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北宋时期，在政坛上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即文臣一般不愿改换武职，武将又通常难于跻身文官之列。于是，不仅昔日“出将入相”之说在北宋消失殆尽，而且士人群体也遗弃了“投笔从戎”的观念。这一现象之所以能够产生，完全在于宋初以来不断压制、歧视武将和过度抬高文官地位的结果。由此，遂加剧了当时社会中“重文轻武”风气的流行。

　　关键词：文不换武　文臣　武将　重文轻武

　　中国自古以来便有“出将入相”之说，文臣改任军职、武将转为文官的现象不足为奇。如：西汉大将周勃以主管军事的太尉之职转任丞相，唐初宰相徐世勣几度出为统兵大总管等等。在战争年代，特别是民族危亡之际，文人身上还会迸发出“投笔从戎”的豪情壮气，如唐诗所云：“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到北宋时期，社会上却长期存在着文官不愿改任军职、武将罕有转为文臣的现象，文武之间换职出现了相当大的障碍。这一现象无疑是引人深思的社会史问题。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外学界尚未有专论，惟有宁可先生的《宋代重文轻武风气的形成》（载于《学林漫录》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黄宽重先生的《中国历史上武人地位的转变 ：以宋代为例》（载于《南宋军政与文献探索》，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 1990 年版） 两文对此问题有所涉及 ，但无全面 论述。本文试就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希冀有助于加深宋代社会政治史的研究。

一

　　有关北宋时期“文不换武”的记载相当多，试先列举几个文官不愿转换武官的代表性例证如下：

　　其一，开宝五年冬，宋太祖有鉴于因西川武将处置不当，而引起农民起义、士兵造反不断的局面，便考虑派遣懂军事的文臣前往管军。太祖问宰相赵普：儒臣中有无“武勇兼济”者？赵普遂推荐左补阙、知彭州辛仲甫，认为其“胆辨宏博，纵横可用”。于是，太祖当即将辛仲甫改换武职，任命为西川兵马都监，同时令辛氏进京接受考察[1]。

　　从史料记载来看，辛仲甫算得上是一名难得的人才。他出身于五代时文官之家，自幼好学，具有相当的文化素养。后周时，辛仲甫进入武定节度使郭崇幕府。宋朝建立后，他继续在郭氏手下任职。辛仲甫精于吏事，多次妥善处理了疑难案件。宋初，郭崇遭人诬陷，太祖派人前来查验。郭崇接受辛仲甫的建议，冷静配合朝廷使者，遂幸免于难[2]。更难得的是，辛氏作为一名文官，其武功竟然超群。据说，他初投军时曾向郭崇学习射箭，但以后郭崇在射术上反要拜他为师。如此一来，辛仲甫在当时文臣中便颇有一些武名。辛仲甫入京后，宋太祖亲自在宫中对其进行测试。史称：辛仲甫手持“劲弓”，毫不费力就射中靶心。他又穿戴全副坚甲，行走如披“单衣”。太祖对辛氏的武功大加赞赏，便鼓励他认真对待军职，以后可授与剌史之位。然而辛仲甫却深感遗憾，他向太祖委屈地申辩道：“臣不幸本学先王之道，愿致陛下于尧、舜之上。臣虽遇昌时，陛下止以武夫之艺试臣，一弧一矢，其谁不能? ”表达了他钟情文官、轻视武职的心情。太祖只得加以劝勉：“果有奇节，用卿不晚。”[3]辛氏只得悻悻地走马军营。但以后，他却仍然转回文官队列。

　　其二，宋真宗咸平时，陈尧咨状元及第，名噪一时。此后，其仕途颇畅，屡迁至工部侍郎、权知开封府、翰林学士。据记载，陈尧咨不仅文辞出众，而且在射术上有名于当世，有“小由基”（春秋时著名射士名养由基）的佳号[4]。“澶渊之盟”以后，宋辽双方保持来往，但辽使到开封后，常挟能骑善射之长蔑视宋朝。真宗为了挽回脸面，也打算在文臣中寻觅“善弓矢、美仪彩”者，以陪伴对方出入靶场。于是，有人就推荐了陈尧咨。真宗有意让陈氏转为武职，便托人给他带话：“陈某若肯改武，当授节钺（即节度使）。”按：节度使为当时武将最高军衔，俸禄甚至优于宰相。但当陈尧咨将此事禀告其母后，陈母大怒，一面杖打其子，一面愤愤地责备道：“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叨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呼？”此事遂寝[5]。

　　宋仁宗天圣时，由于陈尧咨与执政大臣不和，遭到谤言。结果，“方以词职进用”的陈氏，突然被宣布改为与原官地位差不多相等的宿州观察使的武职，调任知天雄军。这显然属于排挤贬逐之举，自然引起状元出身的陈氏的强烈不满。史称：“尧咨内不平，上章固辞。”垂帘听政的刘太后为了安慰他，特亲自加以召见，“敦谕之”。陈尧咨无奈，只得屈从。后其虽官至节钺，却终于未能像两位乃兄那样步入中书，只能抱恨死于地方衙门。值得注意的是，陈尧咨晚年性情极为暴躁，所谓“多暴怒”，动辄便对属下挥舞大棒。这又很可能是其极度失意情况下宣泄积怨的一种表现[6]。

