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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

时间:2009-8-8 16:54:34  来源:不详
?”(27) 刘、李二人的观点又受到后人的驳斥,如明人胡应麟即驳刘辰翁云:“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除去末二句自佳。刘以为不类晚唐,正赖有此。然加此二句为七言古,亦何讵胜晚唐?故不如作绝也。”(28) 清代诗论家也大多同意苏轼的意见,如王士祯云:“柳子厚‘渔翁夜傍西岩宿’,只以‘欸乃一声山水绿’作结,当为绝唱。添二句反蛇足也。”(29) 沈德潜亦云:“东坡谓删去末二语,余情不尽,信然。”(30) 我们认为,刘辰翁、李东阳的意见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正如明人孙月峰所言,此诗末二句“意竭中复出余波,含景无穷”(31),遂使全诗的音节意境较为舒缓浑融,从而与奇巧峭急的晚唐诗风有所区别。然而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对晚唐诗风的全盘否定,故认为一落晚唐即无可取。其实评价一首唐诗的艺术水准,何必一定要拘泥于初、盛、中、晚之分?只要我们跳出了鄙视晚唐诗风的评价模式,那么删去此诗的末二句,全诗在余音袅袅的柔橹声中戛然而止,而末二句所表达的悠然自得之意趣也已化作言外之意融入一片青绿山水之中,可谓极含蓄蕴藉之能事。苏轼说此诗“有奇趣”,正是着眼于此。
    把上述两类情形作一对比,得出的结果相当有趣。照常理推测,第一类是把篇幅较长的古诗删去末尾数句,所删的部分占全诗的比重很小,应该不会对原诗产生太严重的影响;而第二类是把篇幅很短的古诗(仅有六句)删去末尾两句,所删的部分占全诗篇幅的三分之一,颇有可能伤筋动骨。可是事实恰恰相反,第一类删削造成的结果并不理想,而第二类删削倒产生了很理想的艺术效果。这是出于什么原因呢?我们的理解是:虽然中国古典诗歌在总体上都崇尚精练简约的表达方式,但对古体诗和律诗的要求还是有所区别的。简单地说,古体诗本来就没有篇幅上的限制,许多五七言古诗的名篇还以委曲周详或淋漓酣畅为优点,而言外之旨倒并不是它们的主要追求目标。从盛唐的李、杜到中唐的韩、孟、元、白,莫不如此。清人方东树论五古说:“思积而满,乃有异观,溢出为奇。若第强索为之,终不得满量。所谓满者,非意满、情满即景满。否则有得于古作家,文法变化满。以朱子《三峡桥》诗与东坡较,仅能词足尽意,终不得满,无有奇观。”(32) 又论七言歌行说:“凡歌行,要曼,不要警。”(33) 因此,对于长篇的五七言古诗来说,写得周详酣畅正是其体式优点的表现,如果想删去数句以求更为精简,并不容易得到太好的艺术效果。上述第一类情形的两个例子,就是如此。可是对于短篇的古诗,尤其是像上文所举的两首仅有六句的短篇古诗,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六句的诗在篇幅上已经非常接近绝句,它们在艺术上的追求也势必会向绝句的境界靠拢。上文所举的两首例诗自身就已相当精练,当人们试图对它们作进一步的删削时,多半会以绝句的价值标准来要求之。而绝句一体的优点显然是简练含蓄,意在言外等,这些优点都必须依托于形式之精益求精,清人钱良择说:“绝句气局单促,以警拔为上。”(34) 可谓探骊得珠之言。于是,当后人把李白的《子夜吴歌》和柳宗元的《渔翁》各删去两句,它们在体式上成为绝句,在艺术境界上也接近于绝句,即具备了含蓄蕴藉、意在言外等优点,这正符合人们对短诗尤其是对绝句的要求,无怪乎会得到较多的认同了。

    三

    上文所涉及的后人对唐诗进行删削的情形殊途同归地导向一个结论,即成功的删削结果都是形成了绝句。那么,这个结论有普遍意义吗?其原因又是什么?
