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从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南文北进与诗坛风气的渐变以及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这三个方面，探讨了宋代文坛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艰难历程。作者认为，经历了唐末五代长期的失落与低迷之后，传统儒道最终实现了与南方文化的有机结合，其深厚博大的入世精神又得以回归;而北宋文化繁荣的曙光，也伴随着儒道的回归悄然升起。 

【关键词】 宋初 文坛 儒道 回归

结束了晚唐五代一百余年的分裂动荡之后，宋初文坛终于迎来了重构整合的机会。太祖、太宗两朝长达十九年的统一战争，逐步为南北文化的交流互动扫清了区域政治的障碍;同时原属偏邦小国的大量文人不断汇聚到汴梁，也为宋初文坛创造出一种南北合流的新局面。不过，经五代十国长期发展积淀的多元地域文化在重新整合为北宋统一文化的过程中，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的对撞与冲突在所难免，中原文人与列国降臣在新政权下的处境和心态也各自有别。新时期文化的主流品质，只有在多种文化、不同文人群体之间充分和谐的对话之后才能初现端倪;宋真宗以后群星璀璨的文化繁荣，也需要在低谷渐进的漫长积累之后才姗姗来迟。本文所讨论的正是宋代文坛从初创走向繁荣的艰难历程。

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

中原地区自黄巢起义以来久历战祸摧残，五代则更是“干戈贼乱之世也，礼乐崩毁，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地而尽于是矣” ① 。其时武夫悍将骄横称雄，以为“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 ② ，因而篡弑相寻，肆无忌惮。文人士大夫生于其时，非但不能兴国安邦，动辄还有性命之忧。即使显达如冯道，“历五朝、八姓，若逆旅之视过客，朝为仇敌，暮为君臣，易面变辞，曾无愧怍” ③ 者，也不免仰人鼻息，视人眼色。与此同时，李唐时期积累起来的大量图籍，也在长安、洛阳的劫难中丧失殆尽，中原文化基础受到了毁灭性的破坏和摧残。北宋建国之初，面对的便是这样一种近似丘墟的文化基础。如果没有其他文化力量的介入，要完成北宋文化的重建与复兴，几乎是不可能的。或许正因为如此，宋初二帝在动用武力一统寰宇的过程中，同时也在着意寻找文化统一和建立文治的有效途径。太祖建隆四年平定荆南、湖南，乾德三年攻灭后蜀，开宝四年讨平南汉，开宝八年李煜归降，太宗太平兴国三年钱俶、陈洪进纳土归朝。随着国家统一事业的完成，原来分散在南方各地的图籍资料被搜集转运到首都汴梁，而数以百计的文学才俊也从全国各地汇聚到新政权下;经晚唐五代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各地文化遂由此得到了强有力的整合，宋初文化得以复兴的基础条件也日益形成。

作为传统文化的载体和象征，图籍的搜讨汇聚是宋初文化整合过程的第一步。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载，后蜀灭国之后，宋太祖“遣右拾遗孙逢吉至成都，收伪蜀图书法物”，“逢吉还，所上法物皆不中度，悉命焚毁;图书付史馆”;同书卷一七云，金陵城将破，太祖先已“令太子洗马河东吕龟祥诣金陵，籍李煜所藏图书，送阙下”;同书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下又云:“建隆初，三馆所藏书仅一万二千余卷，及平诸国，收其图籍，惟蜀、江南最多。凡得蜀书一万三千卷，江南书二万余卷。又下诏开献书之路，于是天下书复集三馆。”《类苑》卷三○引《杨文公谈苑》亦称:“王师平金陵，得书十余万卷，分配三馆及学士舍人院，其书多雠校精审，编帙全具，与诸国书不类。”这些书籍还仅限于归入三馆的部分，收藏在其他地方或者散落于显宦之家者，应该还有不少。譬如梅尧臣就曾谈及闽中上元县之澄心堂藏有李煜数千幅法帖。《宛陵先生集》卷二七《答宋学士次道寄澄心堂纸百幅》称:“寒溪浸楮舂夜月，敲冰举帘匀割脂。焙干坚滑若铺玉，一幅百钱曾不疑。江南老人有在者，为予尝说江南时。李主用以藏秘府，外人取次不得窥。城破犹存数千幅，致入本朝谁谓奇。漫堆闲屋任尘土，七十年来人不知。”《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一一《升元帖》条称:“《闲者轩帖》考云:南唐李后主出秘府珍藏刻帖四卷，每卷后刻升元二年三月建业文房模勒上石，为淳化阁帖之祖。”清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序》亦云:“赵元考家藏有澄心堂书三千卷，上有‘建业文房’之印。” ④ 此外，《宋史》卷三一七《钱惟演传》称惟演“家储文侔秘府”;同书卷四八�　肚�惟治传》亦云:“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钱俶子侄所藏书籍，多数应系吴越旧物。

