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近代“经世实学”远绍先秦诸子之学术传统，近取南宋事功之法。至先秦诸子开始，中国士人便以关怀社会、参与政治、服务人生为自己学业价值的最高体现。因此，越是社会腐败、政治黑暗、人生艰难，经世致用的精神越是在开明、正直的士人胸中鼓荡高扬。南宋事功学派中陈亮的永康之学，便是南宋内忧外患时代的产物。陈亮事功学派为学以读书经济为事，志在通经达用、救时除乱。他们穷天下之实，究兴亡之变；黜空疏之言，嗤性命之论；崇博洽异流、违绝学为界；视圣人之道，如民生日用；重因事作则，讲开物成务。他们兴王霸并用，倡义利双行；以治史经世，佐六经参证。永康学派对近世学术风气的转变产生了深远而巨大的影响。本文试通过对陈亮的功利论、变易观、道德性命之学、史学与治史观、王霸义利说之阐述，探讨以陈亮为代表的南宋永康学派与近代经世实学之学术渊源。

关键词  南宋  陈亮  永康学派  近代  经世实学 

一 

事功学派领袖陈亮在给朱熹信中毫不讳言功利：“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以为法，但有救时之志，除乱之功，则其所为虽不尽合义理，亦不自妨为一世英雄。”抒发了其建功立业的抱负。“靖康之难”以后，金兵继续南侵。以宋高宗和秦桧为首的投降派，为了维护上层统治集团的利益，以对金屈膝求和来换取半壁河山的苟安，他们杀掉了抗金名将岳飞，残酷迫害朝廷中的主战派。除了向金国称臣纳贡以外，他们还把淮河以北广大地区出卖给金国。与南宋统治集团相反，一些有民族气节的士大夫则表现了高昂的爱国热情，他们主张北伐，要求恢复中原失地，与投降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爱国主义成为了南宋文学的突出主题。这不仅表现在伟大的爱国作家陆游、辛弃疾的作品当中，也表现在其他一些作家如曾几、陈与义等诗人和李清照、张元干、张孝祥等词人的作品中。还有一些抗金将领和主战的士大夫，如岳飞、李纲、胡铨、赵鼎等人也留下了壮烈的爱国篇章。南宋的哲学家、政论家、词家，事功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亦创作了《龙川词》三十首（后增辑74首）。陈亮以议论入词，陈“平生经济之怀”。他宣称：“复仇自是平生志，勿谓儒臣鬓发苍。”以示抗金之志至老不衰。陈亮逝世的前一年，当光宗策问进士时，在《对策》的开篇，陈亮即大声疾呼：“天下大势之所趋，天地鬼神不能易，而易之者人也。”这对于近代学术思想之变迁具有振聋发聩之效。

在民族矛盾突出的南宋时期，以醇儒自居的朱熹，在对待抗金的态度上，先是主张“徐起而图之”，之后又提出以正心诚意来制敌：“所望者，则惟欲陛下先以东南之未治为忧，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几真实功效，可以驯至，而不至于别生患害，以妨远图。”[1]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一书》中，批驳了朱熹正心诚意的主张：“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真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举一世安于君父之雠而方低头拱手而谈性命，不知何者谓之性命乎！”陈亮鼓励孝宗应该掌握“今日大有为之机，不可苟安以玩岁月。”他在《上孝宗皇帝第二书》中说：“天下之英雄豪杰皆仰首以观瞻陛下之举动。陛下其忍使二十年间所以作天下之气者一旦而复索然乎？”面对“万里腥膻如许”之中原，陈亮呼唤“千古英灵安在，磅礴几时通？”并坚信“胡运何须问，赫日自当中。”[2]在上书孝宗之后，陈亮离家亲往金陵、京口两处观察军事地形，希望通过对地理形势的分析与考证为军事行动提供资鉴，又往江西上饶访辛弃疾，并写信约朱熹来共商恢复大计，此即辛、陈两家词中所谓“鹅湖之会”。

近代重新崛起的“经世之学”，这条路线与中国进步思想有直接的联系。陈亮的事功学说，对近世思想解放和历史变易观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它直接启发了龚自珍辈，使他们用类似的学说来证明变法维新的重要性和历史必然性。近代慷慨论天下事，开一代风气之先的龚自珍，在面对“请政府既渐凌夷衰微矣，举国方沈酣太平”之际，“不胜其忧危，恒相与指天话地，规天下大计。”[3]他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诽专制。与龚自珍同时代的，被美国学者称为不仅是中国，而且是东亚最杰出的思想家的魏源，最早介绍西方，提出向西方学习。为了抵御外侮、拯救中国，他编撰了《海国图志》，并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之方针，同样表现了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爱国热情。近代无论是启蒙时期“以经术求治术”，或是世纪末“维新改制”、“籍古论治”，以及其后之“输入学理，再造文明”等思潮，皆无不与南宋永康派“经世致用”之学术思路趋同。从陈亮、叶适到黄宗羲、顾炎武，到近代龚自珍、魏源、梁启超、章太炎、孙文等，都是在经世致用观念影响下，注重事实、历史、经验，主张改革、变法、革命。都可以看作是中国这种传统在近代特定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 

