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记载中，史臣所关注和强调的文人与今天文学史所肯定的作家有同有不同。一些经典作家如谢灵运及梁代文人集团取得的文学成就，四史的描述与今天文学史的认同都保持了一致性。然而还有一些在四史的记载中声誉很高、文名甚盛的文人，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难觅影踪。这一现象说明历史人物的文学定位存在着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史臣的记载和评定在文学作品与作家的经典化方面负有重要的导向和评判作用。

    罗常培在《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一书中云：“历代文章得失，后人评论每不及同时人评论之确切……故据唐宋人之言以评论汉魏，每不及六朝人所为的；据近人之言以评论六朝，亦不如唐宋人所见较确。盖去古愈近，所览之文愈多，其所评论亦当愈可信也。”[1] 罗氏所言未必完全正确，但他指出由于时代的变迁，人们对历史上文学的认识也会发生各种变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其时人对于文学现象的认识与评价。这确是很好的意见。纵观南朝四史即《宋书》、《南齐书》、《梁书》和《陈书》，文学发展的阶段性、连贯性及其所呈现出的放射状扩延趋势还是较为明显的。从刘宋时起，帝王宗室、高门士族对文义的爱好和赏会充斥于史书的记载中。他们对文学的崇尚和提倡，承继了魏晋文学的创作实践，结束了东晋百年间玄学哲理的笼罩，同时也奠定了各重要文体的创作基础。由于四史俱为纪传体，因而作家作品论成为史书反映文学发展最主要的方式和手段。

                                         一

　　在南朝四史中，史臣加以强调的文人与今天文学史所肯定的虽然有相同之处，但还是存在着很多不同。一些经典作家如谢灵运、谢朓以及梁代众多文人集团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无论是南朝四史还是今天的文学史都给予了很多的关注，然而还有一些在四史记载中声誉甚高文名甚盛的文人，他们的创作在今天的文学史中已经难寻影踪。也就是说，文人作家的经典化存在着两种逆向发展趋势：有一些文人在当时文坛并无盛名，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文学标准的变化却逐步为人注意、受到重视；而也有一些文人在当时的文坛声名卓著，却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消失于历史的背后，成为文学史上寂寞的一族。这种变化说明文人作家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是处于一种被动的被接受的地位，文学标准的变化影响着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定位；同时也体现出史臣作为同时代人，他们对这些文人的评定与后人的判断之间存在着一种明显的差异。因此，历史人物的文学定位存在着一个动态发展的变化过程。然而，史臣对文人作家的记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后人的感性认识和价值判断，如果我们对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进行观照，就不能忽视史臣在这些文人基本定位的过程中所起到的一定的导向作用。

　　现以陶渊明为例，对史书中文学人物的成相过程进行初步分析与探讨。我们知道，沈约作为南朝文学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无论史书的撰作还是在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方面都有很大的贡献。在沈约的《宋书》中，陶渊明被列于《隐逸传》中，这说明在刘宋乃至南齐时期陶氏主要是被作为一名隐逸的征士来看待的，人重其德胜于重其文。同期文士颜延之所作的《陶征士诔》也只是称誉陶氏的隐逸之德，赞赏他高洁超脱的情操。如其序文所云：

　　有晋征士浔阳陶渊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长实素心，学非称师，文取指达。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定迹深栖，于是乎远。灌畦鬻蔬，为供鱼菽之祭；纤绚纬萧，以充粮粒之费。心好异书，性乐酒德，简弃烦促，就成省旷。殆所谓国爵屏贵，家人忘贫者欤。

　　又诔文曰：

　　岂若夫子，因心违事，畏荣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虚礼，州壤推风，孝惟义养，道必怀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赋诗归来，高蹈独善，亦既超旷，无适非心……陈书辍卷，置酒弦琴。居备勤俭，躬兼贫病，人否其忧，子然其命，隐约就闲。(《全宋文》卷三八)

　　可见，在与陶渊明交往密切的颜延之看来[2]，陶氏主要是一位隐居者，因而对他的文学成就并未言及。即使如此，《宋书》史臣还是收入了陶渊明的主要作品，如《五柳先生传》、《归去来兮辞》、《与子俨等书》和《命子诗》。据内容观之，史臣选录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说明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毋宁说是为了证明他归隐山林、乐于农事的心情。这与引录谢灵运的《山居赋》的目的和作用有很大的不同。但尽管如此，在一篇不长的传记中连引4篇诗文，这仍然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实际上也就是承认了陶氏的诗文恰当地表现了其高尚的情怀。陶渊明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从其德行延及其文学。据现有史料的掌握来看，陶氏的文学成就正式受到重视是从梁代昭明太子萧统亲自整理陶渊明的文集并作序写传开始，从此世人才对陶氏有了一个全新的评价。萧统先从隐逸之德论述陶氏，然后评价其诗文成就：

　　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亦寄酒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辞彩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加以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进。故加搜校，粗为区目……尝谓有能观渊明之文者，驰竞之情遣，鄙吝之意祛，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岂止仁义可蹈，抑乃爵禄可辞，不必傍游泰华，远求柱史。此亦有助于风教也。(《陶渊明集序》，《全梁文》卷二○)