    让我们依然把后人的删削分成两类情形来进行分析。第一类是从长篇的古诗中抽出四句形成绝句,除了上文涉及的两例外,再补充几个例子:明人谢榛云:“李群玉《雨夜》诗:‘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观此悲感,无发不皓。若后削冗句,浑成一绝,则不减太白矣。”(35) 李群玉诗原题为《雨夜呈长官》,全文如下:“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愁穷重于山,终年压人头。朱颜与芳景,暗赴东波流。鳞翼思风水,青云方阻修。孤灯冷素艳,虫响寒房幽。借问陶渊明,何物号忘忧。无因一酩酊,高枕万情休。”此诗首二句交代写作的背景:客居孤寺,秋夜听雨。三四句抒写心中的无穷愁绪。后面的十二句细写愁绪的具体内容:青春易逝,仕途多蹇,寒夜孤灯,浇愁无由。后面的内容其实已经被浓缩在前面四句中了,再逐一细写实为重复,如“愁穷重于山,终年压人头”二句的意思其实已含于“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之中,况且这两句的句法又是相当的稚嫩笨拙!所以如把前四句抽出成为一首绝句,确实使此诗的艺术水准提升了一个层次。其实这也不是谢榛的妙手偶得,南宋的洪迈早就指出:“予绝喜李颀诗云:‘远客坐长夜,雨声孤寺秋。请量东海水,看取浅深愁。’且作客涉远,适当穷秋,暮投孤村古寺中,夜不能寐,起坐凄恻,而闻檐外雨声,其为一时襟抱,不言可知。而此两句十字中,尽其意态,海水喻愁,非过语也。”(36) 除了把李群玉误作李颀以外,洪迈的一番话说得相当中肯:这四句诗确实已把秋夜孤客之愁思写得淋漓尽致了。洪迈只说到此诗的前四句,不知是有意忽略其余部分还是他只看到这四句,但他的评语似乎是把这四句当作一首完整的诗来着眼的。这也说明这四句诗确实具备了独立成篇的条件。此外,清人吴乔曰:“七绝与七古可相收放,如骆宾王《帝京篇》、李峤《汾阴行》、王泠然《河边枯柳》,本意在末四句,前文乃铺叙耳。只取末四句,便成七绝。”(37) 李峤诗前文已论及,骆宾王《帝京篇》的末四句如下:“汲黯薪愈积,孙弘阁未开。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帝京篇》虽是一首七言古诗,但其中夹杂着许多五言句子,结尾的这四句其实可以组成一首五绝,吴乔所说的“七绝”当是因全诗是七古而致误。《帝京篇》篇幅甚长,内容也相当丰富,前面的部分着力描写帝京之繁华、王公将相之骄奢淫逸,以及仕途之险恶与富贵之不可恃,末尾四句转入对自身怀才不遇的慨叹作结,至此方见主旨,而前面的大段描述都可谓之铺叙。王泠然《河边枯柳》的末四句如下:“凉风八月露为霜,日夜孤舟入帝乡。河畔时时闻木落,客中无不泪沾裳。”(38) 其前面的十六句都是对隋堤今昔变化的描绘,末四句由怀古转入羁旅行役之情,也不妨将前面的部分读作对后面的铺垫。所以这几个例子中所抽出的四句诗都是具有某种独立性质的,它们在艺术水准上又正好是全诗中的警策部分,所以能够删去其余部分成为绝句。
    第二类是从短篇的古诗乃至从律诗中抽出四句来成为绝句,除了上文所论及的李白《子夜吴歌》和柳宗元《渔翁》两首六句古诗外,再让我们看两个把律诗删成绝句的例子。许浑《金陵怀古》:“玉树歌残王气终,景阳兵合戍楼空。松楸远近千官冢,禾黍高低六代宫。石燕拂云晴亦雨,江豚吹浪夜还风。英雄一去豪华尽,唯有青山似洛中。”谢榛曰:“许用晦《金陵怀古》,颔联简板对尔。颈联当赠远游者,似有戒惧意。若删其两联,则气象雄浑,不下太白绝句。”(39) 此诗是许浑的名作,但正如谢氏所言,其中间两联皆有瑕疵。颔联之弊不仅在于“简板对尔”,而且在于“松楸远近”一句不像是亡国之都应有之景。颈联则与此诗的怀古主题联系不紧,颇有拼凑之迹。如果把中间两联删去,确实可以成为一首气象雄浑的七绝。齐己《剑客》:“拔剑绕残樽,歌终便出门。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勇死寻常事,轻仇不足论。翻嫌易水上,细碎动离魂。”清人黄白山云:“余尝欲删齐己《剑客》诗、赵微明《古离别》二首后四语作绝句,乃佳。《剑客》云:‘拔剑绕残樽,歌终便出门。西风满天雪,何处报人恩。’《古离别》云:‘为别未几日,一日如三秋。犹疑望可见,日日上高楼。’前诗写剑客行径风生,后诗写思妇痴情可掬。赘后四语,其妙顿减。”(40) 赵微明的《古离别》是一首八句的五古,此处暂不置论。齐己的诗确如黄白山所论,删去后四句作绝句更妙。