人物是乡村社会事实上的统治者。《古船》中的赵柄即是这样的人物，这也是他为何能历经多次政治运动而始终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所在。
[7]在承包责任制的滥觞地安徽省，早在1961 年就曾推行过一段时期的“责任田”制度，1962 年初因受到中央批评而停止。但在安徽的某些偏僻山村，“责任田”制度却一直被偷偷摸摸地保存了下来。参见《起点———中国农村改革发端纪实》，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年版上一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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