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属于文体发展的问题。文体的发展，与文化环境有着复杂的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取决于文体自身的演进规律，这个道理似乎很简单，然而我们在研究具体文体时，不但时常忽略文体自身的发展，而且也常常将文学与文化环境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本文在对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问题作了简要论证之后，并以实证的方法对这些相关问题作了一些探讨。
 
【关键词】 南宋后期 诗词 雅化 俗化 文体 文化环境

南宋后期文坛出现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现象，不须过多论证，就可以基本确定下来、成为词学和诗学研究者公认的事实，但是由于诗、词一直处于分体研究的状态，很少有人将这两种情况并列起来对比考察，所以需要简单介绍。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南宋后期为什么会产生诗、词这种反方向发展的状况，词学研究者和诗学研究者却有不大相同的认识。这牵涉到许多复杂问题，譬如南宋文化环境整体的雅与俗，诗、词自身发展规律及其与文化整体发展之间的关系，南宋士大夫的雅俗观等等，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

词到了南宋后期，日趋雅化，姜夔及格律词派是词雅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姜夔的词或被称作“骚雅”，或被视为“醇雅”、“清雅”、“古雅”、“淡雅”，正如有学者所说:姜夔“以清雅之词，抒清雅之情，写清雅之意，吐清雅之气，或咏清雅之物” ① 。还有学者则明确指出:“姜夔则彻底地反俗为雅，下字运意，都力求雅而又雅。……姜词被视为雅词的典范。” ② 古往今来的学者基本确认了姜夔词“雅”的特点。的确，与晚唐五代以来任何词家、词派相比，姜夔的词都显示出“雅”这一特点——清虚缅邈的情思，清劲古雅的语言，清空淡雅的词风，这些特点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广泛认同和大力推崇，以致南宋后期的词坛，差不多是姜夔及其格律词派的一统天下，也可以说是雅词的一统天下，这足以说明，词到了南宋后期就彻底雅化了。

然而与之相反，诗到了南宋后期，则日益俗化，刘克庄、戴复古及其江湖诗派可以说是“诗”俗化到极致的典型代表，这一点也是从宋至清诗评家的共识:

尝闻之曰:江左齐梁，竞争一韵一字之奇巧，不出月露风云之形状。至唐末益多小巧，甚至于近鄙俚。迄于今则弊尤极矣。 ③

南宋诗小集二十八家，黄俞邰抄自宋刻，所谓江湖诗也。大概规模晚唐，调多俗下。……余多摹拟四灵，家数小，气格卑，风气日下，非复绍兴乾道之旧，无论东京盛时，已可一概也。 ④

宋人力贬绮靡，意欲淡雅，不觉竟入酸陋，如戴敏才“引些渠水添他满，移个柴门傍竹开”，二虚字甚恶。其子复古“一心似水惟平好，万事如棋不著高”;高菊涧“主人一笑先呼酒，劝客三杯便当茶”;王梦弼“三年受用惟栽竹，一日工夫半为梅”;方翥《寄友》“胸中襞积千般事，到得相逢一语无”;程东夫“荒村三月不肉味，并与瓜茄倚阁休”，当时自以为入情切事，不知皆村儿之语，徒供后人捧腹耳。 ⑤ 宋末诗格卑靡。 ⑥

江湖诗派是宋诗众多体派中受到批评最多的诗派，其所受的批评是多方面的，但众矢之的无疑是其“鄙俚”、“俗下”、“酸陋”、“村儿之语”、“卑靡”，一言以蔽之即“俗”。的确，与此前的任何诗体、诗派相比，江湖诗派都更加浅易、率直、亲切、轻巧、凡熟，都更能显示出“俗”的气象或情调，而具有传统士大夫诗歌由古典文言向通俗白话发展的迹象。江湖诗派是南宋后期诗坛的主力军，代表了当时诗歌创作的风气，因此可以说南宋后期诗歌是彻底俗化了。

雅和俗是相对而言的概念，很难确定其确切的定义和范围，这里试将南宋后期词人、诗人的作品——譬如姜夔的一首词和戴复古的一首诗——放在一起并观，以说明本文对雅和俗定义及范围的大体限定:

疏疏雪片，飞入溪南苑。春寒锁、旧家亭馆。有玉梅几树，高花未吐，暗香已远。  公来领客，梅花能劝。花长好、愿公更健。便揉春为酒，剪雪作新诗，拼一日、绕花千转。 （姜夔《玉梅令》

