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湖与闽中早被南唐所灭，随后又发生持久战乱。南方九国之中，南汉政权最为昏乱，清李兆洛《南汉纪序》称其“奢僭逾滋，淫刑无艺;奄人之祸，亘古所无”，实为的评。这三个割据地区在马殷、王审知和刘隐的时代，曾一度获得过文人聚集、文化复苏的良机，马希范天策府十八学士也曾获誉一时。但几经变乱，到了北宋统一时，其文化基础已经远远落后于南唐、吴越及后蜀，甚至还不及中朝。宋初只有刘昌言自闽中归朝，尚值得一提。

北宋统一之初的文坛架构大体上就是这样，虽说是百川入海，但江浙文人群体仍然引领风骚。徐铉、张洎、汤悦、钱惟演以及诗僧赞宁等人，无疑是当日文坛的佼佼者。南北方文人的空前汇集，既为北宋大一统文化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意味着南方与北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与文学传统之间将不可避免地产生对撞与冲突。而冲突的结果，绝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或是某一种传统优势的丧失;相反，各种文化和文学品质在冲突中展开对话，势必会找到新的契合点。文化的重构，文学的复兴，正由此获得了非常现实的动力。

南文北进与诗坛风气的渐变

江浙文人群体北上汴梁后的处境与心态变化，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宋初文坛的风气与走向。单就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言，他们无疑占有绝对优势;但从政治待遇和入仕心态来看，归降文臣大多遭遇猜忌，不能不敛气屈身。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四载:“艺祖御笔:‘用南人为相、设谏官，非吾子孙。’石刻在东京内中。”这一基本国策的确立，意味着作为宋初文坛主体力量的江浙降臣，注定要在压抑之中委曲求生。太祖、太宗两朝所有将相重臣皆为北方人，就连《太平御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也由李昉等北方文臣主持。虽说政治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走向，但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却能对文化建设与文学创作产生深刻的制约和影响;宋太宗一代的情形便是如此。

自南唐、吴越及西蜀各地入宋的文臣，无论其是否愿意，都将面对归顺降臣的尴尬处境。丧君亡国沦为降臣的现实，进退维谷宛如飘蓬的处境，迫使他们在适应新政权的同时，也不得不改变原有的人生追求和仕宦心态。徐铉和郑文宝面对亡国之君李煜时的为难与无奈，或许能够反映归宋降臣复杂心态的一个侧面。王 钅至 《默记》卷上详载了徐铉奉旨往见李煜的过程，其中有一细节:“铉遥望见，谓卒曰:‘但正衙一椅足矣。’顷间，李主道服纱帽而出。铉方拜，而李主遽下阶引其手以上。铉告辞宾主之礼，主曰:‘今日岂有此礼!’徐引椅少偏乃敢坐。后主相持大哭，乃坐，默不言。忽长吁叹曰:‘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铉既去，乃有旨再对，询后主何言，铉不敢隐，遂有秦王赐牵机药之事。”不难想象，徐铉当时精神上承受着怎样的折磨!魏泰《东轩笔录》卷一复云:“吴王薨，诏侍臣撰神道碑。时有与徐铉争名欲中伤之者，面奏曰:‘知吴王事者莫若徐铉。’太宗诏铉撰碑，铉遽请对，泣曰:‘臣旧事吴王，陛下容臣故主，乃敢奉诏。’太宗悟，许之。”作为降臣，被祸受屈是不可避免的。《宋史》卷二七七《郑文宝传》又载:“煜以环卫奉朝请，文宝欲一见，虑卫者难之，乃被蓑荷笠以渔者见，陈圣主宽宥之义，宜谨节奉上，无他虑。煜忠之。”被蓑荷笠以渔者见的情景，无疑透露着既难忘故主，又自身畏祸的复杂心态。李煜死后，张佖、刘吉等江南旧臣常以俸禄接济其子孙，多少也反映出他们无言的苦心。故国虽已烟消云散，但雕栏玉砌的回忆仍然萦绕于胸中。在无奈与畏祸交织的心境中，他们中有不少人开始撰写史书，在总结历史得失、缅怀故国的同时，也借机展示故土文化的成绩和风貌。其中由江南文人撰写的南唐史籍最为丰富，如史虚白次子托名史虚白撰《钓矶立谈》、无名氏撰《江南余载》、徐铉、汤悦撰《江南录》、龙衮撰《江南野史》、郑文宝撰《江表志》《南唐近事》、陈彭年撰《江南别录》、无名氏撰《江南李氏事迹》、无名氏撰《江南志》等。在这些史籍中，江南降臣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充分鞭挞了南唐权臣宋齐丘、冯延巳、冯延鲁、陈觉、查文徽等人结党营私、祸国乱政的行径，甚至创造了“五鬼”之称 16 ，而将南唐灭国的历史罪责归结于他们。如《钓矶立谈》云:“初闻江南老人言，（韩）熙载素恶于二冯，又与陈觉素不相知，是以因其隙而危攻之，其言不无过也。及见后主归命，国家湮没，求其倾圮之渐，乃兆于讨闽之役。则虽二子之首，盖不足以赎责。”此说在宋初所有南唐史籍中颇具代表性。检讨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无疑体现着对现实人生的某种关照。江南文人在总结亡国教训的同时，更没有忘却对故国文化的充分赞美和肯定，其论述所及，遍涉文学创作、典籍收藏、舞蹈绘画以及典章文物等各个领域，凡是名冠当时的人物，无一缺漏。或许正是因为入宋以后政治文化地位的下降，才激发了他们著史自夸、自尊自信的文化心态。

