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道德标准和党性原则去苛求历史人物。刘乃昌《关于评价辛弃疾的几个问题》（《天津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3期）则对报刊上众口一辞的辛弃疾的“法家”之说提出质疑，认为，辛弃疾以儒家自居，多涉佛学和老庄，而与“法家没有多少瓜葛”。辛弃疾为“法家”代表之说是文化专制时代的产品。
此外，鉴赏类文章层出不穷。关于辛词的鉴赏，建国前已经有，但数量较少。五六十年代开始大量涌现，也集中于赏析辛词的“爱国”。夏承焘《辛词论纲》（《文学评论》1959年第3期）全面论述了辛词中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爱国精神。辛弃疾全部词作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成为被关注最多的两首。传统考证辨析的文章仍然细水长流，并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又进而向纵深方向开拓。邓广铭对诸本辛弃疾《年谱》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重新编辑《年谱》，辛弃疾一生的履历轮廓基本梳理清楚。同时编写《稼轩词编年笺注》，这是辛弃疾研究史的巅峰之作，是前无古人的学术巨帙。《稼轩诗文抄存》（上海商务印书馆版，1956年上海古典文学出版杜、1979年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香港中华书局重印），显示了学术界开始对辛弃疾诗文付以关注。邓广铭《辛稼轩传》（195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樊维纲《辛稼轩陈同甫的交谊及鹅湖之会》（《浙江师范学院学报》1955年第1期），华录《陈亮和辛弃疾》（《光明日报》1962年9月11日），刘乃昌《辛弃疾与陈亮的鹅湖之会》（《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则对辛弃疾的部分重要履历作了考证和补充。这一时期，学界也开始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渊源进行关照与探讨：朱廓《辛弃疾与李清照》（《新民晚报》1961年6月），陆永品《辛弃疾与屈原——读书札记》（《吉林大学学报》1978年5、6合期），认为辛弃疾的爱国思想与屈原、李清照一脉相承。夏承焘《夏承焘讲辛弃疾词》（《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9年第2期）在辛词研究中首先提出应当重视辛弃疾的婉约词，认为传统词学研究中一直偏重豪放词，而辛词中真正的豪放之作并不多，其大量存在的是婉约词。张忠纲《简论辛弃疾词的独特艺术风格》（《山东大学文科论文集刊》1979年第1期）对辛词的抒情手法和艺术规范作了探讨。陆坚《稼轩农村词琐议》（《杭州大学庆祝建国三十年科学报告会论文集（中国语文分册）》1979年10月）则专门探讨了辛弃疾农村词的风格特色。
此期的辛词研究给我们一些学术启示：一个时代的研究创新和成就的取得固然脱离不了时代的文化思潮，但不应把学术研究简单地变成一种社会思想或政治运动的附庸，尤其不能以一时的激情或者一时的偏激言论来取代客观的学术思考。四改革开放的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末（1980—2000）：途径多元与继往开来20世纪80年代之后，文学研究进入多元发展阶段，不仅传统的朴学方法得以发扬，唯物史观和社会学方法在作家作品研究中仍发挥着重要作用，文学的艺术特性和审美研究亦受到高度重视。学术研究摆脱政治的影响而逐渐正常化。人们基本能以学术的、客观的眼光来审视辛词。辛弃疾研究再度繁荣，成果空前增多，取得非常可观的成就，发表论文近600篇，各种选集陆续出版，研究专著也先后问世。无论从问题的发掘、视野的开拓，还是思路的更新等，较之80年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段，研究水平都显示出新的发展与提高，尤