寄声说与寻梅者，不在山边即水涯。又恐好枝为雪压，或生幽处被云遮。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此是寻梅端的处，折来须付与诗家。 （戴复古《寄寻梅》）

这是两首与梅花有关的词和诗，虽然说评价诗词有不同的审美标准，但是我们暂时抛开文体的限制，仅从雅俗的角度来统一标准衡量，则姜“雅”戴“俗”是一目了然的:咏梅则姜夔遗貌取神，传达出梅花的幽韵冷香，得其神似，戴复古则摹写物态，细说梅花的花蕊和花枝，得其形似;写人则姜夔希望范成大“揉春”、“剪雪”、“绕花千转”，戴复古则希望“寻梅者”折花赠己;叙写方式上姜夔笔势灵活，变化无端，显得神思飞扬，戴复古则意脉连贯，一气直下，思路寻常。语言上尽管两首诗词都有“雪”、“梅”、“花”、“疏”字样，但整体效果却不一样，尤其是戴复古用了不少虚词连接句意，使“诗家语”散文化，又夹杂口语（如“端的”），不像姜夔那样精练雅致;风格上姜夔轻灵飞动，戴复古亲切小巧;……这一切虽然没有高下之分，但在士大夫传统审美观念中却有雅俗之别:姜夔的作风被视为雅，戴复古的作风被视为俗。特别是在形似和神似之间，士大夫对其有明确的雅俗判定，尤其在北宋日益推崇文人写意画之后，神似被视为文艺创作境界的极致，形似则被视为匠人之作，带有“匠气”，一句“高花未吐，暗香已远”，其风神远韵高过“蜂黄涂额半含蕊，鹤膝翘空疏带花”无数倍，而有无风神远韵正是雅、俗的分界点。

这两首作品都不算是两位作家的最好作品，但却代表了他们的基本风格，也能够代表南宋后期格律词派词和江湖诗派诗的最主要特征，代表了南宋后期词“雅”、诗“俗”的程度，以及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的大体方向性、规定性。

本文所说的雅和俗，基本界定在士大夫文学这个层面，是属于士大夫文学或者说是精英文学、雅文学内部的雅俗问题，而与一般文学研究者所说的雅文学和俗文学的雅与俗不同，其差别实在不如士大夫文学和大众文学的雅与俗那样大。

同样，雅化和俗化更是相对而言的，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指词和诗各自发展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雅、俗倾向，本文同样将其限定在士大夫的主流创作范围之内。

二 词体诗体发展的自身规律

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问题，属于词、诗两种文体各自发展规律问题，实际上就是文学发展规律问题。每种文体自身发展的规律都很复杂，这里仅从雅与俗的角度出发，来考察文体自身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一般来说，一种文体的发展，总是经过口传文学到书面文学或从民间文学到作家文学的嬗变过程，也就是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 ⑦ 而当一种文体发展到鼎盛时期，也就是雅化到顶峰状态或雅到极致，这种文体就会定型甚而止步不前，如果再要进一步发展变化，就需要引进新的机制，“逆向取野取俗的趋势” ⑧ 无疑是新的机制之一。传统士大夫不少文体的发展，可以说基本符合这个规律。南宋后期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就从文体发展的这一规律集中体现出来。

词的雅化大体是从晚唐五代开始的，经过北宋晏殊、欧阳修、苏轼、晏几道、秦观、贺铸、周邦彦，以及南渡词人等许多士大夫文人的多种努力，才将民间流行的曲子词，由通俗的音乐文学而变成士大夫抒情言志的一种纯文学形式。士大夫的思想感情、审美情趣、欣赏口味，促成了词的整体面貌的改变，词日益雅化。到南宋中后期，在姜夔及格律词派的努力下，而最终成为一种可以和诗相提并论的士大夫文学体裁，成为雅文学、雅文化的一种文学体式。期间虽然有柳永俗词及其效仿、追随者俗词的一度兴盛，但是雅化一直是南宋灭亡以前词的发展主流。词体在两宋时期正处于“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所以具有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姜夔及格律词派之所以能够风靡南宋后期词坛，主要是顺应了词体的雅化发展趋势，将北宋以来“雅化”成果发扬光大，使词的语言清醇典雅、技巧娴熟优雅、意境精美风雅、情调超凡脱俗，他们基本完成了词体的雅化过程，是词体雅化的完成者。

