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唐诗中的某些名篇曾受到人们的删改，虽说最初发生在唐代的删改往往是乐工出于合乐歌唱的目的，但其删改之成功却应归因于文学。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其中最成功的几个例子都是从原作中抽出四句形成一首绝句。本文认为这种文学史现象体现了中国古代诗歌写作的一个普遍倾向即追求精练，同时也反映了后代诗人对唐诗艺术规范的批评和修正。
 
【关键词】 唐诗/名篇/删改/绝句

    中国古代的文学作品，无论是诗是文，都以简练为原则，辞约意丰是作者共同的追求目标。孔子说：“辞达而已矣。”① 陆机申述此意说：“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② 刘勰在其《文心雕龙》中还专设《熔裁》一篇，详论删繁就简之必要。然而主观上的追求与客观上的效果总是不可能完全相符的，秦时吕不韦使其门客著《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③。那当然是权势所致，不足为凭。事实上即使是以千锤百炼著称的杜诗，也难免有少数篇章因“多累句”而受到后人讥评④。那么，对于某些家弦户诵的唐诗名篇，后人也提出删削的意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呢？那些意见有什么价值呢？本文对之试作初探。

    一

    最早对唐诗进行“断章取义”的可能是当时的乐工或歌者。《本事诗》卷二载：“天宝末，玄宗尝乘月登勤政楼。命梨园弟子歌数阕。有唱李峤诗者云：‘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时上春秋已高，问是谁诗，或对曰‘李峤’。因凄然泣下，不终曲而起，曰：‘李峤真才子也。’又明年，幸蜀，登白卫岭，览眺久之，又歌是词，复言：‘李峤真才子。’不胜感叹。”⑤ 按歌者所唱为李峤《汾阴行》一诗的末四句，惟前面二句次序被颠倒了。在最早记载此事的李德裕《次柳氏旧闻》中，这两句的次序无误。《汾阴行》原诗长达四十二句，歌者仅唱其中四句，当是为配合乐曲。无独有偶，《集异记》卷二载：“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齐名。时风尘未偶，而游处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诗人共诣旗亭，贳酒小饮。忽有梨园伶官十数人，登楼会燕。……昌龄等私相约曰：‘我辈各擅诗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观诸伶所讴，若诗入歌词之多者，则为优矣。’……寻又一伶讴之曰：‘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适则引手画壁曰：‘一绝句。’”⑥ 高适原诗题作《器单父梁九少府》，共二十四句，歌者所唱为此诗的首四句。《集异记》所记高适称“一绝句”之语，当为误传。歌者从李、高二人的长诗中各取四句以配乐歌唱，当然是嫌原诗篇幅太长，其起因乃在音乐，这种现象在唐代相当常见⑦。然而他们所唱的四句恰恰是原诗中最为警策的部分，则只能归因于文学了。试看后人对前者的评说：“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铺叙耳。”⑧ 再看后人对后者的评说：“有宜于作绝句者，有宜于作律诗者。如高适《哭单父梁少府》，本系古诗长篇，《集异记》载旗亭伶官所讴，乃截首四句为短章。‘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犹寂寞，疑是子云居。’以原诗并观，绝句果言短意长，凄凉万状。虽不载删者何人，必开元中巨匠也。”⑨ 可见在后代诗评家的眼中，歌者从李峤、高适诗中各取四句，是别具手眼的探骊得珠。所谓“删者何人，必开元中巨匠也”的说法虽然并无根据，但这表明了清代诗话家对唐代无名删诗人的钦佩。
    为什么一首长达二十多句乃至四十多句的古诗中可以抽取四句独立成篇，其价值却不减反增呢？我们首先会想到的原因是原作写得不够精练，而被抽出的四句正好是此诗中最为警策的部分。这样，原作中那些比较芜杂枝蔓的句子被芟削净尽，从而精彩顿现。原作好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一旦把石的部分彻底凿去，原先被掩盖着的美玉突放异彩。以李峤的《汾阴行》为例，此诗前面的三十八句写了两层意思：一是用二十六句铺叙汉武帝亲祠汾阴的繁盛景象，二是用十二句描绘武帝去世后汾阴的冷落凄凉。就怀古诗的一般模式而言，诗意已经完满。但是这两段都写得不够精警，前一段铺排而缺乏神采，后一段的感慨也不够深沉。比如“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观尽蒿蓬。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几句，就是怀古诗的陈词滥调。然而此诗结尾四句却相当精彩，从诗意来说，它似乎是浓缩了前面两大段的全部意思，言简意赅。而且它直接点出“山川如旧，富贵难恃”的题旨，十分显豁。而“汾水秋雁”的意象也远比“黄埃荆棘”更为新颖、动人。难怪歌者从原诗中抽出这四句单独歌唱，能使经历了世事沧桑的唐玄宗感慨万千了。再如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在首四句之后还有二十句，先回忆自己与逝者的交游，再叙述其身后的寂寞，最后赞颂逝者“唯有身后名，空留无远近”，意思既平常，字句也欠精警，确实远不如前四句“言短意长，凄凉万状”。正因如此，高适《哭单父梁九少府》的首四句常被后人视作绝句，清人吴乔曰：“高适《哭梁九少府》诗，只取前四句，即成一绝，下文皆铺叙也。”⑩ 清人王士祯的《唐贤三昧集》和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都径自把这四句当作五言绝句入选，这说明删削此诗成绝句的做法已被后人广泛地接受了。