　　他认为陶氏不仅是一位道德高士，同时也是一位与众相异、卓尔不群的文士。陶氏文章独超众类，读后令人感觉心高气爽，有助于反对和抵制其时世重享乐、日渐颓靡的社会风气。萧统另撰有《陶渊明传》，对陶氏的隐逸之德特加阐述。从对征士的介绍到对陶氏文学作品的评价与重视，显示出文学观的发展变化，萧统可谓是给予陶渊明以文学定位的第一人。陶氏在文学史上地位之确定，大体就由后人崇其德而重其文，进而至唐代出现效仿其文学风格的田园诗派之后才形成巨大的影响。

　　如陶氏这种由隐向显者的实例还有鲍照。《宋书》中沈约附鲍氏的传记于《刘义庆传》中，并载其长文《河清颂》，虽然与史书的体例有所不合，但也显示出沈约对鲍照遒丽文风的重视。在四史中有关时人对鲍照文风的评价和关注的记载较少，惟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将鲍氏文风的继承者归于一类，言其“发唱惊挺，操调险急，雕藻淫艳，倾炫心魂，亦犹五色之有红紫，八音之有郑卫，斯鲍照之遗烈也”，显示出对鲍氏文风的注意。综而论之，如陶、鲍这样的文人，他们的文名在当时还是比较寂寞的，对其诗风的重视和学习是在唐朝以后。

　　以上为由隐到显的一种发展方向，而另一种情况则是如傅亮、刘孝绰这样在史书的记载中时誉很高、文名甚著的作家，其声名却消歇于六朝之后的评论中，这是由显到隐趋向的代表。《宋书》中对傅亮的文名多有记述，如《傅亮传》中言：“时傅亮自以文义之美，一时莫及。”又《蔡廓传》中云：“傅亮任寄隆重，学冠当时，朝廷仪典，皆取定于亮。”如此等等，可见在刘宋初期，傅亮虽然不能与谢灵运“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的地位相比，然而就教令文以及表奏等文体的创作来讲，他在当时的成就还是很显著的。《颜延之传》中云：“义熙十二年，高祖北伐……与王参军俱奉使至洛阳，道中作诗二首，文辞藻丽，为谢晦、傅亮所赏。”傅亮对颜延之的作品不仅具有品评资格，并且他的评判深为时人所认同。观傅亮现存作品如《感物赋》、《为宋至洛阳谒五陵表》等，深具情文之美乃是实情。尤其是应用文，的确文质彬彬，声情并茂，其中有5篇被崇尚“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强调“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的萧统载入《文选》。梁代以文笔著称的文士任昉更是奉傅亮为楷模（注：《南史·任昉传》中云：“颇慕傅亮，才思无穷。当时王公表奏，无不请焉。”）。可见，傅亮的文章作为应用文的典范代表在南朝时期还是具有一定影响的。清代许梿赞其《为宋公至洛阳谒五陵表》：“以深婉之思，写悲凉之态，低回百折，直令人一读一击节也。”“不甚砍削，然曲折有劲气。六朝章奏，季友不愧专门。”(《六朝文絜》卷五》)可谓推崇备至。《宋书》选载了傅亮的3篇诗文：《感物赋》、《演慎论》与《奉迎大驾于道路赋诗》，以示重视，并体现出傅亮作为刘宋重臣在废立少帝之前的忧惧。由此可见，在宋齐之际乃至梁代，傅亮的文作受到了时人的充分重视。同样的情况还有刘宋名士袁淑，“文冠当时”(《宋书》卷五一《临川王刘义庆传》)；刘宋时期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何承天，也是久负盛名，《宋书·谢晦传》中收录了他代谢晦所写的3篇自理奏表，自陈忠情，有理有据，殷殷之意可见，颇令人感动[3]。梁代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曾论刘宋作家：“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飚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凤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数也。”可见，刘宋文坛确实是人才济济。但是在今天的文学史中，除“元嘉三大家”之外这些文人的龙章凤彩已经难觅影踪。因此，南朝人对其时作家的认可与今天文学史的观照结果有很大的不同。不但刘宋时代的作家如此，齐梁时代一些著名文士也逐渐消歇于历史的折合中。如吴郡张氏一族，人才辈出，文名甚盛。其中张永、张畅、张率、张充等无不是当时文坛才秀。再如彭城刘氏，族中70余人并能属文，尤以刘孝绰为盛。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世重其文，每作一篇，朝成暮遍，好事者咸讽诵传写，流闻绝域”(《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其文名在当时决不亚于谢灵运“每有一诗至都邑，贵贱莫不竞焉，宿昔之间，士庶皆遍，远近钦慕，名动京师”的那种盛况，在梁代文坛自有一席之地。但是今天的文学史中，这些文士的文名俱已消歇，即使如刘孝绰之俊才高秀，后人对他的注意也只是视之为帮助萧统编撰《文选》的文人集团中的重要成员。这种变化显示出今天的文学史对南朝作家的认同与南朝史书中史臣的记载对其时文人的认同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形成，与后人评判南朝文学的价值标准的转变有很大的关系。

　　这两种方向的延伸向我们喻示了文学史的面貌有一个动态的变化过程，如傅亮等在史书记载中久负盛名、时誉很高的作家为什么渐渐销声匿迹，我想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对文学史的认识与判断很大程度上受着前人评论的作用与影响。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是经历了唐宋以来1000多年的选择与评定之后所形成的结果。南北朝之后，唐代文学批判地继承了六朝文学的发展成果，注重诗歌创作，遵循情感、意境、音律相统一的文学原则，倡导创造一种感动人心的审美境界。唐中期的古文运动亦以反对六朝骈俪文为主旨，而傅亮、刘孝绰、张率、徐勉、张缵等南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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