南宋以后，元明词的衰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词人未能认识到词体雅化过程已经完结，已经雅极而必俗，需要“取野取俗”才能使之变化发展，譬如清代词是词体的重新振兴时期，但其成就不能与宋词相提并论，原因之一就是清代词人无视词体的发展雅极而必俗的规律，他们还在极力倡导姜夔一派的雅词，因此他们让词再次雅化的努力对词体发展而言无济于事，词体日渐衰落。

而诗歌，先秦就已经产生，经过汉魏六朝的发展，到盛唐已经彬彬大盛，完成了“由野而史、由俗而雅的过程”，进入“定型”阶段，需要变化了，因此在宋代之前，诗就不可避免地俗化。诗的俗化至少从中唐元白新乐府运动时就开始了。北宋的诗人，之所以从新变派起就倡导“以俗为雅”，就是因为中晚唐、五代直到宋初，诗的俗化现象已经到了难以彻底改变的地步，如果不加以利用改造，诗歌可能就向更通俗的方向发展了。苏轼、黄庭坚及其江西诗派一方面力求避俗，一方面又在“以俗为雅”的过程中“逆向取野取俗”，他们在遏制诗的俗化进程的同时，却又不免加速了诗的俗化，使大量的“俗化”现象出现在北宋的诗歌里。南宋初期，江西诗派发生变化，其实就是加入了更多俗化基因。南宋中期，尽管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人苦苦支撑，但俗化却成不可抑制之势，杨万里的诗歌，被视为通俗白话诗，陆游、范成大也不免滑熟浅俗，缺少江西诗派黄、陈正体的雄深雅健。

南宋后期，诗的俗化更是到了不可逆转的地步。忌俗尚雅是历代诗人创作的一个基本倾向和追求，江湖诗人自然也不例外，而且与其他体派诗人相比，江湖诗派似乎更加惧怕尘俗，而标举清雅。即便是在汲汲于名利的奔走途中，江湖诗人也不会忘记附庸风雅，他们的生活并非方回所说的那样完全龌龊尘俗。江湖诗人干谒权贵的目的，常常是为了昂贵的“买山钱”，为了买山之后过上富贵风雅的文人生活。他们的诗中，有很多惧俗、避俗、去俗的诗句，表明他们对待“俗”的态度，他们的创作本身也极尽避俗之能事。江湖诗派追求“清”，因为“清”与“俗”在南宋中后期是反义词，例如:“作诗如作字，横眉竖鼻，所差几何，而清、俗相去远甚。” ⑨ 江湖诗派互相之间评诗，最高的称赞是“清”，如俞桂《渔溪乙稿·赓宋雪岩韵》就说宋伯仁“诗与梅花一样清，江湖久矣熟知名”;陈起《芸居乙稿·题西窗食芹稿》云:“曾味西窗稿，经年齿颊清。细评何物似?碧涧一杯羹。”林希逸《和元思朋微韵二首其一》云:“吟清字字使人冰，惠我多于锡百朋。”为了“清”，江湖诗人在题材上作了不少限制，他们尽量选择高雅的事物去描述，所以他们的诗歌喜欢以清净淡雅的自然风景为描述对象。他们还像戴复古一样写大量的梅花诗，因为他们认为缺少梅花，诗人和诗便会粗俗不堪。为了清雅，他们不仅要求诗材之“清”，而且要求诗人格调“清”，因为只有“清”人，才写得出“清”诗。江湖诗人求“清”就是求“雅”。

江湖诗人如此追求清雅脱俗，但是却比任何一个诗派都难以摆脱“尘俗”的恶评。其审美追求与创作效果之间如此不同，其间有很多原因，而传统诗歌自身的发展——长期雅化之后的不断俗化——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以江湖诗派的能力，根本无法控制或扭转这个不断俗化的局面。“严羽《沧浪诗话·诗法》力主学诗必去五俗:‘一曰俗体，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韵。’……他所指摘的五俗，恰恰是宋诗中大量存在的创作现实。” ⑩ 严羽的“五俗”可能正是针对江湖诗派而言的。题材内容的世俗化、语言风格的通俗化、思想境界的庸俗化，正是江湖诗派的显著特征，也是诗体俗化到南宋无法逆转的表现。江湖诗派不得不顺应诗歌俗化趋势，在不太自觉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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