与江南降臣有类似情形的还有钱氏子孙。吴越之亡虽未经战事，但钱俶归宋后的处境与结果，却和李煜一般无二，他们在经历了亡国之君可以想象的精神和肉体折磨之后，都被宋太宗借生日赐酒之机残害而死。兄弟子侄的悲哀虽更甚于李煜旧臣，但他们却不敢公开表达。于是钱俨等人只有借着撰写史籍的机会，委婉叙述历代吴越国王的功业，借以获得些许安慰。宋初面世的吴越国史也有十余种，范坰、林禹《吴越备史》之外，还有钱俨撰《吴越备史遗事》《忠懿王勋业志》《戊申英政录》、无名氏撰《乾宁会稽录》、钱惟演撰《钱俶贡奉录》《家王遗事》《钱氏庆系图》《奉藩书》《钱太祖备史记》、钱易撰《钱氏家话》等 17 。假如仅仅从修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些史籍产生的意义，而忽略了钱氏子孙在维护自尊与畏祸求生之间进退维谷的撰述心态，所得的结论必然是肤浅和片面的。

太宗和真宗居藩邸时“已有好学之名，及其即位，弥文日增” 18 ，他们有意提倡歌功颂德的应制诗风，每逢庆赏、宴会，都要宣示所谓御制诗篇，令朝臣唱和。对于那些归降不久的江浙文臣来说，这样的风气和环境是最容易适应的，他们的博学和才情，正好借此机会得以展示。同时，由于奉和应制之作大多引经据典，润饰藻汇，不太涉及现实政治的敏感问题，因而其作者或借以谄谀，或借以避祸，各得其宜。前人多以徐铉为宋初“白体诗”的代表人物，但观其所作，皆用于应制赏玩，与白居易“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艺术精神背道而驰。《徐公文集》卷二一、二二收录了他入宋以后的全部诗作，其中奉和御制诗凡二十首，其余均为寄送之作。奉和应制的诗本当平淡寡味，寄送之作也同样不着痛痒。如卷二一《送阮监丞赴余杭》诗云:“杨柳依依水岸斜， 益鸟 舟东去思无涯。坐临棋局延明月，行采诗题对落花。虚白亭中多宴赏，钱塘湖上剩烟霞。风光到处宜携酒，况有余杭阿姥家。”其他诗作几乎都是一样的苍白，一样缺乏真情实感。博学善对是应制唱和诗能够率意而就的前提，畏祸贪生的艺术表现则必然是流连光景。与徐铉同时归宋的张洎，做法亦与之差似。《崇文总目》及《宋史·艺文志》均著录《张洎集》五十卷，但《宋诗纪事》卷三仅录其《暮春月内署阁前海棠花盛开率尔七言八韵寄长春谏议》一诗:“去岁海棠花发日，曾将诗句咏芳妍。今来花发春依旧，君已雄飞玉案前。……共仰庄图方赫耳，自嗟衰鬓转皤然。因凭莺蝶传消息，莫忘蓬莱有病贤。”如果通读晚唐五代诗，就不难明白，从9世纪末到10世纪初，饱学之士为流易之作的风气是一贯的，非独徐铉、张洎而然;只不过他们应制唱和时的心态，远不及李昉、李至《二李唱和集》那样“颇得自适” 19罢了。

