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苏轼被罢黜，等于是流放，但他还时刻关心着与西夏的战争。他的诗歌就有一些写出了他以身许国的壮志和赴边杀敌的雄心。他刚刚进入仕途，在凤翔即有诗寄给弟弟苏辙，表示“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意思是近来买了貂裘，足以御寒，可以到塞外去，因此希望奉命出使西夏，解决国家的边塞安全问题。在《和子由苦寒见寄》诗中，苏轼又写他看到陕西年青的义勇军开赴边防前线，他也止不住跃跃欲试：“干金买战马，百宝妆刀镊。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他要买好战马，准备宝刀，跟随“山西良家子”，上前线去与敌人较量一番了。苏轼关心国家命运，自诩能够抗击外侵，保卫边疆，甚至说：“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犹能效一挥。”他把自己比做善于用兵的晋朝西凉州主簿谢艾，说是只要朝廷任命他去打仗，他可以像晋朝的顾荣一样，把羽扇一挥，敌人就溃败了。但他对于边防政策，在反对忍辱退让、屈膝求和的同时，又主张采取宽大态度，安抚边疆部族，发展彼此和睦相处的关系。哲宗元祐二年(1087)八月，北宋王朝收复洮州，俘虏西番首领鬼章。这时，苏轼写了《获鬼章二十韵》一诗，诗中即建议：“藁街虚授首，东市偶全腰。困兽何须杀，遗雏或可招。”“羌情防报复，军胜忌矜骄。慎重关西将，奇功勿再要。”苏轼不赞成邀功滥杀、开边启衅，一方面提出“遗雏或可招”，要安抚边疆部族，一方面提出“奇功勿再要”，不要为了邀功而再次挑起战争。这种重视民族团结的思想是很可贵的。
苏轼有关国计民生的诗歌，从思想内容上看有相当高的价值，但这并不足以代表苏轼诗歌的基本面貌和主要特色。苏轼诗歌成就突出、数量众多、对后世影响巨大的是他抒发个人情怀和歌咏自然景物的作品。
苏轼一生政治上失意，因而在诗中较多地反映他通过对乡土的留恋、对亲友的追怀、对自然风物的观赏来排遣这失意的惆怅和悲愤。这类作品可以明显地看到佛老思想对诗人的影响。诗人在饱经忧患之余，常常进行着人生的探索，反复吟唱“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三过门间者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此生此夜不长好，明月明年何处看”。当然，苏轼不可能寻求到人生的真谛，他无法从根本上抹去心灵深处失意的伤痕，于是惆怅化为不合时宜的我行我素，悲愤化为超然物外的达观疏狂。《吉祥寺赏牡丹》诗写他任杭州通判时赏花：“人者簪花不自羞，花应羞上老人头。醉归扶路人应笑，十里珠帘半上钩。”还有，《登云龙山》诗写他任徐州知州时游山：“醉中走上黄茅冈，满冈乱石如群羊。冈头醉倒石作床，仰看白云天茫茫。歌声落谷秋风长，路人举首东南望，拍手大笑使君狂。”这些诗都表观了诗人的浪漫气质，也表现了诗人身处逆境而能从山川风月，草木鱼虫之中自得其乐。正是这些写景咏物的诗歌往往倾注了诗人爽朗乐观的情趣，如《新城道中》诗的“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法惠寺横翠阁》诗的“朝见吴山横，暮见吴山纵，吴山故多态，转折为君容”。把东风，吴山写得对人很有感情。诗人在熙宁五年(1972)作于杭州的《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诗，第一首写出西湖晴雨的顷刻间的变化，再现了自然风光的美。原诗是这样的：“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诗人形容黑云像泼翻了墨汁似的，方才还没有遮着山头，可一下子雨就来了，来得很猛，雨点落在湖面上，溅起许多白色的水珠，纷纷掉进船里。这里，诗人善于运用比喻，又善于使用精练而准确的“翻”字、“跳”字来形容黑云的滚动和水珠的四溅。正是大雨倾盆的时候，忽然一阵大风，云散、雨止，西湖上水天一色。诗人从“水如天”来写天的晴朗，也写出一阵骤雨之后，空气清新，万物澄净，一切都显得分外明洁。诗的第二首从在游船上观赏青山明月的角度，写出客观景物的情态，“水枕能令山俯仰，风船解与月徘徊”，把山与月拟人化，读来亲切有味。这些诗都可以激发人们对于生活的热爱、对于美好事物的追求。