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濂洛风雅”是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代表“濂洛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从周敦颐、程颢到杨时、陈渊等的诗歌创作，显示为濂溪范式、明道范式和道南范式的承传延衍过程。“濂洛风雅”所表现的诗歌语言风格、诗歌审美境界以及独特文化心理意识、社会心理意识，在比较深刻的层次上反映了理学家的灵魂，它的各种范式都融入了各自的学术个性。

【关键词】 濂洛风雅 濂溪范式 明道范式 道南范式 阳柔

     宋元之际的理学家金履祥编有《濂洛风雅》六卷，选入宋代四十八位理学诗人的韵文，从书中的“濂洛诗派图”可见，此书以师友渊源为统纪，以周敦颐八传而至王柏为正传，其余源流所渐，也多属濂洛一脉。清代张伯行继金履祥之后，删繁就简，辑《濂洛风雅》九卷，入选者为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游酢、尹焞、杨时、罗见素、李侗、朱熹、张栻、真德秀、许衡、薛瑄、胡居仁、罗洪先，这十七位理学诗人基本上是濂洛关闽学派的代表人物。金、张二氏是根据儒家道统思想，选辑诗人及作品，其所谓“濂洛诗派”，是指以周敦颐为开山、以朱熹为中心的一派理学正传，所谓“濂洛风雅”即指这一派理学正传的“风雅之遗”。而本文所论“濂洛诗派”，特指濂学与洛学两派理学诗人。其实，濂学有学派之名，而无学派之实，周敦颐孑然独立，其学术在当世少为人知，其诗歌在体制上尚缺乏开宗立派的特征。循名而责实，“濂洛诗派”之“派”其实在洛学一脉。本文以二程为濂洛诗派的宗主，以二程的门弟子组成的诗人群作为濂洛诗派的主干，将以理学为精神底蕴、体现了这一诗派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的诗作定义为“濂洛风雅”。具体说来，周敦颐诗歌是“濂洛风雅”之初澜，二程及其门弟子的诗歌是“濂洛风雅”之主潮，南渡后的洛学后学之诗为“濂洛风雅”的余波。本文将“濂洛风雅”的时间下限定于高宗一朝。因为“濂洛风雅”由杨时、游酢等携以归闽，由胡安国、胡宏、张栻携入湖湘，由周行己、许景衡、刘安上等“永嘉九先生”携以入浙，转相流播，随着时局、地域、士风和学风的变化，就延衍出闽学、湖湘学、浙学诸派诗风，理学诗派产生了新变。至南宋绍兴年间，“濂洛风雅”之能指已不足以涵盖理学诗坛群体蓬起、众派回流的景象。
“濂洛风雅”产生于宋代中州地区的地理人文环境，发源自理学诗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映衬了古典诗歌情境化审美向近世诗歌义理化审美的转型。其形成与发展积淀着这一时期的深刻哲学内涵，蕴含着理学家对本体宇宙和人世情态的生命体验，感应着他们的道德诉求和宗教需要。可以说，“濂洛风雅”展示了理学家的诗意生存状态，它以审美的方式参与了新儒学的重铸。纵观“濂洛风雅”的演变过程，可以窥见宋代理学家的“心灵史”和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景观。
一 “濂洛风雅”的中和气
    河洛地区处于黄河中下游，位居九州之中央。这里开阔平缓的地势、蕴藉温润的山水是形成濂洛诗派诗人平和心态、“中庸”人格的地理因素。河洛地区历史文化积淀深厚，灵秀简约的南方文化和博大厚重的北方文化在这里交汇。其特有的地理人文环境造就了“濂洛风雅”的中和之气。正如杨时《酬林志宁》所云:“阴阳所交风雨会，和气自古生英雄。”（《龟山集》卷三九）
     道的内涵构成了“濂洛风雅”中和气的本质。二程说:“圣人之言，冲（一作中）和之气也，贯彻上下。”“‘其为气也，配义与道。’道有冲漠之气象。”（《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一《师训》）“大圭黄钟，全冲和气。”（《河南程氏遗书》卷六） 程颐在论《诗》之“子之燕居，申申夭夭”时还说:“申申是和乐中有中正气象，夭夭是舒泰气象，此皆弟子善形容圣人处也。为申申字说不尽，故更着夭夭字。令人不怠惰放肆，必太严厉。严厉时则着此四字不得，放肆时亦着此四字不得。除非是圣人，便自有中和之气。”概而言之，所谓中和气即广大和乐、中正舒泰的圣人气象。程颢的为人及治学即秉有中和之气，他的“逆觉体证”之道是以《中庸》的“致中和”为入门途径。朱熹就说:“大程夫子当识其明皆中和处。”（《伊川学案•附录》）程颢的《秋日偶成二首》就是圣人气象的发抒。与一般诗人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不同，程颢在《秋日偶成》中描述了与四季节候变化相顺应的内省体验，表现了主体意识进入宇宙万物中达到的物我一体的精神境界，反映了北宋理学家开朗明快的心理氛围和浪漫情调。《秋日偶成二首》云:
