墁集》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希望借赋来劝诫哲宗忧勤国事，修葺武备。张舜民继承唐太宗《临层台赋》、徐彦伯《登长城赋》对长城的评价，认为它在军事上的价值不大，赋曰:“及乎周、隋，至于唐晚，亦我出而彼入，将屡胜而屡败。莫不火灭烟消，土崩瓦解。瓶尽罍耻，兔亡蹄在。城若有知，应为感慨。” （《画墁集》卷五） 指出:只有国家强盛才可能长治久安，消极依靠长城的拱卫是不可靠的。赋中不无忧虑地说“震盈丰大，求之古先，莫与京对”，暗示宋王朝正走向衰败，因此，他说:“萃以除戎器，戒不虞，既济曰:君子思患而预防之。”希望统治者能以《易》之《萃》、《既济》的卦旨行事，增强军力，这才是和平的保证，化行天下以求平安是不切实际的。
北宋末期辞赋忧患天下的情怀表现得更其深沉，鲜有直陈心迹者。而宗泽的《抚松堂赋遗王居士》剖白心迹，直述衷肠，在当时是不多见的。对于婆娑的大树，宋人一般喜阐发庄子逍遥游之义，发无用为用的感叹，宗泽此赋则生发出援时进取之义，赋曰:“嵩少之麓，万松郁然，偃高盖以鸣风，盘深柢而切天。却挥斤于睥睨，款化石而顽坚。怅莫致之，华我林泉。发聘士之幽寻，课畦丁而小迁，培拱把而气藏，远桔槔而智圆。” （《宗忠简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赋是赠给一位姓王的居士的，赋中藏气幽处的大松是隐居修身的居士的象征。赋接下来写道:“寓修身于种艺，戒除恶于蔓延，期百尺于岁寒，扶大厦于将颠。”在此，类似于《庄子·逍遥游》中大椿形象的大松树已巧妙置换为以冀时用、进德修业的贤者形象。赋曰:“且溉且壅，濯我乔木。或攒膏而为酒，或飞烟而取墨;或采脂以储药，或祈明而代烛;或盘缕以为扇箑，或折枝以当麈玉。”这是松树的小用，贤士若此，只能算是盛世的帮闲，宗泽对贤士冀有大用，赋曰:“我观此物，碨落节目，擅巨栋于庙堂，备行舻于海渎，用扶危而利涉，肯收功于芒粟。”他希望贤士担负起力振衰世的重担。在文字的背后，深藏着宗泽吐哺求贤、海纳百川的气度和对王朝命运、世道人心的深切忧虑。宗泽还有一篇《古楠赋》阐发退居待时的思想，和常见的迁客骚人之思有别，蕴含着一股积极进取的激情和心系天下的慷慨深情。
许多文士在党争中饱尝颠沛流离之苦。熙宁、元丰年间，新党用事，旧党人物纷纷外放。元祐更化，旧党得势，被贬抑者纷纷回朝，新党人物渐次被逐，旧党还兴起莫须有的“车盖亭”之狱;绍圣述圣，新党得势，恶意报复，深贬元祐党人，并禁元祐之学;崇宁年间，旧党再次被逐。加之旧党中又有蜀、洛、朔党之争，亦形同水火，互相迫害。北宋后期的党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在党同伐异的意气之争中耗尽了生命激情，忧勤国事的进取之心转向深沉。他们用赋或抒发宦海沉浮的感慨，或排遣穷居野处的苦闷，始终伴随着忧世不治的无奈。张耒的《邹操》、《渡江》，程俱的《后松江》、《献占》，黄庭坚的《悲秋》、《木之彬彬》等蕴含着深沉的忧患天下的情怀。徽宗建中靖国以后，国势渐渐不可收拾，悲凉之雾愈加浓厚，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转化为身如浮萍、心似悬旌的飘泊感。在咏秋的赋作中，欧阳修的《秋声赋》、叶清臣的《松江秋泛赋》、苏轼的《秋阳赋》多表现得淡泊高旷而略显衰飒，但北宋末期的这类作品则悲怆无已，如李纲的《秋风辞》、晁补之的《江头秋风辞》、毛滂的《拟秋兴赋》、郑刚中的《秋雨》、邢居实的《秋风三叠》、苏籀的《秋辞》等都尽力渲染秋的肃杀和无力回天的无奈。征行赋在北宋末期也多了起来，这类赋滥觞于楚辞的《涉江》、《远游》，汉代班彪的《西征》、崔篆的《遂初》等表现流离飘泊、志不得行的苦闷，确立了这类赋的基调。北宋末期的征行赋表现出的漂泊感是对这一基调的继承，同时折射出处身衰世、心无皈依的苦闷。这类赋主要有张耒、唐庚、邢居实的同题作品《南征赋》，李刚的《江上愁心赋》、《续远游》，程俱的《广游》等。
三 辞赋创作呈现出歌功颂德、润色鸿业的趋向
徽宗庸劣，无理国之大志而梦想尝太平天子的滋味，政局大坏。在这种情形下，润色鸿业的辞赋呈现复兴的势头，这些赋曲折地反映出文人们全身远害、心灰意冷的心态。