再如《惠崇春江晚景》诗的第二首：“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首诗不仅从画面的翠竹、桃花、蒌蒿、芦芽，写小春天的欣欣向荣，不仅从鸭子的浮游水上想象“春江水暖”，而且再从春水想象开去，仿佛水里的河豚也已经长得很肥美了。这首诗写的是春天。另一首《赠刘景文》诗则写的是秋天。诗中写道：“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一年好景君须记，正是橙黄桔绿时。”秋天虽然没有荷花，却还有菊花，而且“橙黄桔绿”—样显得色彩斑斓，毫不衰飒。总之，在诗人笔下，无论是春季还是秋季，景色都优美宜人，充满勃勃生机。
清人赵翼在《瓯北诗话》中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这是说苏轼继韩愈之后，“以文为诗”，而且变本加历。对此，我们不要简单地仅仅理解为散文化、议论化，而主要应该从内容、形式、手法、语言等方面都突破前人的窠臼上去认识这一特点。赵翼即指出苏轼“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早于赵翼的叶燮在《原诗》中也已指出：“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一般说来，苏轼诗歌并不违背韵律要求，而又能够充分表达无所不包的丰富内容，随意挥写，自由奔放，富有浪漫主义色彩。
苏持诗歌的其他一些特点，往往是与苏轼极擅长于比喻这一最大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歌不仅由比喻显示磅礴的气势，而且还由比喻表现深惋的情致、绰约的风韵。如《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朦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蚀照红妆。”写春风吹拂的海棠如温柔的美女，写香雾笼罩的月亮如多情的男子，实际不过是表现诗人对海棠的喜爱，尤其是对月下海棠的喜爱，宁可牺牲睡眠去通宵观赏，但经过这花月相互含情的一番比喻，而更见出诗人对好花佳月的一往情深。
特别要指出的是苏轼诗歌中善于比喻，富有理趣，浪漫主义色彩浓厚。苏轼的诗观察细致入微，比喻贴切精当，还常常含有深刻的哲理，富有理趣。那什么叫理趣?顾名思义，既要说理又要有趣。就是使诗歌中理趣统一，达到水乳交融的境界。用一句比较概括的话说，理趣就是在比喻之中把引人入胜的景色、耐人寻味的诗意和发人深省的哲理合为一体。被人广为传诵的《题西林壁》一诗就是这样。这首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诗的开头两句总写庐山“远近高低”的不同形态，照理说底下应该展开具体描绘，抒发赏心悦目、流连忘返的感情，然而诗人却是笔锋一转，就横看侧看庐山山势多变这一点发表议论，以游山观景比喻为人处事。看山的感受是人们所共有的，梅尧臣《鲁山山行》诗说：“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欧阳修《远山》诗也说，“山色无远近，看山终日行。峰峦随处改，行客不知名。”都停留在看山的感受本身，不像苏轼由看山提出一个具有哲理意味的问题。由于人们各自所处的地位不同，看问题的出发点不同，因而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就都带有一定的片而性。要对客观事物有总体的全面认识，就必须超越个人狭小范围，摆脱一己偏见。诗人由看山悟出这个道理，于是以看山作比喻，发表议论，道理是很深刻的；而诗又写的十分有趣，言在此，意在彼，耐人寻味，发入深思。可以把这首诗与李白的《望庐山瀑布》相对来看，李白写的是庐山留给自己的强烈感受，而苏轼则是冷静的谈庐山使自己明白的道理，从看山引出一段议论，这是苏轼对比手法的创造性的运用。有人说：“要识庐山真面目，不离身在此山中。”批评苏轼不懂得实践是认识的基础。这种批评有点像无的放矢。苏轼讲的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讲的是一个人看问题的立脚点和着眼点总有一定的限制，而必须多方面地认识事物的总体的意思，这正是没有离开实践。庐山的“远近高低各不同”，难道是苏轼凭空想象出来的吗？
