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北宋时文臣主动改换武职的现象极为少见的话，那么武官转为文官的事例就更为稀有。北宋人孙逢吉所著《职官分纪》和南宋人江少虞所著《宋朝事实类苑》都有武臣换文的记载，但所记仅有一例，即：宋太宗朝，钱昱曾由白州刺史的武职换为秘书监的文职。钱氏迁官至工部侍郎后，又再度转换为观察使的武职[18]。其实还有几例值得一提：太平兴国初，吴越王举国归宋，吴越王之子钱惟演因其特殊的出身背景，被朝廷援引惯例授以象征性的武官之职。但钱惟演自幼善诗赋，不甘心于武名，遂向朝廷献上诗文，请求转换文职。后在皇帝的直接过问下，钱氏由右神武将军改为太仆少卿[19]。另如：还是太宗时，夏竦因“父殁王事”，获得三班差使的低级军职。不过，夏竦自恃能文，不愿居于军人之列。他便以诗文拜献于宰相李沆马首，倾吐了向往文职之意。终于在李沆的荐举下，夏竦跳出军营，改任某县主簿[20]。与当时文官转武职后的凄惨结局相比，钱、夏二氏由武转文后，都仕途颇畅，乃至位极人臣。这又从反面证明了当时“文不换武”之风的存在。

　　北宋元丰时期，为了振兴武备，改变国防颓势，曾一度打破常例，允许武官申请考核词赋水平，凡能通过测试者，便可换为文资官衔。宋神宗此举，显然有打通久已隔阂的文臣武将之间的关系，以减弱歧视武人的偏见。如宋 神宗曾对主管吏部的官员说：“三代、两汉本无文武之别 ”。[21]但是，进入宋哲宗元祐之时，各项变法措施先后遭到清算，武臣换文资的制度也自然被视为一种弊政。元祐二年，朝中文臣们便议论：武官通过考词赋换文资后，“待之至厚”，乃产生了请托、侥幸的“恶习”。于是，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这一制度被废除。用朝臣的话解释便是：“故不得不革，非有他也。”[22]

三

　　通过上述几方面事例，可以清楚地看出北宋时期存在着突出的“文不换武”现象，而这一现象的产生，则有着深刻的历史及现实背景。

　　如所周知，中唐开始的藩镇割据局面，至五代时进一步造成武夫跋扈、悍将称雄的后果。此时，割据王朝帝王皆出自军阀，朝中大政操于亲信大将之手，地方更陷于节度使控制之下。一时，皇权沦落式微，天子常常被武将玩弄于鼓掌之上。后晋时大将安重荣曾毫无愧色地说道：“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宁有种耶！”[25]与此同时，文臣地位扫地，不仅仰承武夫鼻息，还往往有身家性命之忧。后汉时，军帅史弘肇曾宣称：“安朝廷，定祸乱”者，只须长枪大剑，“至如毛锥子(即毛笔)焉足用哉!”[26]此语正道出了当日武将们的普遍心声。所以，不仅地方文臣依附于武臣，纵然是朝中宰相也要对掌管兵权的枢密使惟命是听。如王安石便指出：“五代用武，故政出枢密，宰相备位而已”。[27]数十年间，文臣饱受强兵悍将凌辱，甚至屡遭杀戮。清代史家即评价道：士人生于此时，缠手绊足，“动触罗网，不知何以全生也”[28]。正因为如此，当时社会上便形成了强烈的“重武轻文”风气，世人大都视军旅为发迹要途。如五代时将领侯章所说：我是粗人，全以战斗博取富贵[29]。于是，许多文人学子也弃文从武，加入行伍的队列。如历仕后晋、后汉及后周三朝节度使的焦继勋，青年时喜好读书，但在兵火岁月中却无法施展才能。当看清书生可悲的前途后，他愤发誓：“大丈夫当立功异域，取万户侯，岂能孜孜事笔砚哉?”遂毅然投笔从戎，置身战场之中，终于如愿以偿[30]。

　　在上述背景之下，北宋从开国伊始全力推行强化中央集权方针，以重新确立天子权威的同时，也对长期存在的文臣武将之间关系严重失衡的问题刻意加以解决。但在宋朝初，社会上武风依然甚烈，将官们对文臣仍然相当轻蔑，像大将高怀德，性情粗犷，厌烦书本文辞，对来客不加礼貌，其骨子里仍然看不起士大夫[31]。甚至还有武将敢于敲诈朝中大臣，如功臣将领王彦升在任京城巡检一职时，曾借机夜闯宰相王溥家门，以索酒为名进行敲诈[32]。