    二

    如果说李峤的《汾阴行》和高适的《哭单父梁九少府》两诗都难称是最重要的唐诗名篇，所以有可能对之进行成功删削的话，那么我们再以家弦户诵的唐诗名篇为例。
    第一类情形是后人对篇幅较长的唐诗名篇删去末尾几句，但所改未必可取。韦应物的《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和韩愈的《山石》都被清人选入《唐诗三百首》，可算是家喻户晓的名篇了，但是后人对它们都提出了删削的意见。
    先看第一例。明人杨慎说：“诗话称韦苏州《郡斋燕集诗》首句‘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为一代绝唱。余读其全篇，每恨其结句云：‘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乃类张打油、胡钉铰之语，虽村教督食死牛肉烧酒，亦不至是缪戾也。后见宋人《丽泽编》无后四句。又阅韦集，此诗止十六句，附顾况和篇亦止十六句，乃知后四句乃吴中浅学所增，以美其风土，而不知释迦佛脚下不可着粪也。三十年之疑，一旦释之，是日中秋，与弘山杨从龙饮，读之以为千古之一快，几欲如贯休之撞钟矣。”(11) 日本明治嵩山堂刊本《韦苏州集》于此诗下注云：“《丽泽编》无末四句，杨升庵以为是。”(12) 当即据杨慎所言。今按所谓的《丽泽编》当是指内容以唐诗为主的诗选《丽泽集诗》，相传乃南宋吕祖谦所编(13)，但此书今已不存，无法检核。杨慎在诗话中所说的某某古本，往往出于杜撰，故此处所谓“无后四句”云云，也完全有可能是杨氏自己认为此诗应该如此，故而假托古本中有所依据而已。至于说顾况的和诗只有十六句，故据此断定韦应物的原唱也应如此，理由也不充分。因为顾诗与韦诗仅是一般的唱和关系，并非逐句次韵，不一定句数完全相同。“村教督食死牛肉烧酒”一语本于苏轼评杜默诗所言“吾观杜默豪气，正是京东学究，饮私酒食瘴死牛肉饱后所发者也”(14)，是指粗豪怪诞不合规范的诗风。杨慎移用此语以批评韦诗末四句之浅露粗俗，认为这种诗风类似于张打油、胡钉铰诗的俚俗卑下，故与全诗风格不合，定出他人伪撰。其实韦诗的末四句浅露则有之，俚俗则未必。况且从全诗的旨意来看，末四句亦不得谓之蛇足。此诗全文如下：“兵卫森画戟，燕寝凝清香。海上风雨至，逍遥池阁凉。烦疴近消散，嘉宾复满堂。自惭居处崇，未睹斯民康。理会是非遣，性达形迹忘。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岂曰财赋强。”正如清人张文荪《唐贤清雅集》中所评：“兴起大方，逐渐叙次，情词蔼然，可谓雅人深致。末以文士胜于财赋，诚为深识至言，是通首归宿处。”(15) 前面十六句咏良辰盛宴之欢乐，后四句则以他乡之人而任苏州郡守的主人身份对来宾予以赞颂，全诗意思方称完备。如全诗至“意欲凌风翔”即戛然而止，虽然显得更为蕴藉，但是对诗题中标明的“诸文士”即第六句点到的“嘉宾”未能有所照应，于章法似有欠缺。所以杨慎对此诗末四句的删削并不完全合理。