其突出了对影响辛弃疾词风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思潮的考察，逐渐进入辛弃疾研究的高潮阶段。80年代以来，专门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召开。1987年3月，在山东济南召开了首次辛弃疾学术研讨会。1989年，李清照辛弃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济南举行。90年代，继续升温，而在研究的质量方面又有大的突破，学界不仅努力从不同层面揭示辛词的丰富内涵，而且对辛弃疾的哲学、人格等方面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1990年11月，江西上饶召开第三届辛弃疾学术研讨会。1992年6月，海南大学举办第四届辛弃疾研究国际会议。1996年10月、1999年11月，山东济南两次召开李清照辛弃疾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江西上饶、2004年4月，福建武夷山分别召开辛弃疾学术研讨会。由此可知，辛弃疾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学术研究的一门显学，出现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80年代我国正处于全社会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研究也在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着转变。80年代初期的辛弃疾研究，内容方面纠正了五六十年代的研究中所存在的教条主义和概念化的倾向，纠正了以前的一些极左和僵化的观点，突破了重思想轻艺术的传统，出现了从艺术审美方面重新审视辛词的大量文章，对一些认识较肤浅的重要问题作了较为深入的思考，其中有不少开拓性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研究的空白，开拓了研究的思路和视野。如对“稼轩体”的研究，对辛词意象的研究，对辛词咏物词的研究，辛词的用典特色，苏辛词的异同，辛弃疾对陶渊明、屈原、庄子的继承等。也有从美学、心理学的视角从事研究者，刘扬忠《辛弃疾词心探微》（齐鲁书社1990年）对辛词的思想和艺术作了细致剖析。张廷杰《简论辛弃疾的归隐思想》（《宁夏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则对辛词中的归隐之思作了历史剖析。固然，这种进展仍然偏重在道德评价性方面，认知性的研究尚不多见。
其二、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思想界的愈益开放，西方的许多新观念的输入，拓宽了研究视域，多元化的研究格局与评价体系开始形成。对辛弃疾的研究拓展到政治、军事、经济、家庭等角度，并开始与经济、美学、哲学、艺术等多种学科发生关联，这对于深入剖析辛词和诠释辛词提供了新角度。如关于辛弃疾的家庭生活：罗烈《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词学杂俎》，巴蜀书社1990年）分析了辛弃疾的家庭状况、产业及极侈靡的消费现象，揭示了南宋时期的吏治腐败的事实。1993年，邓广铭发表《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对罗文所谓辛弃疾的腐败作出辩解。程继红《辛弃疾的家庭研究》（《上饶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则对辛氏的家庭成员包括妻妾、子女人数及辛弃疾过世之后的家庭遭际及后世凋零作了专门探讨；辛弃疾对于北伐的态度：邓广铭《辛稼轩归附南宋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1991年），邓广铭《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佗胄〉书后》（1992年）等对辛弃疾晚年的北伐情结作了剖析。认为，辛弃疾乡居期间的词，其主旨是对英雄迹业的追怀，他的借酒浇愁、游山玩水、效法陶潜、追仙慕道等都寄寓着他的遭遇与愤慨，他在宁静的乡村过着心情并不宁静的生活。
此后，学者们继续探讨，不断补充完善前人研究中的空阙之处。如80年代初江西铅山县新发现的《辛氏宗谱》中有《宋兵部侍郎赐紫金鱼袋稼轩历仕始末》一文，即保存了极有价值的史料。钟陵《辛弃疾南归初事迹臆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吸取《历仕始末》的资料，论证了辛弃疾初寓京口（镇江），解决了邓广铭《辛稼轩年谱》中辛弃疾南归之初寓居何处的悬疑。关于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的行踪，邓《谱》认为“莫可踪迹”，此后蔡义江、蔡国黄考证辛弃疾于其间“漫游吴楚”，亦曾潜入金国“考察敌情”（《辛弃疾漫游吴楚考——探索其史传中的一段空白》，《北方论丛》，1979年第2期），此说引起学界激烈争论。辛更儒《跋〈铅山辛氏宗谱〉和〈辛稼轩历仕始末〉》（《中国史研究》1984年第2期）论证《始末》中已经清楚地记载了辛弃疾江阴签判任满后改任广德军（安徽广德县）通判。李剑冰《辛词〈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作年考》（《齐鲁学刊》1987年第1期）、邓广铭《辛稼轩〈念奴娇?书东流存壁〉的写作时、地问题：与陈志昂君商榷》（《北京社会科学》1994年第3期）等文章对辛弃疾的生平及其部分作品的作年作了考证，从而补充并修正了前人研究的不足和缺漏。