因为颈联所写是剑客的平常情态,况且字句也甚为平庸。尾联欲发高论,却高而不切。当日燕太子等人在易水边上送别荆轲,乃惊天地、泣鬼神之壮举,岂能说是“细碎动离魂”!相反,如果此诗只有前四句,则侠士痛饮狂歌后冒着满天风雪出门报恩,这一幅生动的剪影便把其神态、心事表露无遗,哪里还用得着后四句的蛇足?明人王世贞也表示过类似的意见:“王勃:‘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杜荀鹤:‘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皆五言律也。然去后四句作绝乃妙。”(41) 王氏所说的两首诗是王勃的《送杜审言》和杜荀鹤的《春宫怨》,前者原文如下:“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后面四句含意太直露,删去后方臻蕴藉之境。后者原文如下:“早被婵娟误,欲妆临镜慵。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忆采芙蓉。”此诗中“风暖鸟声碎”一联向称名句,故胡应麟反对将它删去:“杜荀鹤《宫怨》,佳处在‘风暖’、‘日高’一联,不可删也。”(42) 但是前四句若单独成篇,颇有从容不迫之致,可成一首言简意赅的绝句。当然,此诗不删后半也无害其为名篇,这是与其他例子不同的地方。
    从上述两类情形的分析可以看出,对唐诗名篇的比较成功的删改都是从原诗中抽出四句形成一首绝句。但是细察其过程,却可发现这两种删改方式所体现出来的诗学观念是同中有异的。在第一类删改中,后人实际上是把原诗中最为警策的四句抽出独立成篇,删改后的绝句一般不能包含原作的全部内容,但在艺术上确实比原作更为精警。也许是受到书写条件的限制,中国上古的典籍都是以寥寥短章的面目出现的。即使在篇幅稍长的作品出现以后,人们仍对其中特别精警的片断予以格外的重视。春秋诸侯的断章赋《诗》,诸子百家的简略引文,都在客观上使典籍中的某些片断以独立的形态而存在。等到文学的独立价值受到人们的充分重视以后,关于诗文作品中的“警策”的概念就应运而生了。晋人陆机在《文赋》中指出:“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今人徐复观阐释说:“此处之所谓片言,从两句全般意义看,不应仅作一般之所谓‘警句’来理解……这里是就全篇来说的,其作用是给全篇以照明的功效作用。……片言的纲领,用现代的语言说,即是点出主题(Theme)。”(43) 钱锺书也认为:“警句得以有句无章,而《文赋》之‘警策’,则章句相得始彰之‘片言’耳。”(44) 既然在一篇作品中可以有“片言”即寥寥数句成为全篇的“警策”,而“警策”既具有点出主题的重要作用,其自身又具有“章句相得”的独立形态,那么从某篇作品中抽出这几句“警策”来就完全有可能构成一篇新的作品。显然,这种意义上的删削与所谓的“摘句”是完全不同的。后者只是从作品中抽出一两句“警句”,它们是不能独立成篇的(45)。当然“警策”所包含的句子往往也是“警句”,但是“警句”却不一定能构成“警策”。上文所举的从篇幅较长的古诗中抽出来的绝句几乎都可看作是原作中的“警策”,它们确是形神俱备的新的作品。不言而喻的是,从长篇古诗中抽出来的“警策”必然只有寥寥几句,它们所形成的新作品的最合适的诗体就是绝句。
    在第二类删改中,后人的作为在表面上看似乎也是从原作中抽出四句来,但我们宁肯把这理解成对原作的删削,因为原作自身的篇幅就不长(每首八句或六句),后人所以要把它们再删去四句或两句,主要是为了使它们变得更加精练,虽说其结果与前一类情形是殊途同归的。上文说过,中国古代的诗文都以精练简洁为追求目标,刘勰《文心雕龙》中就单设《熔裁》一章专论删繁就简之重要性:“规范本体谓之熔,剪截浮词谓之裁。裁则芜秽不生,熔则纲领昭畅。譬绳墨之审分,斧斤之斫削矣。”又论删芟之准则:“句有可削,足见其疏;字不得减,乃知其密。精论要语,极略之体;游心窜句,极繁之体。谓繁与略,随分所好。引而申之,则两句敷为一章;约以贯之,则一章删成两句。思赡者善敷,才核者善删。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字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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