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在文学史研究中方兴未艾的接受美学流派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征，就是把注意力从传统的“作者—文本”的关系转移到“文本—读者”上来。其实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史上，“文本—读者”的关系早就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不过古人不知道“接受美学”这个名词罢了。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上文所述的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堪称读者对前人诗歌文本的创造性的阅读活动，它有时甚至从原作者手中夺取了诗歌的原创权。
    众所周知，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座高峰，它的巨大身影几乎笼罩着唐以后的整个诗史进程。唐诗中的那些名篇更是达到了家喻户晓的程度，后代的诗人和读者都把它们视为艺术规范的标本。然而后代富有独创精神的诗人和持有独立见解的诗论家是不会满足于永远对唐诗进行顶礼膜拜，更不会严守唐诗艺术规范的藩篱而不越雷池半步的。他们在努力创造有异于唐诗风范的新颖的诗歌风格的同时，也试图对唐诗进行新的解读和评价，并力图找出唐诗的不足之处来树立新的艺术规范。上文所述的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就是此类解读和评价的典型体现之一，它貌似随机而发，其结论也零零星星而不成系统，但其中实蕴含着深远的文学史意义。美国的哈罗德·布鲁姆认为：“诗的影响——当它涉及到两位强者诗人，两位真正的诗人时——总是以对前一位诗人的误读而进行的。这种误读是一种创造性的校正，实际上必然是一种误译。一部成果斐然的‘诗的影响’的历史——亦即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诗歌的主要传统——乃是一部焦虑和自我拯救之漫画的历史，是歪曲和误解的历史，是反常和随心所欲地修正的历史，而没有所有这一切，现代诗歌本身是根本不可能生存的。”(48) 唐代以后的历代诗人和诗论家没有这么清醒的要对前人的诗歌进行“校正”的意识，但他们在无意识中却进行着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们类似的活动：以对前代伟大诗人的作品进行有意无意的“歪曲”和“修正”来抗拒其巨人影响，并为自己找到在诗歌史上的位置。本文无意探讨后代诗人在实际创作中对唐诗风范的种种“修正”，但上文所论及的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活动同样清楚地体现出这种意图。为什么这样说呢？
    作品总数达数万首的有唐一代之诗，当然不会是篇篇珠玑，而必然是良莠不齐，精粗杂陈的。如果后人仅仅对唐诗中不很成功的作品进行批评，那么在客观效果上不但不能降低唐诗的地位，反而会有助于确立唐诗不可动摇的典范地位，因为那些不成功的唐诗多半是偏离了唐诗的艺术规范，批评它们等于为唐诗典范提供了反证法的例证。而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就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它们针对唐诗名篇的缺点进行批评，并以成功的删改说明唐诗的规范远非白璧无瑕，而是可以进一步完善的。这样的结果当然会打破唐诗完美无缺的神话，从而为后人在诗歌领域中进行创造性的创作和评论提供学理上的依据。成功地进行上述删改的例子虽然并不很多，但是其影响却是不可低估的。比如苏轼对柳宗元《渔翁》诗末尾二句的删除，在后代再三被人引用、复述或进一步讨论。时至今日，几乎到了只要人们讨论此诗，就无法回避苏轼的删改意见的程度。换句话说，苏轼的意见已经成功地“修正”了柳宗元的原作，一个新的诗学规范已经取代了柳宗元原作所确立的旧规范。宋人范温说：“子厚诗尤深远难识，前贤亦未推重。自老坡发明其妙，学者方渐知之。”(49) 此话主要是指苏轼对柳诗意义和价值的“发明”也即深度阐释，其实苏轼除了“发明”柳诗之外还对它进行了局部的“修正”，而后者也许具有更重要的诗歌史意义。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后人对唐诗名篇的删改并不是文学史上的偶然事件，它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后人对唐诗艺术规范的批评和修正，也体现了后人对新的诗歌艺术规范的追求，它应该被纳入从事诗歌史研究的当代学者的视野之内。至于后人在删改唐诗名篇时所体现出来的各个不同时代的文学观念和诗学风尚究竟有什么具体内容，因涉及面太多，笔者将另外撰文予以探讨。

    注释：
    ① 《论语·卫灵公》，《论语正义》，上海书店1986年影印《诸子集成》，第1册，第349页。
    ② 《文赋集释》，陆机著、张少康集释，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9页。
    ③ 《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册，第2510页。
    ④ 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上：“然《八哀》八篇，本非集中高作。……如《李邕》、《苏源明》诗中极多累句，余尝痛刊去，仅各取其半，方为尽善。”（《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册，第411页）按：刘克庄亦同意叶氏此言，见其《诗话后集》，《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六，《四部丛刊》本。
    ⑤ 《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上册，第11页。
    ⑥ 薛用弱《集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1页。
    ⑦ 明人胡应麟云：“唐乐府所歌绝句，或节取古诗首尾，或截取近体半章，于本题面目全无关涉。”（《诗薮》内编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15页）
    ⑧ 吴乔《围炉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531页。
    ⑨ 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册，第230页。
    ⑩ 《围炉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册，第525页。
    (11) 《升庵诗话》卷八，《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789页。
    (12)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九，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424页。
    (13) 见《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卷二三，此书似已亡佚。
    (14) 《评杜默诗》，《苏轼文集》卷六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五册，第2131页。
    (15) 《唐诗清雅集》卷一（无页码），清乾隆三十年抄本。
    (16) 详见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上册，第147—149页。
    (17) 《雨航杂录》卷上，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67册，第8页。
    (18) 《昭昧詹言》卷一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39页。
    (19) 见李攀龙、凌宏宪所辑《李于鳞唐诗广选》卷一，明刻朱墨套印本，第4页。
    (20) 《唐诗评选》卷二，船山遗书本，第10页。
    (21) 见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册，第230页。
    (22) 《西圃诗说》，《清诗话续编》，上册，第760页。
    (23) 《唐宋诗醇》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48册，第132页。
    (24) 《书柳子厚渔翁诗》，《苏轼佚文汇编》卷五，《苏轼文集》，第6册，第2552页。
    (25) 《沧浪诗话·考证》，《历代诗话》，下册，第706页。
    (26) 见高棅《唐诗品汇》卷三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27) 《麓堂诗话》，《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370页。
    (28) 《诗薮》内编卷六，第121页。
    (29) 《带经堂诗话》卷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第34页。
    (30) 《唐诗别裁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53页。
    (31) 《评点柳柳州集》卷四三，引自《柳宗元诗笺释》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254页。
    (32) 《昭昧詹言》卷一《通论五古》，第1页。
    (33) 《昭昧詹言》卷一一《总论七古》，第232页。
    (34) 《唐音审体》，《清诗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下册，第784页。
    (35) 《四溟诗话》卷三，《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81页。
    (36) 《容斋随笔》卷四，《宋人诗话外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6年版，下册，第786页。
    (37) 《围炉诗话》卷二，《清诗话续编》，上册，第531页。
    (38) 此诗一题《汴堤柳》，见《全唐诗》卷一一五。
    (39) 《四溟诗话》卷二，《历代诗话续编》，下册，第1170页。
    (40) 见贺裳《载酒园诗话》卷一，《清诗话续编》，上册，第230页。
    (41) 《艺苑卮言》卷四，《历代诗话续编》，中册，第1014页。
    (42) 《诗薮》内编卷六，第116页。
    (43) 《陆机文赋疏释》，《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2004年版，第230页。
    (44) 《管锥编》，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1198页。
    (45) 参看张伯伟《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外篇《摘句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6—345页。
    (46) 《文心雕龙注》卷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543页。
    (47) 《史通通释》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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