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北宋后期，文人的济世热情消退，遗世之情转笃，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当时的辞赋在平淡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但有的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山川赋、都邑赋呈复兴之势。由于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观念的影响，北宋后期赋还凝聚了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

【关键词】 北宋后期 辞赋 特征

宋代文人在文学上具有极强的变革意识。在辞赋创作领域，宋初文人崇尚学殖深醇，尽量在辞赋中显示自己的学术修养和文华风采，而且，他们努力克制个人情感的抒发，追求情理相谐的美韵，各种学术思想的渗透更加重了宋初赋的这些特点。宋赋一开始就向着平和典雅的方向发展，与音情顿挫的唐赋分庭抗礼。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运动给文学以深刻的影响，此时的辞赋创作与学术思潮更为密切地结合，以学术对政治的干预为契机，辞赋参与政治的功能得到加强，甚而至于出现了用辞赋写成的政论文、说理文。当时的辞赋家不再克制自己的情绪，忧世不治的情怀得到了充分的展示。伴随着熙宁变法引发的激烈党争，北宋文人的济世热情逐渐消退，遗世之情转笃。熙宁九年（1076），王安石因吕惠卿等人的排挤而罢相，元丰二年（1079），苏轼因讥评时政获罪，兴起文字狱，至此，党争渐变为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和你死我活的利益之争。政坛的这种转变深深影响着文人的心态，迫使文人更深入地思考情感与理性、个人与社会、入世与超脱等人生问题，重视学养和情理相谐的传统又成了赋坛的主调。逮靖康元年（1126），金人渡河，二帝入北，北宋灭亡，文学思想随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本文所指的北宋后期即从元丰年间至宣和年间，共五十年左右。由于受当时政坛的动向、文人的心态、学术发展、科举改革以及辞赋自身规律等的影响，北宋后期的辞赋表现出相当鲜明的时代特征。

一 辞赋成为文人们深入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

北宋后期的政治史是恶劣党争的历史。正如范纯仁所言:“朋党之起，盖因趋向异同，同我者谓之正人，异我者疑为邪党。既恶其异我，则逆耳之言难至;既喜其同我，则迎合之佞日亲，以至真伪莫知，贤愚倒置，国家之患，率由此也。” （《宋史》本传，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众多的文人卷入了这场相互攻讦、迫害的争斗中，身不由己，欲罢不能。他们希望彻悟人生，超越宦海风波和心为形役的苦恼，在心灵的世界中寻觅真正的自我。辞赋有表现人生忧患的传统，从《离骚》的求索人生价值到董仲舒的《士不遇赋》、东方朔的《答客难》、扬雄的《解嘲》、张衡的《应间》、蔡邕的《释诲》等的思索人生出处去就，辞赋成为负载文人探索人生问题的重要载体。北宋中期，刘敞、刘攽、文同、王安石等即凭借这种述志赋来深入思索人生问题，沿着这一线索，北宋后期，思索人生便成为辞赋创作的主调，因为在政治斗争中失落的人格、人生意义要通过文学创作、辞赋创作来寻找，来探索。

北宋文人具有忧患天下的精神，在北宋后期，面对变幻莫测的政治纷争，许多文人在仕与隐的问题上表现出了困惑和彷徨。入世情怀和党同伐异的政治风气使他们不可能完全超然世外，崇尚气节的道德良知又使他们不愿与时浮沉，随波逐流，因此，表现出处去就的矛盾与困惑的辞赋便多了起来，这不同于以往表现有志难伸的抒愤之作，而是在隐与仕的人生道路上的临路迟回、歧路兴叹。像黄庭坚的《休亭赋》、赵鼎臣的《学古堂赋》、程俱的《怀居赋》、李纲的《三黜赋》等均在感叹对仕宦的厌倦和不甘归隐的无奈。如赵鼎臣在《学古堂赋》中写道:“虽世忽晦显，道常污隆。有礼乐以治性，有仁义以饬躬。行既往以无敝，播方来而靡穷。固可骛精思于物表，挹芳馨于壳中矣。在官彬彬，拊循吏民;退休愉愉，讨论诗书。朝而出，以古为律;夕而居，与古为徒。得于内者，充我之不足;发于外者，推吾之有余。” （《竹隐畸士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段文字似乎在表现为官而超脱名利、以古为师的态度，其实质是向往一种亦官亦隐，既志在黎庶，又远离机阱的生活，是在以理性的思索来化解人生的无奈。

