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宗即位后,更表现出空前的崇文热情。如在即位仅两个月后,他就亲自安排科考,录取进士、诸科及特奏名达五百多名,大大超过以往的规模,甚至连执政大臣都觉得过分。但“上意方欲兴文教,抑武事,弗听”[46]。又如:太宗称帝后对号称天下文渊之薮的三馆(昭文馆、集贤院和史馆)极为器重,因嫌其原址狭小,特下令斥巨资迁址重建,并多次亲临工地监督。当“轮奂壮丽,甲于内庭”的三馆建成后,太宗又亲赐名为“崇文院”[47]。再如:淳化三年,新建的秘阁落成后,太宗不仅率文臣登楼观书,设宴款待众人,而且还要求禁军首领也来参观,所谓“帝欲其知文儒之盛故也”[48]。还值得一提的是,太平兴国八年,太宗将沿袭已久的宫中内殿——“讲武殿”,更名为“崇政殿”[49]。此举看似枝节小事,实则反映宋王朝推行“崇文抑武”政策的深化。难怪宋太宗为翰林学士院题写“玉堂之署”四字之后,翰林学士李昉激动地咏出“君恩无似此时深”的诗句[50]。
也正是在宋太宗时代,随着两次北伐的失败,统治集团眼光完全转向内部,在大力推行崇文方针的同时,对武将实行了前所未有的抑制,甚至打击政策。一时,武官们在政坛上黯然失色,其地位和影响远远低于文臣。这种局面的存在,就连当时一些文官都觉得过分。如端拱二年,王禹偁向太宗上奏道:“自陛下统御,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志在得人,未尝求备。大则数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亟预常官。或一行可观,一言可采,宠锡之数,动逾千万”,“但恐授甲之士,有使鹤之言,望减儒冠之赐,以均战士之恩”。王禹偁甚至提出了“抑儒臣而激武臣”的激进主张[51]。透过王禹偁及当时田锡等几位文臣的议论,不难看出宋初以来的“崇文抑武”政策至此已远远走过了头,造成了武官饱受歧视的严重后果。清代思想家 王船山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宋所忌者,宣力之武臣耳,非偷生邀宠之文士也。”[52]但在宋太宗朝,这一局面并未得到改变。到宋真宗以后,其政策反而变本加厉,甚至连战场上的用兵指挥权也交给了文官,将领完全受到文臣的支配。如范仲淹所说:“且遣儒臣,以经略、部署之名重之,又借以生杀之权,使弹压诸军 。”[53]又如宋哲宗时人刘挚所指出:“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制之。武人为总管,领兵马,号将官,受节制,出入战守,唯所指麾。”[54]于是,武夫倍受压制和歧视,从而产生了一大批诸如傅潜、杨崇勋、郭承祐及夏守贇 之类的怯懦无能的将帅。另据宋真宗朝宰相王旦之子王素追忆:颇有谋略的武臣马知节与文官王钦若、陈尧叟同在枢密院,“一日,上前因事相忿。上召公(即王旦),至则见冀公喧哗不已,马则涕泣”[55]。以此可以窥见当时武将所处的低下地位。难怪 宋仁宗天圣时,宰相王曾便毫不客气地将地位与宰相相等但出身武将的枢密使张耆,蔑称为“一赤脚健儿”[56]。以后,名将狄青进京赴任枢密副使,竟被文人们贬呼为“赤枢”(当时军人有“赤老”的蔑称)[57]。而翰林学士欧阳修也敢于轻视枢密使、老将王德用,讥讽道:“老衙官何所知。”[58]
正是“此一时,彼一时”。曾几何时,武人们为所欲为的岁月痕迹尚依稀可见,北宋统治者已将文官推到了社会的前列,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59]。于是,在“重文轻武”风气熏染之下,世人必然抛弃五代时令人鼓舞的“以战斗博富贵”的理念,而愿意将一番抱负投于文臣的角色之中。在此形势之下,文官便羞于与武人为伍,更不愿转为军职。也正因为如此,宋太祖时的文官辛仲甫当然对转任武职之事不会热心;宋真宗时,陈尧咨也终于拒绝了“节钺”的诱惑。而陈氏以后对朝廷改任自己为武职的做法,理所当然地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宋仁宗朝,范仲淹等名臣也很自然地要坚辞中央下达的改换武职的命令。其后的小臣何去非,如果说在神宗朝提倡武备的形势下尚能勉强接受武职的话,到哲宗朝“元祐更化”以后,就不能不深感冤枉了。至于钱惟演、夏竦等个别武职出身的文人,则实在要庆幸能够顺利转入文官队列。
综上所述,北宋时文臣武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彼此换职已不多见,文臣不愿充任武官,武将更难转为文职。推究其因,即在于“重文轻武”政策及风气的影响。而这一特有现象的存在,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北宋是一个“尚武”精神沦落的时代。
注释:
[1]文莹《玉壶清话》卷一(中华书局 1984 年校点本);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中华书局校点本) 。
[2]《宋史·辛仲甫传》(中华书局校点本) 。
[3]文莹《玉壶清话》卷一;《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
[4]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九(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欧阳修《归田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 。
[5]文莹《湘山野录》卷中(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宁可先生文中将陈尧咨事迹写在其兄陈尧叟身上,乃误。
[6]《宋史·陈尧佐传附陈尧咨传》。
[7]《宋史·范仲淹传》《宋史·韩琦传》;《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六。
[8]韩琦《安阳集》卷三七《谢观察使启》(四库全书本)
[9]苏轼《东坡全集》卷五五《举何去非换文资状》(四库全书本);何薳《春渚纪闻》卷六(中华书局1983年校点本) 。
[10]《东坡全集》卷五八《进何去非备论状》。
[11]《宋史·陈恕传》;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六。
[12]《宋史·文苑二·柳开传》;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七四《诈妄谬误》(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标点本) 。
[13]《宋史·李仕衡传》。
[14]《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15]《宋史·职官志》,参阅张全明《也论宋代官员的俸禄》,载《历史研究》1997年第2期。
[16]《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17]《宋史·种世衡传》《宋史·张亢传》。
[18]孙逢吉《职官分纪》卷四九《文武换官》(中华书局 1988 年影印本);《宋朝事实类苑》卷二八《官职仪制》 。
[19]《宋史·钱惟演 传》。
[20]魏泰《东轩笔录》卷二 ( 中华书局 1983 年校点本);《宋史·夏竦传》 。
[21]《东都事略》卷八九《苏颂传》(四库全书本)。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
[23]《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一二。
[24]《宋史·职官志》,参阅倪士毅《北宋馆阁制度述略》,载《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5]《旧五代史·安重荣传》, 中华书局校点本 。
[26]《旧五代史·史弘肇传》。
[2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一。
[28]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二二《五代幕僚之祸》,中华书局1984年校点本 。
[29]《宋史·侯章传》。
[30]《宋史·焦继勋传》。
[31]《宋史·高怀德传》。
[32]《宋史·王彦升传》。
[33]章如愚《群书考索》后集卷二一《官门》,四库全书本。
[34]《朱子语类》卷一二八《本朝二·法制》,中华书局1994年校点本。
[35]《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
[36]《宋史·礼志》。
[37]《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
[38]《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3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
[40]《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四。
[41]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一,中华书局1981年校点本。
[42]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 。
[43]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中华书局1989年校点本 。
[44]《玉壶清话》卷八。
[45]《宋史·曹彬传》。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