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宋代理学的重要支派——心学派是以“存心、养心、求放心”为其核心思想的。在此基础上,该派提出了独特的“天籁自鸣”说,其主要观点是:天籁自鸣之境界的前提是作者须依据本心,心无邪思;天籁自鸣之境界产生的基础是物我一体;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根本特色是与雕琢造作相对应的天成自然。
【关键词】 南宋心学派;天籁自鸣;本心
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境界为历代文学评论家所推崇,就文学领域来看,专门研究极为丰富,笔者无意赘述。不过,笔者在研究以陆九渊为首的南宋心学派时,却发现该派也把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境界尊之为文学作品的至境。作为宋代理学的重要一支,该派对此境界的推崇基于怎样的前提?他们对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境界如何界定?这些都是笔者感兴趣的问题。
南宋心学派以“存心、养心、求放心”[1]卷5,与舒西美:64为其思想核心和出发点,认为人人都与生俱来地具有仁义的本心。在本心与作文的关系上,他们的态度十分明确,那就是:立心为本,作文为末。他们认为:“有德者必有言,诚有其实,必有其文。实者、本也,文者、末也。”[1]卷11,与吴子嗣:145只有立心为本,才能使作者的情感有所依归,也才能保证作文的正确方向,从而真正实现言为心声的目标。以这样一种德与文的本末先后次序为依据,则不问内涵、但求技艺的文章必然为该派所不取。在南宋心学家看来,只有以仁义为内核、顺应道德物性的作品才具有价值和意义。相反,外在于“心”的文章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以这样的文学观为指导,南宋心学家心目中的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境界当然不同于一般文学家的论述,所谓“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自成文,此诗之至也”[2]卷2,答曾子华论诗:717。这样的至境是“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是浑然天成的,用郭绍虞的话来说,就是“一方面写物理,写天机,通造化,代天工;而一方面又是调性,写心,乐性灵,述意志。盖他们以为诗是从心与外界之交感而成,偶然凑拍,天籁自鸣”[3]。在南宋心学家看来,要获得如此境界,至少需要三个方面的条件。
一、“心无邪思”——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根本前提
南宋心学家认为,作者须以本心为依据,只有心无邪思才可能超越世俗的情感,这是达到天籁自鸣、浑然天成之境界的必要前提。对此,袁燮的论述十分详备:“古人之作诗,犹天籁之自鸣尔。志之所至,诗亦至焉。直己而发,不知其所以然,又何暇求夫语言之工哉?故圣人断之曰‘思无邪’。心无邪思,一言一句,自然精纯。此所以垂百世之典刑也。”[4]卷8,题魏丞相诗:96毫无疑问,“直己而发”是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基本前提,但这个“已”却并非无条件地等同于所有源自于个人内在的情感心绪,这个“已”并不自由,它不是肆意而成、任情而发的产物,而是被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它必须以“志”为前提,以“心无邪思”为内核。在心学家看来,只有遵循这一准则,才可能产生“自然精纯”的作品。