在北宋后期的辞赋中，有许多表现出世之志的作品，这是文人们为化解宦海苦闷而作的心理安慰。骚体在北宋中期兴起以来，便渐渐脱离屈骚的入世精神，向远离世情的旨趣发展。北宋后期的骚体仍然接绪这一方向，以表现出尘之趣为主。晁补之是当时的骚体大家，他的绝大多数作品是在宣扬这种思想，李廌的《拟楚辞》、《叹美人词》，米芾的《楚辞》等，就是抒发高世之情的作品。因此，邵博指出:“楚词文章，屈原一人耳。宋玉亲见之，尚不得其仿佛，况其下者。唯退之《罗池词》可方驾以出，东坡谓鲜于子骏之作，追古屈原，友之过矣。如晁无咎所集《续离骚》，皆非是。” （《邵氏闻见后录》卷一四，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指的就是当时骚体逐渐远离抒愤传统，向情韵   然的方向发展的倾向。

北宋文人具有极强的人格独立意识。既然生存的价值、人生的意义在现实中难以实现，他们便在心灵的世界中去寻觅，在超然的精神状态下，在审美观照中，获得心灵的解脱和人格的完美。北宋后期辞赋在表现独立人格方面相当突出。文人们喜欢描绘具有高洁品格的形象来寄托人格理想，宋初以来，描写松、竹、梅、菊等以寄寓高洁人格的咏物赋渐增，到后期，更是出现了一个高潮。如写竹的，有黄庭坚的《对青竹赋》、《苦笋》，李复的《竹声赋》，郑刚中的《感雪竹赋》，慕容彦逢的《岩竹赋》等;写梅的，有唐庚的《惜梅》，李纲、张嵲、李处权的《梅花赋》，谢逸的《雪后折梅赋》，苏籀的《戏作梅花》等。苏轼《于潜僧绿筠轩》云:“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描写竹的赋，大抵寄托高雅傲岸的人生境界，李复的《竹声赋》对竹的形象的描绘另辟蹊径，专写竹声，是这类赋中的妙品，赋中写道:“高秋气肃，夜色如水，喧逐众归，静与孤至。不知何声，纷然满耳，疑有天人，来过虚庭。琼旒宝络，玉佩珠旌，风散湘瑟，霜感缑笙。飘流苏于檐宇，缈金奏于烟云，前导既往，后陪载作，乍低徊而掩抑，俄飘起于青冥。” （《潏水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篇赋发挥了辞赋体物的优长，将竹声虚幻做仙人的仪仗队伍在明净的夜色中飘然而来，充分展示出竹声之高雅、悠远，作者之胸怀，通过纯美的境界展示出来。北宋写梅的赋多受唐代宋璟《梅花赋》的影响，以表现梅花的风姿绰约、孤芳自赏见长。唐庚的《惜梅赋》将梅之高洁与处境之庸俗荒僻对比来写，言浅语深，高出流辈。赋曰:

县庭有梅株焉，吾不知植于何时，荫一亩其疏疏，香数里其披披。侵小雪而更繁，得胧月而益奇。然生不得其地，俗物溷其幽姿。前胥吏之纷拏，后囚系之嘤咿。虽物性之自适，揆人意而非宜。既不得荐嘉实于商鼎，效微劳于魏师;又不得托孤根于竹间，遂野性于水涯。恨驿使之未逢，惊羌笛之频吹。恐飘零之易及，虽清绝而安施。 （《眉山诗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篇赋作于政和年间，其时唐庚谪官惠州，他以梅自况，在孤高中又孕涵着平和淡逸、缘性自适的情怀，很好地展示了崇尚隽雅人格的胸襟。

追求高雅隽逸的心灵境界，忘却世俗名利，这是北宋文人，尤其是后期的文人共同的追求，可是很少有人能做到这一点，愈是达不到，便愈在生活中、文学中寻求，表现这种人生的真情趣、真乐趣，努力使生活艺术化。北宋文人喜欢徜徉于园林台榭间，俯仰于书斋静室中，在虚灵的境界中体悟人生的奥义。他们喜欢用“记”类散文来抒写这种人生情趣，而且，这类题材也逐渐向辞赋浸透。北宋中期，只有宋庠的《幽窗赋》、范仲淹的《秋香亭赋》等少数描写园林台榭的作品，北宋后期，这类赋激增，写园林亭台的，有黄庭坚的《休亭赋》、《放目亭赋》，米芾的《登黄鹤台下临金山赋》，晁补之的《北渚亭赋》、《披榛亭赋》、《遐观楼辞》、《漫浪阁辞》，唐庚的《平台赋》，程俱的《临芳观赋》，秦观的《黄楼赋》，苏辙的《登真兴寺楼赋》等;写书斋静室的，有秦观的《寄老庵赋》，黄庭坚的《是是堂赋》、《坐进庵赋》，慕容彦逢的《双南轩赋》，赵鼎臣的《寄傲斋赋》，刘一止的《三友斋赋》，李复的《久翠堂辞》，宗泽的《抚松堂赋》，郑刚中的《山斋赋》等。“记”类散文的题材用辞赋来表现，这反映出赋在表现文人闲雅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受到重视。

