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辛弃疾是中国词史的巅峰作家，空前绝后。自从其步入词坛之日起，人们便开始了对辛词的研究，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世纪以来，围绕辛弃疾及其词的研究，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本文拟从清末民初、“五四”至新中国成立、建国初至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四个时段对百年辛弃疾研究进行历史回顾和文化考察。百年中辛弃疾研究与每一时段的政治环境和学术氛围密切相关，辛词研究反映了20世纪词学嬗变的历程。 

    辛弃疾是我国词史上成就最高的作家，也是宋词史上创作最多的作家。豪放词的艺术风范即在辛弃疾手中得以成熟。辛弃疾的经典地位，使他在其时及其后的词史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辛词不仅在宋代广为传唱，而且在宋代以后的词史上仍然居高临下。20世纪以来，辛弃疾的研究不仅呈现出新的特征与走向，而且成为百年词学研究的焦点和关键人物。尤其是建国以后，论辛词的文章约有千余篇，几占半个世纪词学论文的六分之一。由辛词所体现出的稼轩精神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热点，尤其是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时刻，反抗侵略、要求统一的稼轩精神便成为鼓舞民族气节的时代武器。时值新世纪之初，有必要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进行学术总结和历史回顾，以推动21世纪辛词研究的深入与拓展。

    辛词自其产生之日起便成为词学研究的焦点。但历代对辛词的研究多采用词话和评点的形式，散碎支离，不成系统，难以准确衡定和把握辛词的创作成就及其在词史上的地位和影响。由此，王兆鹏、刘尊明尝试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对两宋有一定影响的词人进行排名（《历史的选择：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结果显示：辛弃疾雄踞榜首，苏轼与周邦彦并列第二（以下分别为：姜夔、秦观、柳永、欧阳修、吴文英、李清照、晏几道）。20世纪关于宋十大词人的研究综述和定位，经由王、刘二先生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共同努力已经基本梳理完成，而没有被“回顾”和“总结”的只剩辛、姜、吴、晏四人。其中后三位作家，无论其词的境界风格还是词作数量、词史地位等都不能比堪稼轩。而令人感到纳闷的是，位居两宋词人之首的辛弃疾，至今缺少对其研究的综合回顾。尤值得提问的是，如此深受学界关注并使普通大众家喻户晓的一位作家竟然没有一篇文章对上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整体总结和理性思索。为此，本文试图对20世纪的辛词研究作一历史扫描以弥补词学研究的这一缺憾。

              一  清末至民国初期（1908—1918）：传统方法与现代视野

    清朝末年至民国初期，关于辛弃疾研究的单篇论文几乎没有。此期的研究仍以传统的词话、印象评点的批评范式为主。但由于社会处于转型期，受到新文化、新思潮、新学说的影响，辛词研究出现了新的时代特色，基本分为两个方面：

    其一、师承传统，乃朴学的延续和常派词学的余波。论词重视寄托之旨，带有儒家功利色彩。晚清四大家郑文焯、王鹏运、朱祖谋、况周颐致力于词籍的整理与校勘、词律研究和词论探讨，《村丛书》、《四印斋所刻词》等大型丛书的校刻扩大了辛词的传播，促进了学界对辛词的关注，为20世纪词学研究的深入和广泛做了大量的基础工作。尽管四大家均过世于民国时期，但由于他们自视清朝遗老，他们的研究恪守清朝学术风格，故不将四人的辛词成就纳入20世纪的研究视野。

    其二、输入新学。王国维改变了传统思维方式和考察角度，抛开儒家传统的风雅教化观念，代之以西方的“民族文化精神”，开辟了境界之说，更多地注意到词人的创作观念和创作冲动的悲剧意识。由此，他认为辛词最有境界，辛词代表了中华民族千年不辍的民族文化精神。在艺术特质的精髓方面，王国维极崇北宋，而于“南宋只爱稼轩一人”（《人间词话》）。王国维第一个运用西方的文论观点分析辛词，认为辛氏的一生乃悲剧人生，又因其悲剧抒写——情感之真，无娇柔雕饰，辛弃疾才成为南宋词史上最有词境的词人。王国维的境界使传统词学论者耳目一新而成为20世纪的热门话题，辛词亦由此踏入经典之列而成为这个世纪经久不衰、常说常新的论题。与此同时，胡适也脱去儒家说教的外衣，致力于从艺术的角度审视辛词，认为辛弃疾是“天才的诗人”，视辛词为词体文学的代表，给辛氏以极高的文学定位。胡适首度提出：辛词最大的功绩是打破诗词疆界，词与诗合流。认为豪放词源自“荆公、东坡，至稼轩而大成”（《词选》“自序”，《小说月报》18卷第1号）。因为辛词不但有意境、有情感，而且“顿挫抑扬”、“指挥如意”（《词乃诗之进化》，《胡适留学日记》三，1915年6月6日），词体文学到了稼轩，才达到了“极盛的时期”（《词选》“自序”，《小说月报》18卷第l号）。同时，胡适亦对辛词的艺术特色具有独特把握，他发现辛词开始吸收“对语”入词（《对语体诗词》，《胡适留学日记》三，1915年9月4日），《沁园春》（止酒）即承继古诗“对句”之法。胡适最早运用统计学方法研究辛词，总结出辛词所用长调情况为：《水调歌头》35首；《满江红》33首；《贺新郎》22首；《念奴娇》19首；《沁园春》13首；《水龙吟》13首。并以《水调歌头》为例，统计出所有同一调词的用韵规律。在辛词研究中，胡适具有抛砖引玉之功。胡适不仅真正完成了辛词研究中由古典传统向现代视野的转换，而且其许多一言代之的观点成为后人继续挖掘探讨的矿藏。其后，吴世昌的《辛弃疾〈传记〉》，是最早为辛弃疾立传的作品，作为一篇“小说”，连载于《新月》月刊（第3卷第8、9期，1931年10月、11月），认为辛弃疾一生的理想是收复失地、建立功名，此论直抉辛秘，亦能洞见词心。