南宋心学家把诗文看作是作者内在品质的自然伸展,这样一来,要写出优秀的作品,作者就必须修身立志。包恢《答曾子华论诗》说:“诗自志出者也,不反求于志,而徒外求于诗,犹表邪而求其影之正也,奚可得哉?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岂苟作者哉?”这个能够左右文学作品高下的“志”,就是“惟知有一公一是一正而已,不则为私为非为邪,毫厘不犯焉。惟知有当行当取当就而已,不则必止必舍必去,丝发不妄焉”[2]卷7,介轩说:780。这样的“志”发而在外,必然表现为“俯仰浩然,进退有裕”[1]卷9,与杨守:123的崇高境界。具有如此胸襟的作者不再是一个普通的骚人墨客,他的志向、人品会不自觉地渗透到作品中去,为其染上不同于凡俗的独特风韵,这就叫作“气清容正”[5]。包恢还用具体的事例说明:“子华之诗谓因居闲处独、岑寂无聊而作,则亦不可谓无所击触而自鸣者,此亦后世骚人文士之常也。然揆之以志,则有未然者。居闲处独,不妨颜子陋巷之乐,何为岑寂而无聊?若如曾子之七日不火食,果能歌声若出金石乎?陶渊明少学琴书,性爱闲静,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曰‘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彼方以居闲处独为乐,若有秋毫岑寂无聊之态,其能道此等语,作此等诗乎?曰‘心远地自偏’,曰 ‘此中有真意’,曰 ‘闻禽鸟变声,复欣然忘食’,此其志高矣,美矣。好诗者如进于此也,诗当自别矣。太白常有超世之志,固非世态之所得而笼络;子美一生穷饿,固不掩于诗,而其志浩然,未始一日少变,故其诗之光焰不可磨灭,不可不考也。”不为世态笼络,心存浩然之志,自然不会因居闲处独而生岑寂无聊之情,所以心学家要求作者“幸于在心为志上加功,不然抑末也”[2]卷2,答曾子华论诗书:719。
在南宋心学家看来,天籁自鸣的内核是“心无邪思”,作者应当“以思无邪之道自发见于诗章之中,无庸为赘,自能兴起人之善心”[6]卷16,家记十:866。文学家既然肩负着如此庄严的使命,当然不能纵情任性,他必须“本仁祖义”[7]卷下,谢解启:548。基于此,心学家反复强调“放逸之习不可纵也,庄敬之学不可废也,浮薄之务不可亲也,朴古之事不可厌也”[6]卷15,家记九:854,即袁甫为其父袁燮《絮斋集》所作《后序》曰:“浑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道德不足,言辞虽工,所为天者已不全矣。君子奚尚焉?”[8]
按照心学家的观点,“修己作文初非二事”[7]卷上,答袁恭安:511,作者必须首先成为本心的坚定的持守者,必须首先做一个“有道有德”的君子,然后才谈得上写作天籁自鸣、浑然天成的作品。因为作者“恬于荣利,凡世俗所乐者,不入于心。……胸襟如此,发而为诗,清新俊逸,出乎尘垢之外,理当然尔”[5]卷8,跋云巢王公续雅:93,这就叫做“心正则笔正”卷8,跋高公所书孝经:93、“根诸中心,形于翰墨”[5]卷8,题晦翁帖:104。反之,无论作品具有怎样精致的外表,假如仅以炫耀文学才华为创作目的,那就根本无法承担起兴发读者本有之善心的使命,在心学家看来,这样的作品是毫无价值的。
当然,南宋心学派也不回避心蔽的问题,他们 认为,人的本心虽是万善咸具,可是一旦被物欲所诱,心溺于外,则纯美不再。但心有蒙蔽并不可怕,关键是要去除蒙蔽,复返本心。陆九渊《养心莫善于寡欲》谈得十分透彻:“将以保吾心之良,必有以去吾心之害。何者?吾心之良吾所固有也,吾所固有而不能以自保者,以其有以害之也。有以害之,而不知所以去其害,则良心何自而存哉?故欲良心之存者,莫若去吾心之害。吾心之害既去,则心有不期存而自存者矣。夫所以害吾心者何也?欲也。欲之多,则心之存者必寡,欲之寡,则心之存者必多。故君子不患夫心之不存,而患夫欲之不寡,欲去则心自存矣。然则所以保吾心之良者,岂不在于去吾心之害乎?”作者须去吾心之害,保吾心之良,才能确保文学作品的正确方向,才有可能使“浑然天成者,有道有德之言也”的界定真正得以实现。与之相反,如果作者背离本心,恣情纵欲,“气庸质腐,溺于鄙陋之俗,习于庸猥之说,胶于卑浅零乱之见”卷32,好学近乎知:373,就必然会因物欲的介入而丧其“天”,这样的作者写出的作品当然也就谈不上天籁自鸣、浑然天成了。
二、“物我一体”——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思想基础
