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如何变的问题上，康有为进一步发挥，并阐释了陈亮关于“必取其与世宜者举而措之”之主张，他认为应针对洋务派“饰粪墙，雕朽木”、“补苴罅漏”的“自强新政”，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全面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即经济上，首先要发展近代工业；政治上，要求请政府“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他指出，一旦实行君主立宪，“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在《上清皇帝第二书》中，康有为要求请政府在文化教育上，应废除八股，改革腐败的科举制度，并按照资产阶级教育制度兴办各级新式学堂，以及“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各专业学堂。康有为的变法主张是一个“全变”、“尽变”的政治纲领，代表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愿望。在当时，要进行变法，就必须首先从思想上破除“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迷信。为了辨明变法维新的合理，康有为利用儒家今文经的旧形式来发挥资产阶级变法维新的新内容，采取了“托古改制”的手法。

被梁启超比作思想界之“飓风”的《新学伪经考》和比作“火山大喷火”的《孔子改制考》两书，是康有为打击封建官方的正统思想，打击“恪守祖训”的顽固派，推行改良变法的武器。《新学伪经考》站在儒家今文经学派的立场，公开宣布《周礼》、《古文尚书》、《左氏春秋》等古文经都是西汉末年的学者刘歆为了迎合王莽篡夺西汉政权的需要而伪造出来的。它根本不是儒家的真经。而是为王莽新朝服务的“新学伪经”，它湮灭了孔子的“微言大义”，贻害无穷。从而否定了历代以来被封建统治者所崇奉的古文经，而且，康有为还将当时的官方学派“汉学”和“宋学”指称为“伪学”，指出顽固派的“恪守祖训”，不过是“奉伪经为圣法”，使人们对封建的传统思想产生怀疑。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宣称：“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而写的，都是孔丘为了进行社会变革而假托古人的事迹和言论来阐述自己政治理想的作品。那么既然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搞变法维新的祖师爷，康有为的变法主张也就完全符合“圣人之道”了。为了给变法维新提供理论依据，康有为把《周易》中的变易思想和从西方传来的进化论的皮毛知识相结合，康有为在《进呈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记序》中，提出了他的一套变化发展观点和“公羊三世”的历史进化论。提出了“变者，天道也”，世之万事万物“无一不变，无刻不变”。在《上清帝第二书》中，他论证说：“水积为淤，流则不腐；户闭必坏，枢则不蠹；炮烧则晶莹，久置则生绣；体动则强健，久卧则委弱”故而得出：“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上请皇帝第六书》）同样道理“法既积久，弊必丛生”，“天下大器……置而不用，坏废放失，日趋于弊而已”。（《上请皇帝第三书》）因此，他认为法律制度必须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因时制宜”。

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同样以“公羊三世说”来宣扬进化论。并进一步论证民权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他把人类的社会制度说成有三个阶段：多君为政之世、一君为政之世、民为政之世。三政相递，循环前进。并认为“民为政”顺应了当时世界的历史潮流，势在必行：“地球既入文明之道，则蒸蒸相通，不得不变，其不变者即澌灭以至于尽。此又不易之理也。”（《与严幼陵先生书》）近代新学家们，“大率人人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龚氏继承并发扬了陈亮事功学派关于社会历史变易观，他以批判的方式总结过去，揭开了近代思想的序幕。 

三 

陈亮以经世致用为帜志，对于当时空疏迂远之道学，排斥不遗余力。在《送吴允成序》篇中道：“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对于当时学术界主“性理之说”之主流思潮，永康事功学派坚决予以否定，他们视“道统”为臆造，“绝学”为奇谈，反对“道在物先、“理在事先”，“存大理、灭人欲”的唯心主义道统论。陈亮、叶适针对朱熹的道统论，即十六字道德真传：“人心惟危，道心危微，惟精惟一，允执阙中”，[8]提出道在事物之中，是事物之理。不应离开事物而空言“道”、“理”。事功学派以开物成务为政治大本，重视民生日用。以为“盈天地之间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他们注重的是实事实学，开物成务。他们的矛头直指那种“低眉高拱涵养懵懂精神，置百事于不理”的道德性命之学。陈亮对于当代学者，忽视治学居官之实迹，高揭身心性命之空谈，将造就无数槁木死灰，十分忧虑。指出其于世道无丝毫之裨益，非儒者格物致知之学也。在给应仲实的信中，陈亮说：“世之学者玩心于无形之表，以为卓然有见……岂不可哀也哉！……夫道之在天下，何物非道，千涂万撤，因事作则。”并提出了“道在物中”、“理在事中、“千途万辙，因事作则”的朴素唯物主义观点。陈亮以为"道"只能存在于人事与万物之中，而不可能脱离万事万物独立存在：“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勉强行道大有功论》）他讲求“救时”、“济事”的功利，而反对程朱空谈“义理”、“心性”。陈亮痛斥“绝学”为耳目不洪、见闻不惯。针对“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之道学，他鄙夷地指出，道学家是废耳目之实而讲道义。然而正如陈锺凡先生所论，陈亮于当代心性之学，虽辟之不遗余力，“而于一己之主张，言之不详。虽能破它，而终无以自立也……夫功利主义，诚未言显学。”[9]其时，朱熹亦不遗余力地攻击陆学和浙学：“海内学术之弊，不过两说，江西顿悟，永康事功，若不极力争辩，此道无由得明。”[10]。在《答吕子约书》中曰：“夫学者既学圣人，则当以圣人之教为主，今六经、语、孟、中庸、大学，之书具在，彼以了悟为高者（指陆学派），既病其障碍，而以为不可读，此以记览为重者（指浙学派）又病其狭小，而以为不足观……毋乃悖之甚矣。”“然今日又有一般学问（指浙学），废经而治史，略王道而尊霸术，极论古今兴亡之变，而不察此心存亡之端，若只如此读书，又不若不读之为愈也。” 欲竭力维护道学独尊的地位。