作为闲雅生活情趣的点缀，艺术是不可缺少的，因此，北宋后期表现书法、绘画的赋也不少。与此联系，饮酒、啜茗、游览等表现怡情雅趣的赋也多了起来。单就游览赋来说，描写游历湖泊泉流的，有苏轼的《天庆观乳泉赋》，有张耒的《游东湖赋》，李纲的《后乳泉赋》，王安中的《竹林泉赋》，苏籀的《汤泉赋》;描写游观山岳丘壑的，有张耒的《柯山赋》，李廌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赵鼎臣的《尧山赋》，张嵲的《续囚山赋》，孔武仲的《庙山赋》、《田家坡赋》等。超逸绝尘的品格和与造物者游的胸次是北宋后期文人普遍的追求，许多人用赋来表现优游于艺术之境的陶然，在园林台榭、书斋静室、泉流丘壑的晏处游遨中，将感悟到的高世之情用辞赋来纵笔挥洒，这在当时是相当普遍的。

二 辞赋中孕涵着深沉的忧患意识

在庆历以来的变法运动中，北宋文人表现出浓厚的参政热情。熙宁、元丰以来，文人们心系天下的激情消退了，全身远祸、因循墨守之风渐染士林。李清臣指出:“古者之用人矣，视成不视始，责大而不责细;……今者之用人，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而气折，大臣慑怯，小臣凌竞，而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而朝廷大计，生民实患，卒无有任者。是故以天下之大，万官之富，而常若无其人。” ① 这段话深刻地揭示了文人们入世热情消退的原因所在。但文人们的济世热情并不是完全消失了，而是不得不向内收敛，变得更为深沉了。既欲参政，又思祸端，忧乐天下的意识无法在现实政治中伸张，只能在随性逍遥的人生态度和远离尘嚣的纯美境界中得到消解。

在辞赋创作中，北宋后期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时有流露。在党争中，文人们时常以辞赋来表露政见，攻击对方。苏轼的《后杞菊赋》就是为讥刺新法削减官俸而作。黄庭坚作于元祐八年的《江西道院赋》畅论简静牧民之道，非毁新法扰民。这种以文学来讥刺政治的作法其实是忧患意识的流露。正如苏轼在《与滕达道二十四首》中所说:“虽此心耿耿，归于忧国，而所言差谬，少有中理者。今圣德日新，众化大成，回视向之所执，益觉疏矣。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取，若哓哓不已，则忧患愈深。” （《东坡全集》卷七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此语道出了忧世之情无法排遣的无奈。对于同党，文人们往往相互标榜，誉之过甚。苏轼在元祐六年回朝，拜中书舍人后，李廌作《金銮赋》颂美其事。元祐四年，苏轼为翰林学士，李廌又作《金銮后赋》，对二苏褒扬过誉，对新法贬斥颇多。这类赋，同样是参政意识的曲折反映。

由于惧怕文祸及身，更多的赋家往往并不针对具体的行政微文讥刺，而是穷究治乱之源，通古今之变，借古讽今，因此，这个时期吊古之作较多。如张耒有《吴故城赋》、唐庚有《平台赋》、李纲有《迷楼赋》、赵鼎臣有《尧山赋》、刘跂有《防宣宫赋》、孔武仲有《吊隋炀帝赋》、张舜民有《长城赋》等等，这些赋大抵托古以寄寓对现实政治的忧思。张舜民的《长城赋》是元祐九年（1094）出使辽国时作，他在《投进〈使辽录〉、〈长城赋〉札子》中就说“并《长城赋》一篇，涉猎古今，兼之讽戒”，“亦所以见臣子区区原隰，王事靡盬，不遑启处之意”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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