南宋心学家认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卷22,杂说:273,“道塞宇宙,非有所隐遁,在天曰阴阳,在地曰柔刚,在人曰仁义”[1]卷1,与赵监:9。“道”打通了天地人之间的距离,使三者的交流成为可能。基于此,心学家们提出:“天地之德,万物之备,罔不在我。”卷4,咏春堂记:741“上下本同流,何莫非我事?曾不见有他事,而洞然无少间隔滞碍也。万物本皆备,何莫非吾物?曾不见有他物,而豁然无所驰求系累也”卷3,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735体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我与自然交融为一 。譬如文人咏春,并非我凌驾于春之上而咏之,而是“春气自动,春声自鸣,乃春自咏耳,非有咏之者。大而雷风之千响万应,细而禽鸟之千咏万态,众而人声之千唱万和,皆咏春也,皆春自咏也。患人不能自听自闻耳。安得吾非吾而为春,春非春而为吾者,与之语此哉”?又如曾点风乎舞雩,“春为点乎?点为春乎?春非春而为点矣,点非点而为春矣。混混乎见其为一,而不见其为二矣”[2]卷4,咏春堂记:741。只有当我与宇宙合而为一,“以宇宙为己分内事”[2]卷2,答曾子华论诗:718,才可能产生天籁自鸣的境界,也只有在这时,作者才能够体味到“物非物,何物非我?我非我,何我非物?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其乐大矣”[2]卷4,竹轩记:747的浑然天成之趣。
在心学家看来,既然物我本自为一,那么就不该分裂物我:“不必曰吾与造物者游,而吾实造物者矣。至此则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乐斯歌,歌斯咏,载无声而无处非声,听不闻而无往不闻,宇宙之间盈溢流动,无一不自足,而泰然无他求;无一非固然,而安然无妄作。浩然至乐而不骄,坦然无忧而不吝,荡荡乎孰有一事一物之足以累我?休休乎孰有一丝一发之足以间我哉?以吾之为春,而春之自咏,其乐不可以有加矣。此岂常人之情,计鸡虫之得失、较蛮触之胜负者所能知其髣髴哉?”[2]卷4,咏春堂记:741当此之时,人与宇宙完满融合,私心杂念荡然无存,这是一个纯粹、至善的境界,所谓“吾徒以宇宙为一心,一心之外无余地”[2]卷3,送吴矢见甫序:733也。处在如此境界中的作者自然不会被俗世羁绊,他已打通了物我内外的界限,所以“随所至所遇,皆真景真趣,悠然理融,怡然心会”[21]。与之相反,分裂物我,“曰宇宙乃活计,自己既是宇宙,则又岂别是活计?择精仁守之意,类例未合,血脉未接,勤小于细之说,意在该括,反成牵合,而实非一贯”[2]卷2,答曾子华论诗:718。当我与万物处于分裂状态时,万千琐细之事横亘其间,当然与浑然天成、物我一体的境界无交合点,处于如此心境下的作者因其“天”的丧失,也就谈不上天籁自鸣的境界了。
所以,按照南宋心学家的观点,只有当作者具备物我为一的真心,“以宇宙为己分内事”时,他才能真正地领会宇宙自然的真意,他的作品也才能真正地达到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的境界。
三、“天成自然”——天籁自鸣之境界的根本要求
南宋心学家反对雕琢造作的风气,他们把天成自然作为天机自动、天籁自鸣境界的根本特色,作文决不能独立于本心之外,而要以本心为大前提,“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1]卷35,语录下:468。作者只须直心而发,则无不合道;直心而写,则莫非无邪。既然创作的目的在于感发人心善性,那么这一目的的实现本来也就与雕琢奇巧的文辞无干。可是,现实中的文士往往将心力放在“欲务新奇”、“巧于穿凿”、“争奇取胜”[7]卷上,通都漕:512之上,“冥心苦思,炼意磨字,为丽服靓妆,为孤峰绝岸,为琼杯玉斝,为大羹元酒”[6]卷15,家记九:853,对这种心溺于外的做法,心学家坚决反对。杨简明确指出“夫子之文章不如是也”:
孔子谓巧言鲜仁,又谓辞达而已矣。而后世文士之为辞也异哉,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又曰“惟陈言之务去”。夫言惟其当而已矣,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岂不大难?虽曰无斧凿痕,如大羹元酒,乃巧之极功,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远。[6]卷15,家记九:852
文士有云:“惟陈言之务去”,又有云:“文章切忌随人后。”近世士大夫无不宗主其说,不知几年于兹矣。《书》曰:“辞尚体要,不惟好异[1] [2]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