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诗以其各自不同的发展演进形态，同时进入南宋后期，造成了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极端冲突的局面，这是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状况，但是文学分体研究却淡化了这种冲突现象，文学发展史研究也对这种现象熟视无睹。

三 词的雅化、诗的俗化与南宋文化环境的关系

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有的宋词研究者认为“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并从“物质文化的雅化”和“精神文化的雅化”来论证这个观点，而且指出姜夔的雅趣和雅词是在南宋文化这个大的雅化环境中形成的 11 。由此论点推论，追随姜夔的格律词派之所以形成，自然也与这个雅化环境有关，也就是说，词的雅化是在“南宋文化环境”的“雅化趋势”中形成的。

然而有的宋诗研究者认为，江湖诗派“俗的风貌”形成，与江湖诗人接近“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感情”有很大关系，而且“南宋时期，市民文艺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对当时的诗人显然有一定影响” 12 。“市民阶层”的“生活层面”和“思想感情”及“市民文化”显然是南宋俗文化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本人也曾认为南宋文化处于“雅文化衰落，而俗文化逐渐兴盛的转折时期” 13，所以江湖诗派明显受到俗文化的冲击。事实上，这一点大多数研究者都注意到了:伴随着城市经济繁荣而日益兴盛的市民文艺文化，对士大夫文学创作、文艺思想产生影响 14 。因此似乎可以说江湖诗派的“俗”与南宋日渐发展成熟的俗文化有重要的关系，进而可以说南宋诗的俗化与南宋文化的俗化环境关系密切。

分别考察，这两种观点或说法都有一定道理，但是合而观之，就比较矛盾:诗与词，同时在南宋后期这个大的时代文化背景下生存，却同时向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其主要原因到底是什么，有待深入思考后作出解释。

既然人们都认为文化对文学有一定的影响，那么南宋的整个文化到底是雅还是俗?“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吗?南宋文化是个大概念，如何确定其范围?文化环境对文体发展、文学发展的影响真的那么大吗?文化与文学的具体关系究竟是怎样的?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而本文只是对其中一些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作为整体的南宋文化，是无法确定或判定其雅和俗的，因为一个时代的文化，从来都是由不同阶层、不同层次的雅与俗文化组成的，都是涵盖所有物质和精神的传承创造的，南宋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它包涵着南宋各个阶层的各种十分具体的文化因子，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尤其是以士大夫为主体的雅文化和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这与以前一些朝代的文化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因此我们很难说整个的“南宋文化环境”具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除非我们将前此——先秦以至北宋的文化都定性为俗或比较俗的文化，然而谁敢如此武断呢?判定一个时代文化的雅化与俗化，不仅是关于这个时代的内部事务，而且是要以前代文化为参照物的。

当然，与以前各代文化相比，宋代文化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宋代文化的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已为古今学术名家所公认。” 15 但是这个“高度成熟与发育定型”的特色，绝不是“雅化”或“俗化”这样简单的说法就可以概括说明的，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内涵。

南宋是雅、俗文化势力逐渐均等的重要时期。一向占文化主体的士大夫雅文化，经过北宋士大夫不断地“以俗为雅”，日益扩大势力范围，不少直至唐代都被视为俗文化组成部分的文艺形式如词、绘画等，日常生活内容如饮食、陶瓷等等，由于受到北宋士大夫的青睐，而被注入了浓厚的文人情怀和情趣，日益雅化。尤其是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人，他们以宋代士大夫特有的审美情趣和文化素养，尽可能地从俗文化中发掘素材，并赋予其雅趣和雅韵，将其变成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到了南宋，士大夫在此基础上把已经“雅化”了的一些“俗文化”，向更加高雅精致的理想发展，并使之定型，成为雅文化的一部分，词的雅化过程就是典型代表，绘画、饮食及其他日常生活内容，也莫不如此。