　　面对积习已久的骄兵悍将逞强、文臣委琐吞声的局面，不仅广大文官深为不满，宋初最高统治者也从中看出了潜在的危险。武将敢于在文人面前飞扬跋扈，实际上便是漠视朝廷法度、乃至天子权威的一种表现。文官长期受到压制只能导致武将势力的过度膨胀，使国家机构中文武职能无法保持均衡，其结果是社会既无法得到安定，兵变也难以根绝。更何况千余年来封建文人高扬的儒家学说，又是以维护国家大一统局面和君臣关系为宗旨。于是，宋太祖、太宗朝在实行收兵权等各项措施的同时，一方面给予军事将领优厚的经济待遇，另一方面则从各个方面对其政治地位和权威加以抑制。宋人对此有这样的评说：“ 宋朝之待武臣也，厚其禄而薄其礼。”[33]朱熹也指出：“如武臣诸节度、副总管诸使所以恩礼隆异，俸给优厚者，盖太祖初夺诸镇兵权，恐其谋叛，故置诸节度使，隆恩异数，极其优厚，以收其心而杜其异志 。”[34]通过一系列的防微杜渐措施，不仅消除了将帅自专军队、干预政治的问题，而且极大地降低了武官的角色地位，使文官掌管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大权，并有意提高文臣的社会地位，处心积虑地在朝野营造“崇文”的气氛。如此以来，逐渐在政治上树立了文臣的权威和影响，在社会上则培植起“重文轻武”的风气。武将随着地位的日渐下降，既无权染指朝政，又在各方面屈从于文臣。

　　从有关文献记载来看，北宋建国后，宋太祖便在各方面做出尊儒崇文的表示。如太祖登基不久，便下令扩修国子监中的儒家先圣祠庙，重新塑造和绘制“先圣、先贤、先儒之像”。太祖不仅亲自为孔子及颜回作赞文，还一再率群臣幸临国子监，拜谒文宣王庙。建隆三年，太祖又下诏对文宣王庙行使一品礼仪[35]。这些举动固然大都属于礼仪的范围，但对孔子及儒家是否行礼，又采取何种礼，却往往是当政者对儒臣文士态度如何的一种标志。五代后梁时，孔庙便失去祀礼，以后虽有恢复，但却无人重视[36]。这种“礼崩乐坏”的现象，正是当时武人摧毁文臣精神的反映。因此宋太祖对文宣王庙和国子监的礼遇，便向天下传达了“崇文”的信息。

　　又如：文人入仕的主要渠道——科举制度，也在宋太祖一朝迅速得到重视，步出艰难、寂寞的境地。北宋建国次年，遵循旧制举行科考，仅录用进士11人[37]。但此后随着“崇文抑武”局面的初生，录取举子的人数逐渐增加。开宝中，进士和诸科中举者已达百余名[38]。开宝三年，宋太祖在录用合格科考者外，又下特旨赐103名曾15次落第者进士、诸科出身[39]。由此而开两宋科举“特奏名”先例，扩大了录用文官的数量。此外，以后赵匡胤还以考生状告考官不公为由，亲自对举子进行测试，然后才予以放榜，于是形成了“殿试”定制[40]。天子主持殿试，显然是向天下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如此以来，中举入仕的文臣都成了“天子门生”，其荣耀之感自然非昔日可比。“ 故圣朝广开科举之门，俾人人皆有觊觎之心，不忍自弃于盗贼奸宄”。“英雄豪杰皆汩没消靡其中而不自觉”[41]。据宋人记载，太祖在世时还曾在宫中竖有石碑，令后世继承者跪读。碑文内容之一，便是不杀文臣士大夫[42]。这一戒律正反映了宋太祖对文官的宠遇。

　　可以说，北宋开国皇帝体会到儒学苦心维护封建朝廷法纪的用意后，不仅愿意听到文臣们发出的“君尊臣卑”的呼声，而且也希望看到武夫们的举动符合儒家所定的君臣关系标准。所以，宋太祖曾要求：“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43]

　　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之。宋家天子既有殷切愿望，武将中自然便有人出来响应。据史籍反映，一些武将看到太祖有尚文的举动，便也找来书本阅读，以至还闹出一些笑话。禁军大将党进本不识字，但也不甘落伍。某次，党进奉命奔赴前线。临行前，他想对太祖致辞以示告别，掌管宫廷导引的官吏劝他：作为武将，不必如此。但党进却执意要做。官吏只得替其在笏板上写下话语，教他熟记下来，然后一同登殿。结果，党进“抱笏前跪”，一时忘记所背之词，又不认识笏板上的字，场面颇为尴尬。也算党氏机智，他突然抬头看着天子，高声道：“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听党进说出如此话语，连侍卫们都不禁掩口失笑。当党进出宫后，左右问他何故说出如此之句，谁知党进却说道：“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44]这实在可以说是一个笑话，但却足以说明宋太祖的崇文态度，对武夫们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

　　宋太祖在位后期，明智的将领们已适时调整了自己的心态，对文官们采取了恭敬的态度，这其中又尤以曹彬最为突出。为人谨慎的曹彬看出朝廷崇文的用意后，遂在与文人交往中表现出谦卑的姿态。有关曹氏这方面最具说服力的事例，莫过于他在外出途中遇到文臣的反映。据记载，曹彬虽位居枢密使的高位，但每次在道中碰到士大夫的车马，他都 “必引车避之”[45]。这一极端化的举动在以往历史上实在罕见，而其之所以出现于北宋，正是当时“崇文抑武”国策的一种产物。当尊严和荣誉在与利益和前途发生冲突时，生存于专制集权体制下的现实主义者，可能采取的行动通常便是压抑前者而维护后者。作为一个明智的军方首脑，曹彬自然会审时度势，苦心塑造自我形象，以迎合太祖的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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