与宋代理学主潮相悖，永嘉、永康义利并存的反动思潮对明代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以经国宁民为当务之急，一洗往日空疏之失，以社会问题为天下思想，为研究之中心影响很大。至颜元、李塨嗣兴，更以明德、亲民止至善为道，六德六行六艺为物。明孔孟之学，在于实践躬行，经世致用，理学亦经历了由极盛而入于蜕变，乃至不振之途。请代经师学派庄存与、刘逢禄等并治《春秋·公羊传》，龚自珍、魏源继之。学者明于“张三世”、“通三统”之说，知世运迁流，质文代变，接受了西方进化论思想。康有为著《孔子改制考》，谓“六经皆孔子托古改制之书，尧舜皆孔子依托之理想人物。”力破数千年沿袭之旧说，为近世思想解放之先声。民国，孙文倡三民主义，变更国体、政体，请室遂以颠覆。

综观永嘉永康事功思想递衍之迹，皆舍天道而言人事，祛故说而辟新解，力扫身心性命之空谈，锐意经世治人之实效，至近代天道性命之说退为旁支，“由凭虚而趋实证，由个人而至社会，由惟理惟物而至惟行。”[11]

南宋事功学派的反理学斗争，对当时及以后的思想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惨烈的历史反省中，士大夫们已深刻地认识到那些空谈心性的八股流风，是倾覆封建王朝的根本所在。对“玄学空言”的“心性”的激烈批判，构成了请代学术界自戒自省的一种理性自觉。顾炎武曾严厉指责明末心学“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结果导致“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12]清初迭经社会变乱，民族战争震撼的士子精英们亦自觉地以匡济天下自命，力矫王学末流的空疏误国，倡导崇尚实学，留心经世致用之术。他们从诸多学术领域入手，总结历史经验，探究朝章国故，讲求天下利病“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13]如梁启超所论：“虽然，经世学者们治学各有侧重，涉及的领域也不同，但其抛弃明心见性的空谈，专讲经世致用的实务”[14] 的学风却是完全相同的。梁启超在《请代学术概论·论清学史二种》中，也批判了那些于家国兴亡之际，以主静、无欲、道心来主宰人心，只知“无事袖手谈心性”的高谈阔论之徒：“进而考其思想之本质，则所研究之对象，乃纯在绍绍灵灵不可捉摸之一物，……重以制科贴括，笼罩天下，学者但习此种影响因袭之谈，便足以取富贵、弋名誉，举国靡然化之，则相率于不学，且无所用心。……取极也，能使人之心思耳目皆闭塞不用，独立创造之精神，销蚀达于零度。” 

四 

在对待史学与治史的问题上，陈亮、叶适力倡读诸子百家，目的在于汲取其长，有利于治事，以广博的文化知识弥纶以通世变。程朱道学要求学者专在六经四书上下工夫，认为读史和诸子之书只能为读经服务，目的在于穷理尽兴、治心修身，以达到正心诚意，上通天理。至于考订经制，肆力文章，更是无关弘旨的小事。朱熹自己著史书，却反对浙学倡言史学，谓浙学治史，兴事功之学，是乱了“圣道”。朱熹以为一切驰骛于外，而谈世变、讲功利都是卑劣的。他在《资治通鉴纲目》中明确表示：写史书历史事迹是不关重要的，重要的在使读史者通过读史懂得如何正纲纪、定名分、辨顺逆，不愿去做乱臣贼子。

永康、永嘉的史学、经制乃至文章之传，开启了清初的“浙东学派”。浙东学派指创于黄宗羲（1610~1695）包括万斯大、万斯同、全祖望、章学诚在内的以史学为主的一个学派。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写了一节“浙东学术”。说明这个学派自黄宗羲、经万氏兄弟、全祖望到他自己一脉相传，并力称浙东之学以史学为主，有独到之长。他说：“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似于人事之外别有所谓义理矣。浙东之学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此其所以卓也。”并在此提出了“六经皆史也”的有名的论断。浙东学派是在批判宋明理学特别是王学末流“空言德性”，“侈谈性命”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的经世致用，是以实学、实事和实功为归宿，而非空言经世，是通过史学研究以达于经世。

黄宗羲在“身遭国变，期于速死”之时，率先揭起“经世致用”的大旗，所著史书，皆期于有用。顾炎武在读到他所著《明夷待访录》后，盛赞其经世思想：“百王之弊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并称自己所著《日知录》中的论述“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15]都是学以致用的学问。浙东学派代表邵廷采亦“有意天下之事，故所发多经世之论。”尝谓：“文章无关世道者，可以不作，有关世道，不可不作，即文采未及亦不妨作。”[16]章学诚论史，更时时处处言经世。浙东学者反对注虫鱼、吟风月，在学术研究上提倡具有独创精神的专门之学，他们反对单纯地为前人的著述注释考订。黄宗羲尤重视学术研究上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而批评治学“倚们傍户，依样葫芦者。”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同样注重创发，“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所谓“史学义例，校雠心法，则皆前人从未言及”。[17]同时，浙东学派讲究“学不可无宗旨，但不能有门户。”浙派治学尚博，触类旁通，于经史之学，无所不窥。《国朝学案小识》曾称全祖望“为学渊博无涯涘，于书靡不贯串。”

综观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成就，主要是提倡以史学为主的经世致用之学。他极博学：“上下古今，穿穴群言，自天官、地志、九流百家之教，无不精研。”（《清史稿·清儒学案》）他所提“穷经必先求证于史”的治学方法，为这个学派所奉行。他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是我国有完善的学术史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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