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时期的研究特点是：大量的论文、专著多集中于文献资料的考辨、作家生平的考订、作品的校勘整理和选注方面，为此后的进一步全面、深入地研究辛弃疾奠定了较为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年谱的编纂热标志着现代意义上的辛弃疾研究的开始。40年代，由于抗战的时代需要，辛弃疾成为词坛关注的热点，但集中于颂扬辛词的爱国主题，尚未进入理性思辨的学术层面。

    其二、爱国主题的探讨。三四十年代，对辛词爱国思想的挖掘成为此期辛弃疾研究的主格调。刘寿松《辛稼轩的爱国词》（《国闻周报》11卷43期，1934年10月）最早对辛词爱国精神进行专门剖析。其后黄展慎《辛弃疾的文艺及其时代背景》（《协大艺文》第1期，1935年1月）、林德占《爱国词人辛弃疾作品之研究》（《待旦》1期，1935年1月）、梁品如《稼轩词研究》（《经济日报战时特刊》47、48期，1939年9月）等众多文章继续揭橥辛词的爱国旗帜。辛词作为民族精神的表征与时代精神相合拍，在国难深重、民族危亡之际，起到了激发民族精神、鼓舞民族斗志的作用。

    其三、艺术方面的探索。学界关注辛词思想内容的同时，也开始了对辛词艺术精神的探讨。介西《稼轩词意境》（《新苗》14期，1937年1月）专力分析辛词的意境特色。缪钺《论稼轩词》（《思想与时代》23期，1943年6月）较早对辛词作了全面的艺术考察。两文均发表于抗战期间，在抗战救国为举国口号的前提下，专注于研究辛词的艺术成为与时代精神不和谐的“异类”。但在辛词的研究中，却起到了承前启后的过渡作用。

    这段时期，学术界也开始了对辛词的比较研究，张鹤群《论苏、辛词之异同》（《国学》专刊1卷2期，1926年5月），最早对苏、辛词进行比较。其后，张尔田撰写《与龙榆生论苏、辛词》（《词学》季刊2卷3号，1935年4月）对龙文所存在的问题进行辩驳和讨论。其后，苏、辛之人格比较、词风比较成为20世纪词学研究中从未间断的话语，相关文章有数十篇，成为辛词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亮点。施仲言《南宋民族诗人陆放翁辛幼安之诗歌分析》（《文艺月刊》11卷1期，1937年7月）则对辛弃疾诗歌与陆游诗歌的相似风格进行了辨析，认为二者共同体现了崇尚理趣的宋诗特色。

    辛词的一个明显特点是作者屡屡提及古代隐士陶渊明，并表示对陶潜之隐的由衷敬佩和著力仿效。陶潜成为辛词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古代文人。辛氏钟情于陶潜的原因成为20世纪辛词研究中的持续话题。邹啸《论辛弃疾之崇拜陶潜》（《青年界》1934年第6期）最早对这一问题作出分析，认为厌倦官场、向往乡野是辛氏倾慕陶潜的根本缘由。其后，周幼农《辛稼轩与陶渊明》（《文艺月刊》9卷5期，1936年11月）、郑骞《辛稼轩与陶渊明》（《天下》周刊1卷2期；1946年5月）等分别对此作深入剖析，从而证明了陶潜情结成为辛弃疾农村词诞生的一个艺术渊源。

    沈曾植《稼轩长短句小笺》（《词学季刊》1期2卷，1933年8月；第2期2卷，1935年1月）的发表标志着对辛词单篇赏析的开始。顾随《倦驼庵稼轩词说》（天津《民国日报》1947年）则选择辛词中的部分精华之作进行专门艺术鉴赏，而余生《评顾随无病词味辛词》（《大众报》文学副刊，1929年6月3日）则对顾随的辛词赏析做出艺术回应。同时，龙榆生、赵尊岳、夏承焘、唐圭璋、王国维、胡适、郑振铎、薛砺若、俞平伯、刘大杰等也多有赏析类文章问世。这说明，关于辛弃疾的研究由整体向局部、由宏观向微观的逐渐延伸。