对辛词艺术的探讨也更为深入和广阔。对于辛词的语言、用韵等方面也多有关注，辛词对后世词坛的影响，辛派词人、辛词的美学特征也成为这一时期的主要论题，楚刃《辛弃疾悲壮词风的成因》（《晋阳学刊》1983年第4期）较早地对辛词悲壮的成因付以关注，立足于辛氏的生平遭际，并没有新观点、新思想的产生，但开启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王少华《沉雄悲壮稼轩诗——试论辛弃疾诗歌的艺术风格》（《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更注重从文本的视角分析辛词的悲壮特色，体现出西方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影响。傅承洲《稼轩词风与南北文化》（《烟台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则在前两文的基础上深入到文化形态内部，认为，辛词的悲壮乃是南北文化相融合的产物，标志着对传统文本研究和作家身世研究的超越，从宏观的大文化背景中分析辛词的独特风格，从而进一步拓宽了研究的视野。严迪昌《论辛弃疾的“咏春”词》（《南京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对辛词咏物主题及其咏物艺术作了剖析。范进军《辛词用典的修辞作用》（《修辞学习》1984年第1期）分析了辛词的用典特色。胡敦伦《试论晏殊和辛弃疾艳情词的同异及成因》（《江西师范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对辛词的艳情进行专门研究，并在比较的视野中分析其成因。王水照《苏、辛退居时的心态平议》（《文学遗产》1991年第2期）通过对苏、辛退隐闲居时期的创作分析了二人不同的心态，证明了致力于恢复是辛弃疾的终极理想和人生使命。上述诸文章显示了辛词研究的广阔视野和理论深度的逐步提升。
此期的研究表明，由于宏观理论思维的开拓，辛弃疾研究在纵向和横向的贯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尤其是90年代以后的研究成果显示了概括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的极大提高。
五 小结：盛世繁荣后的深思与展望
辛弃疾研究在20世纪取得了前无古人的成就。固然，任何事物在发展中都难以避免偏差，有时成绩和缺憾相并而生。80年代以后的研究，尽管硕果累累，但同时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主要体现于两点：其一，研究内容的大量重复，出现了毫无学术价值的“低层次重复”现象。有些在民国时期或五六十年代已经论述清楚的问题又旧调重弹，毫无新意。这说明，作者一方面对于前人成果未曾过目，而作了无效的重复劳动；一方面缺少发现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眼光，缺少理论的建构与超越。其二，单篇的研究文章汗牛充栋，却没有系统的研究专著的问世。到90年代末，对于辛弃疾的研究已经硕果累累，已经到了对整个世纪的研究进行总结的时候，但却缺少这方面的文章或著作。其三，辛词赏析类的文章一直保持着旺盛发展的强劲趋势，令人瞩目，但始终囿于辛词的部分经典之作，成为对少数单篇作品的反复不懈的无穷诠释。对于辛词的进一步普及固然必不可少，但几乎所有赏析文章多偏重于鉴赏价值而忽略其认知价值。
总之，百年辛弃疾研究除了“文革”期间的间断外，整体呈现上升趋势，论文著作近千余项，这个数字证明了20世纪辛弃疾研究的繁荣盛况。就总体发展趋势而言，20世纪研究经历了早期的文献资料搜集与考证，到后来对辛词思想意蕴的挖掘，到辛词美学风格的探讨及艺术鉴赏等多方位的动态发展过程。
辛弃疾研究已经融入到古代文学研究日益蓬勃的洪流中，至今方兴未艾，但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为了将辛弃疾研究推向新的高度，有必要在文化学的视野中，全方位认识“辛弃疾世纪”；在时代与个性的交叉点上，重新认识辛弃疾作品的内涵；在尊体与变体的双向互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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