从图书的来源可以看出，宋初文化赖以复兴的基础，主要由统一之前的汴洛、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四方面力量熔铸构成;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并非汴洛，而是南唐。西蜀、南唐及吴越等国，作为军事及政治上的失败者，其原有文化只能被统一政权吸纳整合，从而为新型大一统文化的重新架构作出贡献。宋太宗重建三馆，其深意和目的也正在于此。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太平兴国三年正月载:“自梁氏都汴，贞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小屋数十间为三馆，湫隘才蔽风雨……上初即位，因临幸周览，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蓄天下图籍，延四方贤俊耶!’即诏有司度左升龙门东北旧车辂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工徒，晨夜兼作，其栋宇之制，皆亲所规划;自经始至毕功，轮奂壮丽，甲于内廷。二月，丙辰朔，诏赐名为崇文院。……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书焕乎一变矣。”可以说，三馆的重建，正式拉开了大一统文化建设的序幕。

不过，宋初文化建设的主体力量仍然是那些饱受沧桑的文人学士，他们中绝大多数原系五代十国时期的达官显要，入宋以后则聚首撰述，成为新朝的文学侍臣。不过，前人对宋初文坛人才队伍的基本阵容缺乏全面准确的考察，以致将陶 �� 、扈蒙、张昭、窦俨、窦仪等一些卒于建国之初的文人，都纳入到北宋诗文创作的主体阵营中讨论，甚至还有以徐锴为宋初作家的。其实，“天下未一，宋亦列国耳” ⑤ ，只有到南唐灭国后的开宝八年，宋初文坛的基本阵营才算真正形成。

由后周转入北宋的中原文人数量并不算多;开宝八年以后，稍著者有王溥、薛居正、李昉、赵普等人。王、薛二人长于史学，赵普“初以吏道闻，寡学术，上每劝以读书，普遂手不释卷” ⑥ 。唯李昉稍有才藻，开宝三年、五年两次知贡举，号为得人。与李昉同时稍后，有扈蒙、李穆、郭贽、宋白、赵邻几等人，亦具吏才。当日北方文人真正以诗文见称者少之又少。赵邻几少好学，后周时创作《禹别九州赋》万余言，广播人口，然凤毛麟角，实不多见。《宋史》卷四三九《马应传》复云:“又有颖贽、董淳、刘从义善为文章，张翼、谭用之善为诗，张之翰善笺启。”但这几位在文坛上的作为并不显著。由此可知，由后周入宋的文坛是多么贫瘠!假如没有南唐及吴越诸国降臣的加盟，这种惨淡的情形还不知要持续多久。