    与此相关的是对辛弃疾文学地位的评估。刘毓盘《词史》（1926年10月，手定稿，1985年上海书店第1版）谓辛弃疾于“南宋自成一家”。胡云翼《宋词研究》（中华书局1928年版）、薛砺若《宋词通论》都将辛弃疾放置到整个词史的发展进程中加以定位，认为“稼轩是中国最伟大的词人”。由此，辛弃疾的词史地位得到确立。

    总之，这段时期的辛弃疾研究已经全方位展开，涌现出一批深具学术分量的力作，此期论文有36篇之多。尽管成果数量不多，却为后人继续研究指示了新方向，提供了新思路。因此，三四十年代为辛弃疾研究史的第一个高峰期。

          三  五十年代初至七十年代末（1950—1979）：时代断裂与学术延续

    50年代到70年代，文学研究强调文学的社会意识形态，将文学史看作是以形象方式反映社会政治经济变革和阶级斗争的思想史，有无“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尺度，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区分作品的精华和糟粕。由此，辛弃疾以其作品中强烈的爱国精神再度成为词学研究的亮点。此期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成果突飞猛进，论著数量较前期翻了一倍。三十年间，发表在报刊上的专论辛弃疾及其词的文章即占建国三十年来词学研究文章的六分之一。大致体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观点和方法的改变，重思想、轻艺术。研究逐渐政治化，以阶级斗争为纲，文艺研究要求政治标准唯一，人民性、爱国主义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尺度。关于辛弃疾的评价，基本沿着邓广铭的取向，强调辛弃疾的词史地位。政治倾向越来越鲜明。三十年的辛词研究集中于两个时段：1956年毛主席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并亲自实践，创作豪放词。在这一政治背景下，1956、1957年发表的辛弃疾研究的文章空前增多。而1957年下半年，由于政治风云突变，左倾思潮泛滥，到1958年，辛词研究的文章就顿然减少。1960年全国掀起对“人性论”、“共鸣说”、“共同美”的大批判，关于辛弃疾的研究迅速消沉。1961年，中央调整了文艺方针，词学研究中，辛弃疾再度辉煌，1962年发表的文章空前高涨，随后迅即衰落。大致说来，1957年到1963年有关辛弃疾的研究文章数量猛增超越前代。基于研究者的热情，到“文革”前夕，郭预衡《从对辛弃疾评价中的一个问题谈起》（《光明日报》1965年5月30日，《文学遗产》510期）首先对辛弃疾的词史地位提出质疑，认为辛弃疾的爱国行动和创作成就应当肯定，但“对于他为统治阶级镇压人民起义而效劳的行为，则不该肯定”。该文发表后，迅即引起了学术界的激烈论争，论争的焦点在于辛弃疾所镇压的是“地主武装”还是“农民起义”，由此揭起了批“辛”的旗纛。陈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观点和方法——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及其词的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光明日报》1966年2月13日，《文学遗产》543期）、杭文兵《为什么替封建官吏辛弃疾唱赞歌——评邓广铭同志在辛弃疾研究中的历史观》（《光明日报》1966年4月3日，《文学遗产》549期）、《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部分师生讨论辛弃疾及其词的评价问题》（《光明日报》1966年3月27日，《文学遗产》548期）等系列文章的刊登，证明了“文革”期间辛弃疾必然被打倒的命运。从1966年开始，到1974年，特殊的政治气候，使得文化学术领域遭遇空前灾难，思想意识形态的急剧左转，辛弃疾研究终于被政治风浪所吞没，近十年的辛弃疾研究近于停滞。70年代，评法批儒运动，完全以论代史，由于辛词的革命性，“辛弃疾研究”参与了当时的政治斗争。70年代中期，辛弃疾被认定为法家代表，辛词研究仅有论文共7篇，且全部用来诠释儒法斗争的法家路线。作为“法家代表人物”，在所有的词人中，辛弃疾是唯一的幸运者。在苏轼、李清照众词人遭遇批判的同时，辛弃疾在“接受”举国颂扬。王延梯《辛弃疾在民族斗争中的法家路线》（《文史哲》1975年第1期）率先将辛词树为法家旗纛，认为辛弃疾南归后，“力主抗战，与宋高宗赵构为代表的儒家投降卖国路线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以词作为其“抗战的政治路线服务”。辛词表现了强烈的政治性，对当时的儒家投降派，表示了“辛辣的讽刺和尖锐的斥责”。辛弃疾不仅是文学史上“杰出的爱国文学家，而且是南宋的一位颇具法家思想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不久，为了“普及、深入、持久”地进行批林批孔运动，王延梯又发表《论辛弃疾的法家军事思想》（《齐鲁学刊》1975年第3期）认为儒家作为“没落阶级和保守集团”的代表，总是反对进步战争，搞“投降主义”。而辛弃疾则以自己的创作与投降派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其后，钟文《辛弃疾的爱国主义与尊法反儒精神》（《安徽师范大学学报》1975第3期）、宋晓玲《辛弃疾词的反民族投降主义精神》（《厦门大学学报》，1975年4期）、郁贤皓《辛弃疾反民族投降的爱国词》（《南京师院学报》1976年2期）等颂扬辛弃疾的爱国精神的文章便大批涌现，认为辛弃疾“以词为武器，宣传抗金反投降主张，愤怒谴责南宋王朝统治集团的卖国罪行”，学习辛词，批评和抵制修正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即使论述他的文艺思想时也以阶级论代替具体的艺术分析，时代印记、政治色彩太过明显。