自南唐、吴越归宋的文臣及后进才子，多数被安置在“三馆”之中，从事《文苑英华》及《册府元龟》等类书的编纂工作，久而久之，其学问更加广博，才藻典故的积累也更加丰厚。真宗即位以后，朝堂上的应制唱和仍在继续，馆阁书斋中的唱和酬答之风更是日盛一日。自景德至大中祥符间，福建浦城人杨亿以“博览强记，尤长典章制度”而深得真宗赏识 20 ，钱惟演以“博学能文辞”得直秘阁，同时有江左舒雅、升州刁衍、江陵崔遵度、蜀人薛映、濮州张咏、苏州丁谓等一批南方后学，与大名刘筠、李昉之子李宗谔、李沆之子李维、开封陈越、澶州晁迥等北方新进士共相迭唱，形成了所谓“西昆体”。检讨《西昆酬唱集》里面所收录的诗人诗作，实不难看出南方诗人群体在其中所起的主导作用。《西昆酬唱集》的问世，标志着南文北进过程中消极被动的第一阶段基本完成，展示才学注重辞藻的文人酬唱，已经取代奉和应制的斗凑做法，成为文坛风气的主流。从本质上讲，徐铉和张洎，杨亿和钱惟演，都是以博学多闻取胜，但徐铉等人生活创作于北宋统一之初，南文北进只能在政治上不平等的情况下悄然进行。到了杨亿等人的时代，虽然“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 21 的北方本位论仍然根深蒂固，但真宗已经开始打破重北轻南的用人观念，提出“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 22 的新理念，南方与北方政治待遇上的不平等现状正在逐步得到改善;而这也为当日文坛以南方人为主导的酬答唱和创造了比较宽松的环境。就诗歌创作而言，南方与北方不同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诗人群体，通过对话与交流，正在相互走近、彼此熟悉起来。

从真宗景德、大中祥符时期一直到仁宗末年，随着国家科举、用人制度的不断调整，经五代宋初长期积淀起来的南方文化，获得了第二次大举北进的机会。临川人晏殊以神童被荐，“赐同进士出身”，旋为集贤殿校理;苏州人范仲淹举进士之后，以晏殊荐，为秘阁校理;庐陵欧阳修进士及第后，“始从尹洙游，为古文，议论当世事，迭相师友;与梅尧臣游，为歌诗相唱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 23 。宣城人梅尧臣先已深得钱惟演、欧阳修的嗟赏，得赐进士出身后为国子监直讲;吴兴张先，仁宗天圣八年与欧阳修同榜及第，其年晏殊知礼部贡举。《苏轼文集》卷六八《题张子野诗集后》盛赞张先“诗笔老妙”、“可以追配古人”;眉州眉山人苏洵，二十六岁始发愤为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下笔顷刻数千言”，仁宗至和、嘉�碳洌�与其子苏轼、苏辙同至京师，“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24 ;建昌人曾巩“生而警敏，读书数百言，脱口辄诵。年十二，试作《六论》，援笔而成，辞甚伟。甫冠，名闻四方” 25。此外还有以歌词获声名于天下的福建崇安人柳永。近五十年间，群星璀璨的北宋文坛上力主沉浮的骨干精英都是南方人。无论是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倡导并实践的诗文改革，还是晏殊、范仲淹、苏轼、苏辙及张先、柳永等人在诗、文、歌、赋各方面的大力创作，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宋初的文坛，原本是一片久经战乱摧残的荒芜之地，南文北进的艰难历程为它的复兴和繁荣不断地注入活力，创造了希望。在进退维谷的复杂心态下，列国降臣的创作虽大多局限于应制唱和，但以博学多闻、用典精当见长的酬唱诗歌，毕竟为奄奄一息的文坛带来了些许生机。从斗凑弄学的应制酬答到精丽繁缛的秘阁唱和，表面上看是单纯的文学现象，实际上时代文风的变迁总有其复杂深刻的政治文化背景。南文北进过程中南北文化的冲突与对话，既为真宗、仁宗时期欧阳修等人的文坛革新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消除北宋政权内部重北轻南的政策弊端铺平了道路。 北道南移与儒学精神的回归

北宋初年南方降臣的优势在于博学善诗，而中原文化的突出亮点却在儒道经学;南文北道之间的冲突与对话，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