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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金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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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3:0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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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等也有进一步的发挥。除林景熙上面那段话外，还有许多，如陆游对花间词人处乱世而多“流宕”之作便颇为不满，指出：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斯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叹也哉！［３］（《跋花间集》）
叶适借评陈亮之词提出自己的看法：
（亮）有长短句四卷，每一章就，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余所谓“微言”，多此类也。［３］（《书龙川集后》）范开评稼轩词言道：
公一世之豪，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方将敛藏其用以事清旷，果何意于歌词哉？直陶写之具耳。［５］（附录 二《稼轩词序》）
这些，都认定词应当与诗一样，抒怀言志。
从另一方面看，这种对苏轼词学思想的继承，更多地从对苏词的评价上表现出来。公元１１２６年前后在世的阮阅明确地批评了陈师道评苏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的观点，并指出：
子瞻佳词最多，其间杰出者……皆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若谓以诗为词，是大不然。［３］（《诗话总龟·后集》卷３１）
这里，就已充分肯定了苏轼“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的创新之功，但作者持论之基本观点，尚未摆脱“诗词有异”、“词别是一家”之格局；而王灼之论则直谓“诗与乐府同出”：
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高处出神入天，平处尚临镜笑春，不顾侪辈。或曰：“长短句中诗也。”为此论者，乃是遭柳永野狐涎之毒。诗与乐府同出，岂当分异？［３］（《碧鸡漫志》卷２）
又谓：长短句虽至本朝盛，而前人自立，与真情衰矣。东坡先生非心醉于音律者，偶尔作歌，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３］（《碧鸡漫志》卷２）
这里，指出词中应“真情”充沛，并着重称道坡词之“出神入天”、“新天下耳目”。
稍后，胡寅、陆游等人亦持如是观点。胡寅指出：“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并高度评价坡词“一洗绮罗香泽之态，……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３］（胡寅《向芗林酒边集后序》）陆游盛赞东坡七夕词“居然是星汉上语”，并谓“学诗者当以是求之”。［３］（陆游《跋东坡七夕词后》）都是称道坡词超出时俗之“逸怀浩气”，并将词与“古乐府”、与诗等同而论。
至汤衡为张孝祥之词作序，则又有进一步的具体内容。该序指出东坡之作乃是救词于“粉泽之工”而“累正气”的靡弱状态，又称道元诸公受东坡的影响作词“寓以诗人句法，无一毫浮靡之气”，赞于湖词“未有一字无来处”，［６］（附录《张紫微雅词序》）前者承继黄鲁直评晏小山词之语，后者更是直承江西诗派的诗歌主张。可以说，这一篇词序，已是从根本上继承并发扬了东坡“以诗为词”的词学思想。
到了宋末，在创作方面，辛派词人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使其传人看到了词体的巨大潜力，因而也就不再拘泥于字句、声律，刘辰翁便这样评价东坡与稼轩词：
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岂与群儿雌声学语较工拙；然犹未至用经用史、牵《雅颂》、入郑卫也。自辛稼轩前，用一语如此者必且掩口。及稼轩横竖烂熳，乃如禅宗棒喝，头头皆是；又如悲笳万鼓，平生不平事并卮酒，但觉宾主酣畅，谈不暇顾。词至此亦足矣。……嗟乎，以稼轩为坡公少子，岂不痛快灵杰可爱哉！［５］（附录二《辛稼轩词序》）
甚至在被词学家们视为与东坡一派对立的“雅词派”、“格律词派”的理论中，也能看到东坡词学思想的嗣响，代表性人物如张炎称“词欲雅而正，志之所之，一为情所役，则失雅正之音”。［１］（张炎《词源》卷下）就尚雅求雅这一点而论，在某种程度上与东坡的词学主张实为同一取向。
上面从理论方面粗略评述了宋代词人对苏词的接受与继承。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创作实践。创作实践总是作者理论主张的具体体现与最后实现，东坡词是东坡词学思想的体现，其后继者之词作亦是其词学思想的体现，其合于坡词者，正是坡词流风之所及，亦即坡词之影响，换个角度说，正是后继者们对坡词的接受、继承与发展。
