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南朝四史中文学面貌的呈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如果做纵向观，则文学人物的数量逐步增加，同时史臣所用的笔墨也就更加繁富和仔细，而且每一个时期都有各自不同的特征。史臣对史传人物的基本定位主要表现在传记的处理与布置、文人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活动的表述以及借鉴与吸收时人评论等方面。

　　    (一)史臣对于传记的处理与布置

　　四史史臣对历史人物的传记布局有一定准则，体现出他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一些看法。早在《史记》当中即有类似实例，如司马迁特设《司马相如传》并大加选录其《子虚赋》和《上林赋》以及《难蜀父老》等文章，就是为了表现司马相如的作品风格及其讽谏方式。同样，《宋书》中沈约特设《谢灵运传》与《颜延之传》，也是因其文才卓著而另眼相待。南朝四史中，史臣对文士的记载从少到多、由简到繁，存在一个十分明显的变化趋势，而且有些传记还体现着史臣的某种判断。如《宋书·谢晦传》就是一个独特的史例。谢晦出身于陈郡谢氏，乃是晋末宋初的名士。他与傅亮、徐羡之同为刘裕临终所托的顾命大臣，在元嘉三年的政变中以逆反罪名而被宋文帝刘义隆诛杀。在《宋书》的结构安排中，史臣不仅列谢晦专传，还选录了5篇重要作品，显示出非常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史臣对元嘉之变的认识态度。同样，沈约《宋书》对鲍照传记的安排也不排除主观因素在里面，其初衷缘于对鲍照文学才华的赏爱。另外，南朝史书中《文学传》的设立给予文学人物以更大程度的集中和关注，这一体例创式正是南朝时期史学发展的新尝试。史臣对史传人物的传记处理依据时代的需要而发生着变化，也就愈发体现出史臣在传记处理方面具有一定的主观色彩。

　　    (二)史臣对史传人物的文学素养和文学成就的表现

　　四史史臣对史传人物文学素养的表述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首先是直观表现，如《宋书·江湛传》云其“爱好文义”，谓谢灵运“江左莫逮”，等等。史臣通过这样的基本介绍来表现史传人物的文人修养，展现其精神面貌。其次是选取史传人物的文学作品以显示其文学才华，如《宋书》选录谢灵运的《撰征赋》、《山居赋》，《南齐书》选录刘祥的连珠15首，《梁书》中选取张融《海赋》、张缵《南征赋》以及刘峻的《辩命论》，等等。再次是借鉴与引录时人的意见，宋文帝的知赏意见就被《宋书》史臣多次引用，如《宋书·苏宝生传》云：“苏宝生，有文义之美……为太祖所知。”《梁书》史臣言刘孝绰“辞藻为后进所宗”。他们以这样的时论来印证史传人物的文学地位，有时还加入更为具体的评论。如《梁书·文学传·何逊》：“初，逊文章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世祖著论论之云：‘诗多而能者沈约，少而能者谢朓、何逊。’”最后是加入史臣自己的评价，体现史臣本人的价值取舍。如《南齐书·陆厥传》云：“少有风暨，好属文，五言诗甚新变。”反映了萧子显对诗体变化的关注。再如姚察父子赞扬裴子野“为文典而速，不尚丽靡之词”(《梁书》卷三○《裴子野传》)，指责江总“于五言七言尤善，然伤于浮艳”(《陈书》卷二七《江总传》)，又谓王筠“为文能压强韵，每公宴并作，辞必妍美”(《梁书》卷三三《王筠传》)，“(吴)均文体清拔有古气，好事者或学之，谓为‘吴均体’”(《梁书》卷四九《文学传·吴筠》)，等等，从而可以看出史臣的褒贬态度和明显的文学批评倾向，而他们的这种价值取向很大程度上成为今天的文学史对文人作家做出肯定与否定的依据和理由。史臣的意见所形成的这种导向和判断作用对于文人的文学史定位有着直接的影响。