更重要的是，一向不为人重视的、以市民大众为主体的俗文化，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日渐成熟，产生了能够表达甚至代表其文化思潮或水平的文艺形式，而且引起士大夫阶层的广泛关注。北宋士大夫一方面“以俗为雅”，对俗文化进行雅化改造，一方面密切注意俗文化的发展动向，甚至在诗文新变中向唐宋传奇和宋杂剧取法 16 ，从而促进雅文化俗化。到南宋，能够代表俗文化的俗文艺，譬如说话（话本）、杂剧、南戏，以及其他各种讲唱、表演文艺形式，有了更为宽广的接受天地和旺盛的生命力，更使时人刮目相看，士大夫的笔记小说叙述记录其繁盛状况，诗、词对俗文艺的演出也有不少反映。虽然现存的俗文化文献不多，但从其他各种文献中可以感受到其繁荣程度。南宋俗文化势力真正崛起，开始与雅文化平分秋色，甚至对雅文化产生影响，使雅文化的组成部分，如向来被视为严肃正统的文学形式——诗和文，都不同程度向俗文化倾斜靠近，江湖诗派“俗的风貌”以及语录体、日记体的大量出现，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南宋文化的雅与俗两面开始共同发展，不再是无视俗文化的雅文化一统天下时期;雅、俗文化既有区别又密切联系，因此我们虽然不能说整个“南宋文化环境”只有“雅化趋势”还是俗化趋势，但是我们可以说南宋的雅文化具有俗化倾向、而俗文化具有雅化倾向，二者同时发生，双向交流，改变了雅俗文化的对立，使得“雅俗贯通”、“雅俗互摄互融” 17 的宋人审美理想基本实现。

雅、俗文化的区别，到了南宋，已不再是素材内容或形式方式等现象层面的问题，而是已经“超出现象层而进入意蕴层”的问题 18 ，——人的精神素养、生活态度、审美理想情趣等“意蕴层”，成为判断雅、俗的标准。雅、俗标准的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它取消了原来人们观念中雅、俗文化的物质或“现象层”的界限，使得雅、俗文化在物质或“现象层”上合流了，双方范围在这一方面都无限制地扩大，物质或“现象层”本身没有雅与俗之分，只有主体的参与，才能使其雅化或俗化。因此“物质文化的雅化”和“雅文化衰落”等提法，显然都失之武断或偏颇。

此外，词的雅化、诗的俗化果真是受了南宋文化环境影响的结果?文学的发展是否只能被动地受制于文化环境?或者说文化对文学的影响具有决定性吗?当然不是。尤其是在古代，士大夫文学在士大夫文化生活乃至在整个社会文化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就更不是影响和受影响这样简单的关系。

在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文学虽然只是构成文化的极小一部分，然而却是极为重要的部分;士大夫文人是当时精神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被称之为精英文学，可以说是文化的重要建构部分，甚至是文化的前沿部分，或说是文化的风向标，常常代表文化的发展状况和方向。

虽然作为总体文化的一个构成因素——文学及其创造者会受文化大环境的制约和影响，但文学创造者的敏锐性、创造性常常使文学走在文化的前沿，一些文学创造者的文学作品甚至他们的审美趣味、言语行为，引导着时代的审美潮流。譬如在北宋，欧阳修、苏轼作为文坛盟主，就发挥过这样的作用，他们不仅扭转文坛风气，而且影响到社会文化生活的各个层面，曾巩《苏明允哀词》谈到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在当时的影响云:“于是三人之文章盛传于世，得而读之者皆为之惊，或叹不可及，或慕而效之。自京师至于海域障徼，学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书。” 19 文学在北宋的崇高地位和广泛影响于此可见一斑。到了南宋，文学及其创造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似乎总体有所降落，但是从陆游《范待制诗集序》“公（范成大）素以诗名一代，故落纸墨未及燥，士女万人已更传诵，被之乐府弦歌。或题写素屏团扇，更相赠遗，盖自蜀置帅守以来未有也” 20 的叙述来看，范成大的诗歌不仅仅在“学士大夫”中传诵，而且受到“士女万人”的青睐，流传到了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由此也可见诗歌在文化中的地位和影响仍然没有减弱。