早在元丰、元祐年间，就有文人为取媚当道、宣扬政见而创作颂德之作。周邦彦在元丰六年（1083）进献《汴都赋》为神宗大唱赞歌，元祐间，张商英作《嘉禾篇》为司马光颂德。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颂美赋数量很少，而且空洞无物，为文造情，艺术水平不高。据晁补之云:元丰间，关景晖曾奏《汴都赋》，“言天子盛德，焦劳天下，盖四方之政所以行而其末归之清净，以谏上爱民力、固基本，如所奏赋旨” （《鸡肋集》卷三四《汴都赋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关景晖后来贫困不能久居京师，抱其赋而泣，可见神宗对这类赋不太感兴趣。
面对元祐以后王朝的衰败气象，特别是徽宗以后的亡国之兆，文人们起而粉饰衰世，作一些有气无力的心理安慰。他们或宣扬王朝风物之美、物产之盛，或赞美礼乐之隆兴、国力军力之强大，很有些强撑门面的意味。而直接颂美徽宗的赋几乎没有，尤其是对他大兴土木、广搜奇石花木的举动更无人称颂。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颂美山川风物的赋，通过赞美山川以表现大宋的气度，以暂时忘却眼前一蹶不振的现实。这类赋较好的有李廌的《武当山赋》、李纲的《武夷山赋》、张嵲的《续囚山赋》、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等。李廌的《武当山赋》作于建中靖国六年（1101），这篇三千余言的赋充满热情地描绘了武当山的气势、山间风光、不凡的物产、鸟兽等等，展示了武当山在天地间的地位，并指出，大宋七叶而至徽宗，武当山焕发出卓然不群的灵淑之气，赋曰:“今遘盛时，以圣继圣，七叶重熙，西越流沙，东渐嵒夷，北抚幽都，南控雕题。际天所焘，率郡县之。惟南乡之故民，其苗裔之所遗，陶冶道化，旧俗丕移。昔尚豪夸，侈靡以嬉，今服礼训，惟俭惟仪;昔喜任侠，使气敢为，今乡义方，谨畏自持……” （《济南集》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种久违的谀美的文字出现在李廌的赋中颇可玩味，李廌非谗慝之臣，他的这段话不大可能是谀主，这篇赋应该是对绍圣以来日薄西山的国势的曲意回护，也许作者不想面对这样的现实:一番闹哄哄的政治纷争的结果，是王朝没落了。在赋中结尾，作者赞美与武当山有关涉的古贤，尤其对诸葛亮颇多推崇，李廌在聊以自宽中又希望有能人出山以振衰世。楼异的《嵩山三十六峰赋》是当时享有令誉的作品，赋作突出嵩山仙境般的美，其创作心态与李廌赋是一致的，也是为了自慰遣忧而巧构幻境。
不惟山川赋，北宋末期都邑赋也呈复兴之势。在周邦彦、关景晖创作《汴都赋》之后，李长民写了《广汴赋》。这篇近七千字的赋全面描述了汴都宫衙、宫庙建筑的分布图景，突出汴都在政治、仪式上的城市职能，和真宗时杨侃创作的《皇畿赋》表现世俗情调不同，李长民的赋承周邦彦赋，尽量滤去汴都的人间气息，着力渲染其礼仪性，展示汴都在天地间独一无二的崇高地位，借此以表现宋王朝奉天承运的主题。这是为忘却处身衰世的不快而着力构建的幻境。王观的《扬州赋》、赵鼎臣的《邺都赋》也是这时期重要的城邑赋，都着重追溯历史，铺陈风物人情之美，以体现宋王朝深厚的底蕴和承圣继天的正统地位。王仲的《南都赋》则在叙述了北宋南都商丘的历史、物产之后，详细描述了真宗感梦受禅那场闹剧。李长民的《广汴赋》中也以无比神往之情记述了这件事。那场在当时和稍后广为文人诟病的荒唐事却成了北宋末期文人的美好记忆。他们以缅怀前朝掌故的景仰之情在追思真宗时的太平气象，流露出“哀以思”的亡国情绪。这种怀旧的心绪和巧构幻境的山川描写一样，是亡国气氛在文人心灵中的折射。
气势恢宏的典礼可以体现出王朝的声势，也可以使文人对现实的衰败产生些许空幻的寄托与愿望。元符年间，刘跂作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即反映了文人们的这种心理。从宋初以来，文人们对铺张扬厉的汉代颂美大赋颇多微词，而倾向于学习魏晋辞赋的征实传统。北宋中期辞赋中颂声消沉，典礼赋多是简单记述典礼程序。北宋末期的典礼赋转而学习汉大赋的虚声颂美。刘跂在《进元符南郊大礼赋表》中说:“如《三都》、《二京》，客卿乌有之比者，窃尝谓词人文士之作，虽取径不纯，去此道时远，至于变化飞动，神开笔端，得不因人，自我作古，新一代耳目，起太平极功，有如此曹，殆不多得，屈宋已还，贾生、相如、向、褒、雄、固最号高手，能使往汉光华至今，数子力也。