二 

陈亮在《上孝宗皇帝第三书》中说：“臣窃惟艺祖皇帝经画天下之略，盖将上承周汉之治，太宗皇帝一切律之于规矩准绳之内以立百五六十年太平之基，至于今日而不思所以变而通之，则维持之具穷矣。”又断然“天道六十年一变”。（《上孝宗皇帝第一书》）在此他提出了变通之观点，指出了“今日”变通之重要性、必然性。如何变？陈亮强调“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孔子之作《春秋》，其于三代之道，或增或损，或从或违，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而不必循其旧典。”事功学派的另一代表人物叶适亦认为社会制度必然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决不可一味以古人为法，他反对不加分析一味以变古为非、复古为是。同时他也不赞成无视当前具体情况而轻率地定出制度。陈亮的政治变革精神是“裁量张驰，不用一法”。事功学派提出的应时而变、因时制宜之主张，有力地抨击了理学家关于道不变，三代之治尽善，不可标新立异之论，体现了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及实事求是的精神。

近代中国学术文化的变化，从根本上来说是近代社会历史条件深刻变局的反映。近代社会危机的加深同样引起了一些关切时弊的士大夫的担忧，因而士林风气中逐渐弥漫着经世致用思潮。龚自珍通过对历史的考察，指出历史上“无八百年不夷之朝代”，而导致灭亡的原因就在于不能因时而变法：“夏之既夷，豫假夫商所以兴，夏不假六百年矣乎？商之既夷，豫假夫周所以兴，商不假八百年矣乎？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陊，以俟踵兴者之改图耳。”[4]在龚自珍看来，清王朝已有将夷之势，如果拘守祖宗成法不改革，势必如夏商周一样成为明日黄花，在《上大学士书》中，他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及，事例无不变迁。”他指出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的衰世。故而大声疾呼：“一祖之法无不蔽，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抑思我祖所以兴，岂非革前代之败耶？前代所以兴，又非革前代之败耶?”(《乙丙之际著议第七》)他感到清朝已无药可救了，故寄希望于“山中之民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

近代关切时弊的士大夫们继续发扬宋明有识之士的经世致用学风，注重关切国计民生诸大政，如漕运、治河、边防、盐政、屯田等。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阐释和评价先秦诸子，注重开掘诸子学说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使之染上了浓厚的经世致用色彩。由乾嘉学者所倡导的“子儒平等”进而转向“通子致用”，表现了诸子学嬗变的一重要特征。路德公然揭橥墨学救世的大旗。肯定墨学，以为经世致用：“吾之用墨，非有慕于墨也，亦非援墨而入儒肄业。吾悲夫世之命为儒者大率皆杨子之徒也……视亲族之饥寒、朋友之患难漠然若秦越也。”墨学成为他针砭时弊，救济民生的思想武器。其颂扬墨学，显然针对士大夫外儒内杨，不问世事而自私自利的市侩习气。道咸时期，主张以“子”经世的代表魏源将老子的哲学精髓转化为经世致用的思想营养，他反对把老子当作“养生修道”之术，而视其为救世之书：“老子见学术日歧，滞有溺迹，思以真常不弊之道救之。”[5]在魏源看来，老子之道不过是作者构思出来救治社会的思想工具而已。

以《易》作为社会改革的理论依据，在康、梁等维新派身上表现得尤为显著。康有为说：“孔子作六经而归于《易》、《春秋》。《易》则随时变易，穷则变，变则通。”并举例说明“变”，乃天下社会之公理：“伊尹古能治国者也，日用其新，去其陈，病乃不存。”[6]康有为将《易》的变易之理，作为它“改旧”、“维新”、“存国”的理论基础。谭嗣同说：“本诸《易》，以究天人古今之变。”梁启超说：“法何以必变？凡是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昼夜变而成日；寒暑变而成岁；大地肇起，流质炎炎，热熔冰迁，累变而成地球。”草木虫鱼，“彼生此灭，更代迭变而成世界……藉日不变，则天地人类并时而息矣。”他依照昼夜更替、寒暑往来的自然现象，以及世界生成、生物变迁进化，人类新陈代谢的变化规律，并根据“周邦岁旧，其命维新，言治旧国必用新法。”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之结论。近代思想革命先驱皆以《易》的变易思想，作为“天下之公理”，[7]用以论证典章制度非变不可的社会思想。

近代维新派领袖康有为，他的变法思想是在中法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发生、发展起来的。一八八八年，他第一次向光绪上书时就尖锐指出，当时的形势是“外夷变迫”，“将及腹心”，如果不及时变法，“数年之后，四邻交逼，不能立国”。（《上清帝第一书》）一八九七年德国占领胶州湾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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