　　如果我们将南朝四史中有关重要作家的传记表述加以对比，那么就会呈现出一种明显的由简到繁、从少到多、从宏观到具体的变化趋势。《宋书》记述方式较为传统，对史传人物文学地位的评定尤其注重时人的议论。如谓谢灵运作品时人无论贵贱莫不竞写乃至远近钦慕、名动京师，史臣以刘宋时人这样的直接反映来传达谢氏的文学影响和文学地位。又《颜延之传》云：“延之与陈郡谢灵运俱以词彩齐名，自潘岳、陆机之后，文士莫及也。江左并称颜、谢焉。”可见，《宋书》注重外在的、宏观的时论评价。《南齐书》与《宋书》类似，如谓谢朓“文章清丽”、以文才之著而深为萧子隆赏爱，并借用沈约“二百年来无此诗”的评价来加以印证。不过，相对《宋书》来讲，《南齐书》已经开始注意对作家文学风格的表述，体现出一种进步。发展到梁代，史书对文人作家的记载不仅在数量上骤增，而且史臣对历史人物的文学活动也更加注意，描述也更为详细和具体。如：

　　(柳)恽立行贞素，以贵公子旧有令名，少工篇什。始为诗曰：“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琅邪王元长(王融)见而嗟赏，因书斋壁。至是预曲宴，必被诏赋诗。尝奉和高祖登景阳楼中篇云：“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翠华承汉远，雕辇逐风游。”深为高祖(萧衍)所美。当时咸共称传。(《梁书》卷二一《柳恽传》)

　　(张率)与同郡陆倕幼相友狎，常同载诣左卫将军沈约，适值任昉在焉，约乃谓昉曰：“此二子后进才秀，皆南金也。卿可与定交。”

　　(率)直文德待诏省，敕使抄乙部书，又使撰妇人事二十余条，勒成百卷……率又为待诏赋奏之，甚见称赏。手敕答曰：“省赋殊佳。相如工而不敏，枚皋速而不工，卿可谓兼二子于金马矣。”又侍宴赋诗，高祖乃别赐率诗曰：“东南有才子，故能服官政。余虽惭古昔，得人今为盛。”率奉诏往返数首。(《梁书》卷三三《张率传》)

　　天监初，(刘孝绰)起家著作佐郎，为归沐诗以赠任昉，昉报章曰：“彼美洛阳子，投我怀秋作。讵慰耋嗟人，徒深老夫托。直史兼褒贬，辖司专疾恶。九折多美疹，匪报庶良药。子其崇锋颖，春耕励秋获。”其为名流所重如此……高祖雅好虫篆，时因宴幸，命沈约、任昉等言志赋诗，孝绰亦见引。尝侍宴，于坐为诗七首，高祖览其文，篇篇嗟赏，由是朝野改观焉。(《梁书》卷三三《刘孝绰传》)

　　尚书仆射范阳张缵，度支尚书琅邪王筠，都官尚书南阳刘之遴，并高才硕学，(江)总时年少有名，缵等雅相推重，为忘年友会。之遴尝酬总诗，其略曰：“上位居崇礼，寺署邻栖息。忌闻晓驱唱，每畏晨光赤色。高谈意未穷，晤对赏无极。探急共遨游，休沐忘退食。曷用销鄙吝，枉趾觏颜色。下上数千载，扬榷吐胸臆。”其为通人所钦挹如此。(《陈书》卷二七《江总传》)

　　从所引材料可见，《梁书》史臣对于文士文学素养的描述方式较之《宋书》、《南齐书》已有很大发展，不再局限于简略概要的点评，而是注意文学活动中文士的表现，尤其注重以诗文的形式来显示文士的才华和时人的推崇，叙述更为具体，文士形象也更加丰满生动。这是史传人物文学定位方式的一种改善和进步，也是文学兴盛对史学冲击和影响的结果。史臣通过对史传人物进行多方面的安排与表述，体现出他们在文学定位中所起到的导向作用。史臣材料的选择与价值的取向，影响着后人的总体判断，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史传人物的文学地位。一些史传人物的作品成为经典，为后人所传诵，而也有一些人一度显赫，却在历史的折合中成了附庸。所以，对于文学人物的观照及其文学地位的审视，史臣的表述与评价是我们进行分析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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