　　其三，宋仁宗庆历中，左司郎中、龙图阁直学士范仲淹与文臣韩琦、庞籍及王沿共同主持西北四路对夏战事。也许是出于鼓励军队士气的考虑，宋中央突然下令，将范仲淹等四位文官统帅的文职同时改为属于武职的观察使。范仲淹接到这一任命后，上书坚决辞之。他向皇帝这样说道：“观察使班待制下 ,臣守边数年,羌人颇亲爱臣，呼臣为‘龙图老子'。今退而与王兴、朱观（二人均为观察使衔带兵将领）为伍，第恐为贼所轻”。史称其言辞“甚切”。由此可见，即使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虽勇于指挥作战，但也不愿充任武职。继范氏之后，庞籍和王沿也先后上表坚辞，“不肯拜”[7]。当时唯有韩琦接受了任命，他在给天子的上启中表示了忍辱负重的意思：“虽众人之论 谓匪美迁 ， 在拙者之诚独无过望。盖以寇仇未殄，兵调方兴，宵旰贻忧，庙堂精虑，使白衣而奋命尚所甘心……”[8]。不久，宋仁宗只得又恢复了四人原来的文职。无独有偶，据《宋史·张旨传》记载，当时一名叫张旨的地方官坚守城池，打败了西夏军。事后，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推荐其“鸷武有谋略”，宋廷遂改任其为武职，但张氏同样“固辞”，此事只得作罢。

　　其四，宋哲宗元祐时，苏轼曾几次向皇帝举荐一名“不幸”沦为武职的文士。据苏轼的奏文可知，有一位名叫何去非的文人，在先朝曾六次落第。元丰五年，才以特奏名的途径通过了省试。何氏虽屡挫于科场，但却饱读兵书，善于论军谈兵。在最后殿试时，宋神宗对其兵学见识颇为欣赏，便问他可否充任武职。何去非“不敢违圣意”，遂被迫接受了右班殿直、 武学 教授之职。以后迁至 武学 博士，先后著有《何 博士备论》、《司马法讲义》及《三略讲义》等兵书。苏轼与何氏相识后，叹服其才学，认为其识度高远，有补于世，于是在元祐四年初向哲宗上奏推荐何氏。苏轼在上奏中称：何去非“虽喜论兵，然本儒者，不乐为武吏”。苏轼建议允许其换为文资，仍做太学博士，“以率励学者，稍振文律”[9]。以后，在苏公的关心下，何去非虽转为文资性的承奉郎，但毕竟因为有武职出身的背景，所以被差遣到徐州任州学教授，官职明显降级。如苏轼所说：“比于博士，乃似左迁”。次年十月，苏轼再次上奏替何氏鸣不平，希望朝廷能重用何去非这样的有用之才[10]。然而，以兵学见长的何去非最终不过做到州通判之类的地方官。诸如此类记载，在北宋可谓不胜枚举。

　　从以上几例可以看出，北宋文臣中普遍存在着以从军为耻的观念，少有愿意改换武职者。更有意思的是，景德初，尚书左丞陈恕临终前因为其长子曾私用了自己的钱财，为了发泄不满，竟向真宗诉说不肖之子常与无赖交友，又好习武，所以请求将其黜为外地军官。不过，真宗考虑到丞郎以上文臣子弟不宜沦为军伍，还是授以陈恕之子外州司马之职[11]。

二

　　就北宋一百六十多年的历史而言，不能说没有接受，甚至主动要求换武的文官，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既不多见，其结局又常常相当凄惨。如：

　　其一，宋初文坛俊杰柳开，虽以进士出身入仕，但因性情豪爽，厌烦地方官的案牍琐事，遂在太宗朝上书要求进入军旅，报效沙场。于是，柳开由殿中侍御史的文职改换为崇仪使的武职，一度到河北前线任职。然而，以后柳开却难以施展抱负，只能辗转、困顿于地方，最终死于七品如京使的武职之位。不仅如此，柳氏因为有了从武的经历，最终还在士大夫笔下留下了嗜杀，甚至喜食人肝的传闻[12]。

　　其二，宋仁宗登基初，先朝强于吏才的吏部侍郎、三司使李仕衡，官拜尚书左丞。但李氏因年高且患足疾，难以继续担当重任，不久便被改为同州观察使的武职，出知陈州。之后，李仕衡受到女婿、枢密使曹利用狱案的牵连，被贬为左龙武军大将军的闲职，遭到分司西京（洛阳）看管的下场，抑郁而终[13]。

　　其三，天圣时，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学士李维在使辽期间，曾奉辽帝之命即席而就《两朝悠久诗》，颇得对方的赞赏。还朝后，仁宗依惯例欲擢李维为枢密副使。但有人指责李维在辽国写诗时“不当自称小臣”，有辱本朝体面。结果，李氏仅得到刑部尚书的虚衔。史称：李维在翰林之位上任职已久，“厌书诏之劳”。加上遭到此次意外打击，心灰意懒，便拒绝接受新头衔，而援引昔日李士衡故事，要求改换武官。李维遂出为相州观察使。不料，李氏换武的任命公布后，立即引起了一片非议。有言官上奏弹劾道：李维“以词臣求换武职，非所以励廉节”[14]。按：北宋观察使虽名位不显赫，更无实权，但俸禄却不薄。如李维所任翰林学士承旨的官职，月俸钱不过120贯，而观察使的月俸钱则为200贯，其俸禄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基本相同[15]，这种俸制规定是宋初收兵权时给武将的一点经济补偿。所以，身居清华之位的李维仕途受阻后，转求观察使的举动，虽在情理之中，却不免遭到文臣的蔑视。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