    再看第二例。《山石》原文如下：“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僧言古壁佛画好，以火来照所见稀。铺床拂席置羹饭，疏粝亦足饱我饥。夜深静卧百虫绝，清月出岭光入扉。天明独去无道路，出入高下穷烟霏。山红涧碧纷烂漫，时见松枥皆十围。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吹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此诗为韩诗名篇，历代论者赞不绝口(16)。但明人冯时可却说：“其‘嗟哉吾党’二句，后人添入，非公笔也。”(17) 冯氏没有详言为何末二句非韩愈手笔，细味其意，当是谓此诗至“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二句已含有心乐此境不欲归去之意，所以末二句是为蛇足。然而此诗本以古文手法见长，其佳处正在层次分明而诗意详尽。所以“人生”二句意谓此境真乃乐土，再以“嗟哉”二句呼吁吾党之二三子留此不归，意思方称畅尽。清人方东树论七古结尾说：“凡结句都要不从人间来，乃为匪夷所思，奇险不测。他人百思所不解，我却如此结，乃为我之诗。如韩《山石》是也。不然，人人胸中所可有，手笔所可到，是为凡近。”(18) 可见对此诗的结句，亦有人认为是非常成功的，绝非蛇足。相较而言，我认为方东树的意见更为可取。
    第二类情形是后人对篇幅较短的唐诗名篇删去末尾二句，而且所改比较成功。我们也以选入《唐诗三百首》的两首为例，即李白的《子夜吴歌》和柳宗元的《渔翁》。
    李白《子夜吴歌》全文仅六句：“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明人蒋仲舒云：“前四语便是最妙绝句。”(19) 王夫之亦以为：“前四句是天壤间生成好句，被太白拾得。”(20) 蒋、王两人只是认为此诗的前四句在篇中更为精警，而清人黄白山、田同之则公然提出应把后二句删去，黄白山说：“亦宜删后二句作一绝。”(21) 田同之说：“余窃谓删去末二句作绝句，更觉浑含无尽。”(22) 虽然亦有人反对这种删削，如清人《唐宋诗醇》卷四即云：“一气浑成，有删末二句作绝句者，不见此女贞心亮节，何以风世厉俗？”(23) 但是这种意见纯从诗歌的教化功能着眼，在艺术上没有多大的价值，可以置而不论。我们认为，此诗中“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二句实已写出思妇之所思正在戍守边关之良人，故而在月光下急捣寒衣以远寄玉关。所以“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一层意思实已蕴含在前四句中，一旦说出，倒反而显得平直浅露，不如只写四句更为含蓄深永。
    柳宗元《渔翁》亦仅六句：“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苏轼曾手书此诗，且跋曰：“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此诗有奇趣，然其尾两句，虽不必亦可。”(24) 南宋严羽对此极表赞同：“东坡删去后二句，使子厚复生，亦必心服。”(25) 后代也有人对苏轼的意见不以为然，如宋末刘辰翁就说：“或谓苏评为当，非知言者。此诗气浑不类晚唐，正在后两句，非蛇安足者。”(26) 明人李东阳亦持类似的看法：“坡翁欲削此二句，论诗者类不免矮人看场之病。予谓若止用前四句，则与晚唐何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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