大多数江湖游士的社会地位虽然一落千丈，但是他们的文学、文化地位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失落，他们仍旧是文学的主要创造者，是文化建设的主力军;他们的文学创作、审美取向仍然对当时的文坛、文化有建设性作用，特别是刘克庄、姜夔等诗人词人，就在当时品评时辈、指导后学，在文学、文化建设上起到很大作用。据说当时“江湖从学者，尽欲倚刘墙” 21 。足见刘克庄对江湖诗人、诗风以及诗歌审美思潮影响极大。姜夔以其不同流俗的诗词风格和审美趣味而倍受杨万里、范成大等官僚士大夫的欣赏和推崇，并进而影响到当时的词坛风尚。他们无疑从传统文化和当时文化中汲取了充分的营养，然而他们的再创造反过来营造了当时的文化环境，促进了当时文化的发展。

如果我们总是强调文学及其创造者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和影响，往往就会忽略文学创造者的创造性或再造性，忽略文学的独立性以及文学自身发展规律。文学的发展变化，往往会开一种文化潮流或风气之先，带动整体文化的发展，诗的俗化和词的雅化就是如此。

诗和词在宋代以前，分别属于雅文学和俗文学两个系统，也就是说分别属于雅文化和俗文化两个阵营，在两宋雅、俗文化“互摄互融”的过程中，诗、词实际上分别作为雅、俗文学和文化的先锋，其不同的发展方向，引导了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潮流。“以俗为雅”是诗歌创作最先提出的贯通雅俗的方法，“以诗为词”是提高词品、尊重词体的一种手段，诗人、词人首先采取不同方式引起两种文体的改变，在北宋文坛引起很大震动，同时带动了文化各个方面的改变。

宋代诗、词比其他文学或文化形式变化更早，而且最为明显，例如词体在晚唐五代就开始进入文人的创作领域，走向雅化进程，而其他一些文化艺术的雅化，差不多都在词体雅化之后。例如文人对绘画艺术的普遍关注，是在北宋中后期，当文同、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米芾等人开始活跃在画坛时，“画工”之画才变成“士人画”，而“画中有诗”也成为诗人雅化绘画艺术意境、提升绘画艺术品位的一种手段。书法艺术逐渐由唐代带有官僚气息的庄重肃穆，而向文人化、个性化的潇洒恣肆发展，这也是直到北宋中后期的“苏黄米蔡”才成为一种潮流的;与绘画书法艺术相关的笔墨纸砚等文化用品，进入诗歌创作的领域，并受到文人墨客的赏玩爱叹，也在绘画书法艺术雅化之时或之后;尤其是饮食，在宋代以前还是一切凡夫俗子的日常消费，连唐代的诗人也还大都耽于狂饮大嚼，而当欧阳修、苏轼等人“以俗为雅”时，饮食也被赋予雅文化的内涵，茶酒酱醋都变得像风花雪月一样，值得慢慢欣赏、细细品味;还有金石鉴赏、宋杂剧、话本等等雅化的时间较词体晚，进程也缓慢。而当这些“俗文化”进入“雅文化”领域时，雅文化领域也因此表现出更多的“人间烟火”气，而显得俗化了。可以看出，两宋雅文化的俗化和俗文化的雅化，最先表现在诗、词这两种文体上，然后渐次扩展到其他方面。

可以说没有文学家或者说文学方面的雅俗观念改变，就不会有整个文化的雅俗改观。所以姜夔及格律词派、刘克庄及江湖诗派，虽说受了“南宋文化环境”的一些影响，但他们未必不是“南宋文化环境”的重要营造者或开南宋文化风气之先者，因为他们走在文化的前沿，引领一时风气和文化潮流。

在文学与文化的关系中，传统研究都比较注意和强调文化对文学的影响，而很少有人关注文学的前沿性或时尚性以及文学对文化的引导作用。这固然由于传统文学一向提倡复古，具有相当的保守性，缺少现、当代文学的超前意识，但也可能因为研究者包括我自己的观念尚未转变。

词的雅化和诗的俗化，是词体和诗体各自发展进程到南宋后期的不同状态呈现，其发展倾向虽然不同，但都属于文体自身发展的问题。文体自身的发展规律是文学发展的内部条件、决定因素，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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