有学者认为北宋文化主要是以吴越、江南文化为基础发展起来的，这种说法是符合历史真实的。南唐有国时间并不长，但在当时纷争割据的局面下却能一直坚持延揽各色人才，尤其注意搜集整理唐末以来流散的典籍文物，重视学术文化的发展。因此短短三十九年间，就出现了李昉、李煜、冯延巳、孙晟、韩熙载、高越、潘佑、江文蔚、史虚白、左郾、汤悦、张洎、徐铉、徐锴等著名的文人学者，另有徐熙、顾闳中、顾德谦、董源、王齐翰、钟隐等绘画大师，是当时华夏“文物最盛处” ⑦ 。正因为如此，南唐文化注定要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作用。宋灭南唐的战役，虽然从政治和军事上结束了李氏政权，但随着大批南唐故臣的北上汴梁，江南文化也获得了迁播中原、引领潮流的良机。李煜被囚之后以泪洗面，然其所著歌词“足当太白诗篇，高奇无匹” ⑧ ，“遂变伶工之词而为士大夫之词” ⑨ ，为两宋文人词的创作开拓了新的视野和境界。徐铉、徐锴兄弟，早被李穆叹为“二陆不能及也” ⑩ ，徐铉入宋后直学士院，与李昉“以同道相知论” 11 ，堪称宋初第一博学之士。张洎“风仪洒落，文采清丽，博览道释书，兼通禅寂虚无之理，终日清谈，可听”，太宗“以其文雅，选直舍人院，考试诸州进士”，后知贡举 12 。其文学修养虽不及徐铉，却远过于扈蒙、李穆。除此以外，由南唐入宋的文学才俊还有汤悦、张佖、郑文宝、陈彭年、龙衮、乐史、周惟简、舒雅、邱旭、吴淑、刁衎、樊若水等十余辈，汤悦、郑文宝、陈彭年、邱旭及龙衮等各著史书传之后世;陈彭年别著《宋朝重修广韵》五卷，极为两宋以后音韵学家所尊崇。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原文人以正统经学自夸的北宋初年，周惟简却能够出任国子《周易》博士，且得判监事。此外，乐史著《孝悌录》、《续孝悌录》及《广卓异记》，另有《重修登科记》三十卷、《江南登科记》一卷，皆为史家所推重。舒雅除《山海经图》外，还有《十九代史目》二卷传世;而《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类书的编纂，就更离不开吴淑、刁衎等大批江南文臣的参预。毫不夸张地讲，江南文臣曾一度占据了宋初文坛的半壁江山;他们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引领风骚，小学、历史学及文献学等各方面的成绩也足有可观，对北宋文化复兴作出的贡献无疑是全方位的。

相对于南唐，由吴越入宋的文人数量并不多，可瞩目者多为钱氏子孙，如钱俶弟钱俨、钱易、钱昱、钱昆等。其中俨著《吴越备史遗事》、《戊申英政录》、《忠懿王勋业志》等吴越国史书，制词文章则有《前集》五十卷、《后集》二十四卷;钱易“才思敏赡，数千百言援笔立就。又善寻尺大书行草，喜观佛书，检《道藏》” 13 ，有《金闺瀛洲西垣制集》一百五十卷、《洞微志》十卷、《南部新书》十卷、《二卿文稿》二十卷等。二人所重不同，但均勤于撰述。钱俶之子惟演、侄惟治，亦各以能文名，“惟治好学，聚图书万余卷，多异本。慕皮、陆为诗，有集十卷”，尤善草隶，家藏书帖甚众 14 。惟演文辞清丽，与杨亿、刘筠齐名，共创“西昆”体，对宋初文坛的影响至巨。上述四人之外，释赞宁也有较大影响。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左街僧录通惠大师文集序》称，赞宁居吴越时已与浙中士大夫以诗什唱和，“又得文格于光文大师汇征，授诗诀于前进士龚霖，由是大为流辈所服”，“太平兴国三年，忠懿王携版图归国，大师奉真身舍利塔入朝，太宗素闻其名，召对滋福殿，延问弥日”，“诏修《大宋高僧传》，听归杭州旧寺，成三十卷”。《欧阳文忠公集》卷一二六《归田录》复云:“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宋初高僧中赞宁的诗才与学问都是首屈一指的。

后蜀时期两川文化建设的成绩亦足有可观，韦縠《才调集》与赵崇祚《花间集》的编纂问世，无疑是五代文坛的盛事。蜀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学馆，且请镂版印《九经》，以颁郡县，对蜀中文化的复兴功不可没。《十国春秋》卷五二本传云:“蜀士自唐以来，学校废绝，昭裔出私财营学宫，立黉舍，且请后主镂版印《九经》，由是文学复盛。又令门人句中正、孙逢吉书《文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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