    由上可知，20世纪初近二十年的辛词研究既有传统的评点、词话、考据等方式，亦有新科学、新方法的初步运用。但总体上较为松散自由，缺少抽象分析和逻辑思辨，缺少理论系统性、整体性，未能产生现代学术层面的研究文章，因而亦未进入真正意义上的严谨的辛词研究阶段。但其新内蕴、新形式和新特点，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百年辛词的研究拉开了序幕，开启了辛弃疾研究的方向和道路。

      二  “五四”新文化运动至新中国成立（1919—1949）：全面研究与重点关注

    “五四”以后，由于时代的进步，文学革命风潮逐渐引起了学术思想的革命、学术观念的更新，以进化的观念为指导，对辛弃疾的人格精神和实际创作进行系统的归纳考察和分析。三、四十年代，这种具有历史考据性质的文学

    阐释方式与唯物史观相结合，被广泛地运用于空前高涨的词学研究中，历史阐释与考据、批评并重。从此期的研究视域看，可分三个层面：

    其一、作家生平的考证、词学资料的汇集整理。突破传统的印象感悟批评而出现了一批极有学术价值的研究著作。辛弃疾的生平事迹，因其文集于明代失传，故多隐晦不明。《宋史》所载多有缺漏和疏误。清嘉庆间辛启泰首撰《稼轩先生年谱》，开启了研究史上关于辛弃疾履历的长期讨论。陈思《辛稼轩先生年谱》（《东北丛刊》1930年第7期、第8期）在辛启泰《谱》的基础上又有深发和补充，同时对辛启泰《谱》的疏误亦有所纠正，但仍存在许多未能洞明的时间问题，为后人的继续探讨留下了空间。梁启超晚年倾全力编辑《辛稼轩年谱》，多有高见，他能够从其所处的时代和个人遭际出发，从剖析辛词的思想意蕴入手，理解辛氏的政治理想、人格和情感，揭示其人生悲剧，体现了梁启超作为文学家的敏锐和感悟。其《跋四卷本稼轩词》（《国学论丛》第2期第1卷，1929年8月）对辛弃疾一生行谊作了详细论证，“大之足以补史传方志所不备，次之则稼轩生平、志业、遭际、出处，俱略可悉”（林志钧《稼轩词疏证序》）。郑骞专力于编辑《辛弃疾年谱》，考证严谨，超越前贤，但由于郑氏于40年代末移居台湾，这影响到其所编之《谱》在大陆的传播。尽管成就卓著，大陆仍不得其闻。与郑氏几乎同时，邓广铭以“史学”的视角详撰《辛稼轩年谱》（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1957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成为辛弃疾生平研究的集大成的著作。

    为辛弃疾的一生人格立传评估。王伯祥《辛弃疾的生平》（《星海》1924年8月）最早对辛弃疾的一生仕历作出梳理与评价。此后胡云翼《词人辛弃疾》（《晨报》副刊，1925年8月，24—30）、郑振铎《南宋词人》（《小说月报》12卷12号，1929年12月）、黄宝实《读辛弃疾传》（《中兴周刊》71号，1934年11月）、凌沅祥《国防词人辛弃疾》（《青年界》11卷2期，1937年2月）、祝世德《爱国词人辛弃疾》（《新认识》第1卷第5期，1940年7月）、徐嘉瑞《辛稼轩评传》（《国文月刊》，38、39期，1945年9、11月）等一批传记文章先后问世。可以看出，随着抗战形势的日趋紧张，对辛弃疾的生平研究愈来愈突显其爱国的英雄本色，重视对辛氏人格的颂扬。几乎每一篇传记的中心主题都是高歌“爱国”与“抗战”，与时代精神相合拍。邓广铭《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申报文史》1948年3月13日），则对辛弃疾晚年的行谊出处作了专门研究，从而对“英雄”辛弃疾的人生作了客观评估和重新定位。

    关于辛弃疾的交游，邓广铭《辛稼轩交游考》（《复旦学报》1944年第1期）对辛弃疾一生所交海内知名人士195人一一作了考证，其中见于稼轩词集者共109人，见于辛启泰辑稼轩词补遗者7人，见于稼轩诗集者11人，见于稼轩文者4人，见于《宋史?稼轩传》者9人，见于其他书传中者54人。于此可知稼轩交友之广和共谋国事的交友动机，体现了辛弃疾研究中学术视野的日渐拓宽和逐步深入。邓广铭《稼轩词编年笺注》最早为辛词进行系统编年。此书初稿完成于1937至1939年间，1957年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刊行。该书甫一问世便引起学界普遍关注，不断增补，1962年出版增订本，1963年和1978年两次重印。共印行数十万册，说明辛词广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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