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后期的许多赋家追模古人，在赋的体式上继承前代辞赋。如“七”，就有晁补之的《七述》、赵鼎臣的《七进篇》等，华镇的《感春赋》也是“七”。晁补之的《七述》写杭州的山川之胜，宫殿之美，丽人之绝俗，饮食之精美、奢华，商业之发达，盐茶等物产之丰富，江潮之壮观，最后归之于西湖之美和杭州作为栖隐之所的价值，借铺排七事，以赞美苏轼之高雅。赵鼎臣的《七进篇》先写自己悒郁不安，儿孙以七事进之:美酒忘忧、芍药遣怀、饮食娱乐、品茗傲世、博弈消遣，最后归之于琴书寄怀。此赋在体制上均依传统样式。毛滂的《拟秋兴赋》有意学习潘岳的凄苦。邢居实、张耒、唐庚的《南征赋》其悲凉的风格与班彪《西征》相类。还应注意的是，自苏轼模仿了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后，竟有二十多人追和。屈原的《招魂》也有不少人拟作。可以说，骚体、大赋、“七”、小赋、赋体杂文等在当时都有人创作，而且，骚体的创作比北宋中期更为兴盛。

继承和创新是集大成意识辩证的两个方面，文人们摹拟前人为贯汇众家、众体奠定了基础;在穷极变化中又遵循着辞赋体制的基本原则，在似有似无的法度中驰骋着他们的才思，展示着他们以学运文的能力。总的来看，这个时期的辞赋在继承古人的同时，哲理化、议论化的倾向更为明显，而且在语言方面努力继承辞赋长于铺排和音韵谐靡的特征的同时更注重语言的流畅自然和传神写照。并且，辞赋与其他文体的杂糅、混融以及对其他艺术形式的借鉴更为深入广泛。北宋后期辞赋的哲理和议论倾向于通过一定的形象来表现，倾向于依照传统赋体的法度。像李复的《久翠堂赋》、晁补之的《冰玉堂辞》等通过设词问答展开描写，或于其中孕涵哲理或于篇末展开议论，深化前文的铺张描写。李复的赋中描写久翠堂曰:“伟先生兮，冠切云之崔嵬而佩淋漓之干将。决居于詹尹兮，爰经纬于阴阳。敞修门于前馗兮，容结驷之煌煌。属高兴于后圃兮，以久翠而名堂。”又曰:“客久潜于石壁而业其白兮，何心藏于密而未能转乎物也。嘉荫错其交纷，清吹激越乎九成。舒张奋迅兮，苍虬振鳞鬣于碧海。森植亭峙兮，翠羽罗幢节于仙庭。搴春英兮粉黄，脱秋实兮琳圆，湛露兮的历，女萝兮连绵。” （《潏水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赋中堂之静与心之闲相互映衬，将陶渊明“庭户无尘杂，虚室有余用”的哲思演绎得十分传神、深刻。

北宋后期的文人有意识地混融赋与非赋的界线，在似与非似之间表现自己的功力。秦观的《寄老庵赋》是一篇游记，但音节之美和铺张描写的骋词特色又具有赋的特点。苏轼的《白雪堂记》、《放鹤亭记》、《游桓山记》等均缀以骚体;他的《观妙堂记》、《思堂记》、《众妙堂记》等以对话行文，言语谬悠，富于音韵之美，长于铺张骋词，颇具赋体文的特点。李纲的《日者赋》是赋体的驳论文，黄庭坚的《江西道院赋》是赋体的政论文，等等。当时，辞赋还向其艺术门类浸透。论画的有苏辙的《墨竹赋》，黄庭坚的《苏李画枯木道士赋》、《刘明仲墨竹赋》，惠洪的《墨梅赋》，陈与义的《觉心画山水赋》等;论书法的有黄庭坚的《东坡居士墨戏赋》等;关于茶艺的有黄庭坚的《煎茶赋》;关于品酒的有苏轼的《洞庭春色赋》、《酒子赋》、《酒隐赋》，张耒的《卯饮赋》、《酒夕赋》等;描写文人案头雅趣的有惠洪的《龙尾砚赋》，苏籀的《雪堂砚赋》、《米元晖山研赋》等。

北宋后期文人在丰富的学识的基础上努力贯通古今，融汇众家众体，将历史与现实、个人与社会、文学与非文学、赋与非赋结合起来，在似有似无的法度中充分展示自己的学识功力，由技入道，将宋赋的特点展示得极其明晰。

注 释

①《宋文鉴》卷一〇四李清臣《明责篇》，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1447、14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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