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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心学派之“天籁自鸣”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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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2:58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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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俗靡靡，利口惟贤，余风未殄。”近世王风，好意滋甚，以某言平常，易以他语，及世效之者浸多，则又易之。所务新奇无有穷也，不思乃利口惟贤之俗士大夫，胡为不省，不告诸上而痛革之，乃相与推波助澜。[6]卷15，家记九：854
杨简否定了上述两种现象：一是务求文辞精工，“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二是追求文辞新奇，“所务新奇无有穷也”。前者以杜甫为代表，后者以韩愈、黄庭坚为代表。杜诗特别是格律诗的一大特色是精于炼字炼句，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但在杨简看来，言辞只是为感发人心善性这一根本创作目的服务，而杜甫是“心外起意”。本来人心自明自灵，不假外求，不由外得，作者只需顺其无邪之心写作，就能够达到启诱他人的目的。可是，假如作者将创作的重心转移于“耽佳句”，就难以保证创作目的实现。杨简认为，其直接后果是引人追逐于外，结果必将掩蔽本心，离道愈远，所以
他要严厉地斥之为“谬用其心，陷溺至此，欲其近道，岂不大难?”再从第二种文学现象看，韩愈对新异不俗的追求人所共知，事实上，韩愈自己务去陈言、崇尚新异的态度也相当明确，目的是为了“自树立”，为了使作品成为“非常物”而“收名也远”，这样的目的本身就是与心学家“无邪”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所以杨简对韩愈的痛斥毫不留情。至于黄庭坚在其《赠谢敞、王博喻》中所提出的“文章最忌随人后”的观点，则因其追求创作的新异，在引人逐外求新这个问题上，杨简把他与韩愈放在一起。在心学家看来，衡量文辞的标准只能够有一条，那就是“惟其当而已”[6]卷15，家记九：852，这个“当”就是承载感发启诱人心善性之功能所必需的文辞，“无邪”既是它的起点，也是它的归宿。与之相反，假如作者将心思放在“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所务新奇无有穷也”之上，即使其作品具有精巧新异的外壳，也丝毫无补于人心的感发，这样的作品只能是“心外起意，益深益苦，去道愈远”。在心学家看来，“不知道者之言，固宜其委曲于意象文义之末，而不悟本有之中也”[6]卷9，家记三：748。既不知道，当然不免心外起意，然而“委曲于意象文义之末”的弊害还不仅仅是作者自己起意失心，更加严重的是一旦引起文人们争相仿效，就会坏乱文风世风，这是心学家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他们在为文人们树立“辞尚体要，不惟好异”的标准之时，又痛心疾呼曰：“利口惟贤之俗士大夫，胡为不省，不告诸上而痛革之，乃相与推波助澜!”
自然天成，不假雕饰、不待求索的本色之美与“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巧”的作风是针锋相对的。南宋心学家认为，诗当言志，而不以惊人为能事。假如作者无视这一根本原则，一味苦心疲神于诗句的精巧新异，片面追求作品惊世骇俗的效果，那就很难确保其作品的随顺本心，当然就更谈不上天机自动、天籁自鸣的境界了。
以上从三个方面对南宋心学家的“天籁自鸣”说进行了分析。这三个方面无不围绕着作者无邪的本心展开，从而体现了心学家的鲜明特色。笔者认为，心学家的“天籁自鸣”说为文学作品涂上了厚重的道德色彩，使文学家和文学作品自身的社会道德责任感大大增强；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将道德绝对地置于文学性之上，这又将导致文学性的削弱，造成文学创作上的某些局限。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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