创作实践方面对东坡的接受与继承，也可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是创作特色（尤其是风格和手法）的继承，另一方面是精神实质的继承。当然，这两者之间并无绝对鸿沟，在二者之间，在某些具体词人身上，二者常常是二而为一的。^先说创作特色方面。我们只着重谈词作风格一方面。如前所述，北宋词人并未沿着苏轼所开创的路子走。靖康之变，词风也随之而变，部分词人的词章表现出慷慨悲凉的时代强音。同时，由于恢复无望，使得许多词人对时局失去信心；由于官场险恶，使得许多文人急流勇退；由于传统文人固有的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的不能忘怀，许多词人总是凭吊历史遗迹，抒发感怀；由于自身的豪爽禀性，许多词人便啸傲人生；由于文化思潮趋尚雅化，许多文人便遥仿古代林下之风。于是，这些文人们或归附释道，或向慕天然，表现在词作方面，就是乐于抒写超旷之情怀、高雅之情致、疏淡之韵致。这与东坡主张的“出肺腑”、“天工”、“远韵”等说颇为吻合。而东坡词所表现出的“逸怀浩气”以及豪放超旷之风格，也就自然成了他们仿效的对象。进而，这样的作品也就成了他们自己情性的流露，所谓“非有意学坡而自若坡”也。
这一点，我们读一些具体的词作，便很能说明问题。试将苏轼的《念奴娇·中秋》与朱敦儒《念奴娇·垂虹亭》、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辛弃疾《太常引·建康中秋夜为吕叔潜赋》、刘克庄《清平乐·五月十五夜玩月》诸作加以比较，便很能看出这种影响与承继的渊源关系。
甚至，在“格律派”词人如吴文英的《八声甘州》（渺空烟四远）一类的作品中，也能发现东坡词的影响，这足可证明坡词影响之深远。
再从精神实质方面讲，坡词的影响更为深远，换句话说，南宋以后词人对东坡之词学思想在精神实质方面的接受与继承更为彻底，也更具深远意义。
如前文所言，这一接受与继承的时代契机是靖康之变引起的社会巨变。金人的铁骑踏破了北宋君臣文恬武嬉的安乐生活。国难临头，文人们的社会责任感被时代所唤醒，他们不再沉溺于浅斟低唱，不再陶醉于“露花倒影”、“山抹微云”，不再一味地欣赏“月桥花院，锁窗朱户”或是“月榭携手，露桥闻笛”，他们利用词这种熟悉的体裁，倾吐爱国情怀，表现时代的最强音，即使是写泪，也不再是痴男怨女的离情别泪，而是“万里烟尘，回首中原泪满巾”，“试倩悲风吹泪过扬州”，“可堪更近乾龙节，眼中泪尽空啼血”。稍后之张元干、张孝祥等人，更是以词写心声、抒悲愤，发出慷慨悲凉的时代强音。再后之辛派词人更是将这一时代的创作浪潮推向顶峰，其作品，“大声，小声铿”［５］（附录二刘克庄《辛稼轩词序》）有如洪钟巨鼓，奏鸣着时代的最强音，流风所及，直至宋末的文天祥、刘辰翁等人，仍然是以词写国难、抒壮怀。词体的社会价值在他们的作品里，并不比诗差多少。
三
在金源一代，由于“苏学盛于北”，苏词更是被充分地接受、继承与发展。究其原因，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金朝地处北方，北国特有的自然环境、北方人豪爽洒脱的个性以及女真族这个统治民族从其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憨朴勇鸷”的禀性，决定了金人的审美趣味必然是崇尚一种洒脱大气、豪放壮观、自然真率的风格，而不会喜欢那种软媚浮艳、秀气玲珑的作品。
其二，金词的起点就是“诗人之词”。金初的词人全是由宋入金的文人，他们或因出使被扣，或因城陷被俘等种种原因北入金朝。这些人，一方面或是与苏轼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或得苏门沾溉，或在创作上师法东坡。如吴激为米芾之婿，而米芾则与苏轼关系密切；高士谈集中颇多次韵东坡的诗篇以及不少集东坡诗句的作品。蔡松年更是从辞句乃至风格、神韵等方面全面地取法东坡。另一方面，他们被迫留滞异邦，心中充满了羁旅悲情，绝无北宋文人那种吟风弄月、娱宾遣兴之兴致，其“皆肺腑中流出”［７］（卷二宇文虚中语）的词句，正如东坡饱受坎坷而写的词作一样，自是胸臆之抒泄，一开始便是“诗人之词”。
其三，早期文坛及政坛领袖的影响。就文坛而言，对整个金代文学影响最大的文人就是金初的蔡松年。而蔡松年之词作，纯属踵武东坡。蔡松年词的基本主题就是写客怀归思与隐逸情趣，洋溢着一种以雅、逸为特征的高情远韵，词风旷逸而清雅。就政坛领袖而言，金代前期的君主完颜亮，由于其自身禀性方面的原因，其词作卓异豪放、本色自然，直是胸臆之自然流露。在他的作品中，看不到一点诗词有别的概念。这两位早期领袖人物的创作个性，对金代词人的创作观念及作品之风貌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
其四，金人文学观念的影响。金人的审美取向及文学观念，一开始就是崇尚苏（轼）黄（庭坚），尤其推崇东坡。到了金代中叶“中州文派”崛起时，又追求自适隐逸。到金代后期，又出现了赵秉文等人破除浮艳文风的理论。而金亡前后的文坛宗师元好问，又推崇雄奇豪壮与真淳平淡的审美风格。［８］这些前后一脉相承的文学理论与观念，都与苏轼的文学理念颇为相同。
由于上述诸因素的影响，金词一开始就继承了苏轼的词学思想及其创作范式。在理论方面，尤以王若虚与元好问两家为代表。
王若虚在其《滹南诗话》中针对所谓“眉山公之词短于情”的观点批评感叹道： ^呜呼！风韵如东坡，而谓不及于情，可乎？［２］（集部１２９）
针对“子瞻以诗为词”等说，他又指出：
陈后山谓子瞻以诗为词，大是妄论，而世皆信之，独茅荆产辨其不然，谓公词为古今第一。今翰林赵公亦云此，与人意暗同。盖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自世之末作习为纤艳柔脆，以投流俗之好，高人胜士，亦或以是相胜，而日趋于委靡，遂谓其体当然，而不知流弊之至此也。文伯起曰：“先生虑其不幸而溺于彼，故援而止之，特立新意，寓以诗人句法。”是亦不然。公雄文大手，乐府乃其游戏，顾岂与流俗争胜哉！盖其天资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２］（集部１２９）
这里，否认“以诗为词”的“传统”评语，但其立意不是严辨诗词之异，而是彻底泯灭诗词之疆界，指出“诗词只是一理，不容异观”。他又否认东坡努力救词于衰颓之说，指出东坡之词作乃是于游戏之中自然辞气豪迈、落笔绝尘。虽然前后文在“诗词只是一理”与“乐府乃其游戏”间隐隐存在着一些自相矛盾之处，但作者的用意乃是要说明东坡词之豪迈绝尘乃是“天资”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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