    粉碎“四人帮”后，历史上拨乱反正，辛弃疾也开始脱下了“法家代表”的政客圣装。辛词研究由专讲思想内容与人格精神逐渐扩展到艺术、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从此，关于辛弃疾的研究才真正进入客观严谨的学术层面。

    其二、对辛词“人民性”的论争。以革命者的标准进行衡量。在充分肯定辛词爱国精神的前提下，有学者从人民性的视角重新审视辛词。认为，辛弃疾不能融入到人民群众之中，不能认识到人民是巨大的社会力量，不能从人民群众中吸取前进的动力。作家和人民群众的命运密切相连，用自己的作品去引导人们积极向上，这是党对文艺工作者的要求；照此标准，辛弃疾显然成为脱离群众的封建地主阶级作家了。王永健《试论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局限性》（《苏州大学学报》1978年第2期）认为，由于辛弃疾的抗金爱国，所以评论界将其“捧上了天”，却忽略了他“镇压农民起义的史实”。该文认为，在民族斗争中，辛弃疾站在人民的一边，是积极进步的。但在阶级斗争中，“他却效忠于南宋王朝，毫不犹豫地站在他出身的官僚地主阶级立场上，表现是恶劣的，思想是反动的”。从而得出辛弃疾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的结论。进而分析辛词的主要内容是“粉饰现实，为帝王将相高唱赞歌”，辛词中的山川景物之作则是“在政治上受压抑而报国无门的情况下，他便消沉感伤，逃避现实，流连山水”消极虚无思想的表现，而辛弃疾希望帝王大臣的抗金之举又是“把抗金复国的希望寄托在‘真儒'们的身上，是《稼轩词》的爱国主义的局限性”。几乎对六百余首的辛词和辛弃疾人品作了全盘否定。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辛词是否“爱国”的激烈论争。严迪昌《辛弃疾及其〈稼轩词〉的思想倾向论辩——与王永健同志商榷》（《苏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增刊）、吴恩培《辛弃疾爱国思想辩——与王永健老师商榷》（《苏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增刊）同时对王文的观点进行针锋相对的驳击，认为对辛弃疾的“忠君”和“功名”当以历史的观点具体分析，不能以今天的无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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