和《题西林壁》诗类似，同样脍炙人口的还有《饮湖上初晴后雨》诗的第二首。其实，《饮湖上初晴后雨》应该两首联在一起读，才能更加深入地体会到它对比喻的巧妙运用。它本来是描绘杭州西湖风景的诗，经过比喻，就包含了深刻的思想意义。
杭州西湖风光秀美，历来名家的题咏极多。苏轼曾经两次在杭州做官，先后达五年之久。他经常游览西湖，甚至在西湖上办理公事，因而对西湖景色观察很细，体会很深。无论早晚阴晴、一年四季，西湖丰富多彩的情态，苏轼都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其中以《饮湖上初晴后雨》诗最为人们所传诵。
宋神宗熙宁六年(1073)正月二十一日，杭州的地方长官陈襄邀请病后的苏轼去城外寻春，正值有人送了官沽酒给陈襄，苏轼就请求陈襄带酒饮于西湖之上。开始，天气很晴朗，其后，忽然下起雨来。于是苏轼写下两首《饮湖上初晴后雨》诗。一般选本，只选第二首。但原诗本是联章，不应把第—首遗异之不顾。第一首是这样的：“朝曦近客艳重冈，晚雨留人入醉乡。此意自佳君不会，一杯当属水仙王。”诗以叙事起头，指出清晨的彩霞使得西湖边上的重峦叠嶂无比艳丽，好比换上鲜美的服装迎接游客，傍晚时分下起了雨，洗去了空气中的尘土，洗去了一天的喧嚣，正好留下醉酒的游客安静地听着雨声进入睡乡，总而言之，不管“朝曦迎客”，还是“晚雨留人”，都各有佳意。可惜，对一般人来说，总觉得游赏时遇雨是一件扫兴的事。且看唐代张旭的《山行留客》诗就曾经这样劝告游人：“山光物态弄春晖，莫为轻阴便拟归。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这些游人一见“晴阴”就想回去，更何况是下雨呢？所以苏轼说即使“晚雨留人”跟“朝曦迎客”一样都具有佳意，然而没有人能够体会到，倒是长年累月呆在西湖边上庙里的水仙王，能够尽情领略西湖富于变化的全部风光。接下去，苏轼才在第二首诗中进一步描写和评价了无论何种景色都很迷人的西湖的美。第二首诗是这样的：“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不结合第一诗，便不可能深入理解这第二首诗。当然，比较起来，还是第二首诗更好。南宋有个诗人武衍说过：“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认为苏轼“欲把西湖比西子”，这个比喻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苏轼对于西湖的认识是全面的。在《饮湖上初晴后雨》诗的第二首中，他只用“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二句，就概括了西湖的全部景色。西湖景色多种，诗人只写“水光”、“山色”，西湖景色多姿，诗人只写“潋滟”、“空濛”，西湖景色多变，诗人只写“晴方好”、“雨亦奇”。写“晴”、写“雨”，固然是扣着诗题的“初晴后雨”，但气候的变化，以睛雨最为平常，诗人也就略去了霜雪风露。写“水光”、写“山色”，也是紧扣诗题的“湖上”，但就杭州西湖来说，以山水最为秀美，诗人也就略去了草木虫鱼。山与水本来互相辉映，王安石就把西湖的山与水并写，道是“水光山色碧浮浮”。这里，苏轼把“水光”与“山色”分属于二句，实际上也是并写，二句诗互文见义。“晴方好”既指“水光”，也指“山色”，水是波光闪闪，山是艳日辉耀。“雨亦奇”既指“山色”，也指“水光”，山是若隐若现，水是烟波浩渺。“水光”、“山色”与“晴方好”，“两奇”中间加上虚字“方”和“亦”，便共同显示出“此意自佳”，表现了西湖无论什么景色都是以使人陶醉。
写出西湖不同景色的美，“水光潋滟睛方好”与“山色空濛雨亦奇”二句本身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这两句所引出的“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北宋末年的韩驹说：“子瞻作诗，长于譬喻。”以西子比西湖，就是一非常新奇，贴切的譬喻。
诗人作家向来设譬取喻，多是以物比人。曹植在《洛神赋》中描写宓妃的袅娜多姿是“翩若惊鸿，矫若游龙”，像鸿雁那样翩翩起飞，像蛟龙那样婉转盘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