自时厥后，苟作之徒，敝毫殚楮，或文不足以起意，或趣不足以会真，而其时君，至有持一时赫赫盛烈，甘心低徊，委之斯人之手，磨灭就尽，岂不痛哉。” （《龙云集》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原文有缺字，据《全宋文》补） 这样的议论在宋代相当少见，它充分肯定了汉大赋润色鸿业、传上国声威气势的功能。自扬雄中年悔作大赋，斥为童子篆刻，于世无补，他的这种论调影响甚远。班固援《诗》以曲意回护，以为辞赋乃古诗之流，义归于讽谏。扬雄、班固虽对汉大赋褒贬不一，但立足点是儒家的诗教说，都没有充分注意到汉大赋扬上国声威的功能。但在北宋末期，刘跂的肯定颂美国势的论调却得到了回应。据罗良弼《跋龙云先生集后》云:“元符改元，（刘）进《南郊大礼赋》，君相动色，以为相如、子云复出，即除秘书省正字，稍迁著作佐郎，骎骎向用矣。高丽传诵其文。” （《龙云集》卷末） 可见，刘跂的观点不是孤立的，而是当时的一种风气。看来，随着国家的衰败，人们对颂美赋的功能却愈加重视了。但是，北宋末期的气象无法和大汉气度同日而语，赋家们认可汉大赋的铺张扬厉，学习它的宣上德，只能是粉饰惭德。刘跂的《元符南郊大礼赋》充满热情地追述太祖荡涤海内的功业和列宗的功绩，描绘当代的盛世景象多罗列漕泉涌地、祥瑞沓至等套语，显得虚张声势，不得要领。可以说，没有强大的王朝作依托，没有自豪开阔的胸怀，润色鸿业的颂声是唱不成腔调的。
四 辞赋创作表现出强烈的集大成意识
重学识修养和胸襟学力是宋初以来形成的文学传统。读书穷理和通经明古、经世致用在宋人看来是统一的。北宋后期，经世致用的思潮逐渐消歇，读书穷理渐变为文人们摆脱现实烦恼的重要途径，集大成而求变的创作意识深深影响着辞赋创作。
学识深厚是北宋文人的基本素质。苏轼和他周围的文人对此犹为看重。他曾向人推荐秦观说:“今得其诗文数十首，拜呈。词格高下，固已无逃于左右。独其行文修饬，才敏过人。有志于忠义者，某请以身任之。此外，博综史传，通晓佛书，讲集医药，明练法律，若此类，未易一一数也。” （《东坡全集》卷七五《与王荆公二首》其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他还对苏过说:“秦少游、张文潜，才识学问，为当世第一。” （《曲洧旧闻》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黄庭坚也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 （胡仔《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这种重学问的倾向在文学创作中多表现为强烈的集大成意识。早在诗文革新时期，宋人就表现出荟萃众美，自成一家的倾向，在贯通古人的基础上力求超越之。北宋后期，以苏、黄为代表的文人其学识和才气远高于他们的前辈，集大成的意识表现得更为强烈。秦观在《韩愈论》中将文分为论理之文、论事之文、叙事之文、托词之文、成体之文。而“成体之文”乃指韩愈创立的、融液众美的“古文”，他指出:“然则列、庄、苏、张、班、马、宋之流，其学术才气皆出于愈之文，犹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家之长，适当其时而已。”他不光要求众体之融汇，更主张各种风格之融通，他说:“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长于藻丽。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峻法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 （《淮海集》卷二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具体到辞赋，要想在文体和风格上集大成，就要经过继承前人和自成一家两个阶段。苏轼曾评价鲜于侁的骚体《九诵》说:“嗟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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