        寥寥天气已高秋，更倚凌虚百尺楼。世上利名群蠛蠓，古来兴废几浮沤。退居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诗歌中情感体验的最高境界是生命体验，而理学家的生命体验包含着对心性本体的内在观照。在观照生生之仁的同时，从自家心性里体会出自得之乐，这是理学生趣盎然的诗意所在。朱熹评程颢《春日偶成》、《秋日偶成》道:“看他胸中直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言穷理精深，虽风云变态之理无不到。”（《濂洛风雅》引） 朱熹认为，此诗表现的胸襟与曾点“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情怀相类似，其见识已达极至之理。在静观万物、思入风云中，程颢体验了道通天地的乐趣。所谓“静观”，是指以平静的心理状态把自我置入对象之中的一种直观体验。它是悟道和审美的起点。“万物”是指自然事物的色相、秩序、节奏与韵律及其在自我心灵中的影象。只有通过超越现实利害关系的“静观”，才能体悟到无形的“道”是有形的天地万物的本体，认识到自然万物孕化于春天般的“仁”境之中。正如程颢所说:“静后，见万物自然皆有春意。”（《二程遗书》卷六） 所谓“颜回乐”和“贫贱乐”，是一种“其心三月不违仁”的安贫乐道的生命态度，是啜菽饮水而不改其乐的自得情怀，是立足现实境况、超脱于富贵贫贱的满足感、快乐感和自由感。程颢把葆有这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之刚健气象的儒者称为“豪雄”或“风流人豪”，说明他所认同的强悍生命是以克己的坚强意志为底格的。“濂洛风雅”不仅浸润了尚柔的孔子的彬彬气质，而且秉承了圭角崭露的孟子的浩然之气。濂洛诗人表现直觉智慧的诗篇多冠以“偶成”的题目。“偶成”不仅表示一时兴会的创作状态，而且意味着当下即是的生命洞见方式。
    濂洛诗人虽然缺乏南方人的机敏和灵动，但传统儒家所欣赏的“外圆内方”的个性结构特点在他们身上表现得最为典型。“濂洛风雅”的中和气就基于道学人格、道学气象中对立因素的统一和谐，表现为人生态度上的不激不厉和情感上的无恶无怨。程颢等人诗歌中温厚和乐的好性情是情趣与理性的结晶，是伦理中的潇洒、纲常中的浪漫、老成中的童心。“濂洛风雅”达到了儒家“温柔敦厚”诗教基础上形成的诗歌中和美的极致。可以说，“濂洛风雅”的中和气的形成是理性节制情感的结果。“濂洛风雅”表达的情感经过理性筛选、过滤，呈现为宁静、和谐、蕴藉、无冲突的境界。如程颢《题淮南寺》就是对悲秋情怀的淡释:
        南去北来休便休，白苹吹尽楚江秋。道人不是悲秋客，一任晚山相对愁。
    这首诗有一种洗涤人意的清纯。“道人不是悲秋客”以否定句式消释了时令变化带来的生命虚脱感，而“一任晚山相对愁”更凸现了诗人意志的凝聚和内敛、精神的冷静和超然。
    再如杨时《秋晚偶成二首》也表现了“思想的诗人和诗意的思者”（海德格尔语）的理性精神:
        纤纤晚雨洗秋容，庭树萧然策策风。万籁自鸣群物外，四时长在不言中。坐临流水襟怀冷，卧对浮云世虑空。寂寞一廛吾自适，《客嘲》从更议扬雄。
风飘淅沥闹诸邻，却扫衡门溷世尘。大气清明秋意态，夜光浮动月精神。流年渐觉侵双鬓，生理从来付大钧。临水便同濠濮趣，翛然鱼鸟自亲人。
     这两首诗是以程颢《秋日偶成二首》为范本的作品。诗中“流年渐觉侵双鬓”的淡淡忧伤经过“生理从来付大钧”的理性陶洗，达到了物我相亲、悠然自得的境界。诗人将自得其乐的观物意趣以思理出之，显示了诗人平和淡泊的人格范型及其和谐宁静的内在世界，正是所谓“喜怒哀乐之未发”的气象。濂洛诗人写于痛丧友朋之际的挽诗也以肃穆简静的风格显示出悲哀中的镇定，体现了“发而皆中节”的气象。如程颢《哭张子厚先生》、杨时《邹公挽词二首》等都是体度庄重、气象雍裕之作。
    “濂洛风雅”的中和气还表现为理性对欲望的节制。理学并不用道德的绝对必然性否定人的合理欲求，只是要求人的欲望要符合儒家伦理道德的规范，符合“无过无不及”的中和标准。宋人普遍具有的逸乐习惯与享乐意识也存在于“濂洛风雅”中。如程颢多有写掉臂游行之乐的诗篇，其《是游也得小松黄杨各四本植于公署之西窗戏作五绝呈邑令张寺丞兴宗》云:
        中春时节百花明，何必繁弦列管声。借问近郊行乐地，潢溪山水照人清。心闲不为管弦乐，道胜岂因名利荣。莫谓冗官难自适，暇时还得肆游行。功名不是关心事，富贵由来自有天。任是榷酤亏课利，不过抽得俸中钱。有生得遇唐虞圣，为政仍逢守令贤。纵得无能闲主簿，嬉游不负艳阳天。狱讼已闻冤滞雪，田农还喜土膏匀。只应野叟犹相笑，不与溪山作主人。
     诗中之“嬉游”、“行乐”与一般文人的声色之娱不同，它既指向陶醉于自然山水的愉悦，又包含一种淡泊名利、与道俱往的生命感受。“濂洛风雅”中的乐感只有与仁、道相即相融，才能成为理学的最高情感体验境界。
    “濂洛风雅”的演进与宋代理学文化和道家道教文化的发展相终始。宋初，王禹   提出的为理学文道观开先河的“文以传道明心”的主张（1），就是以儒道哲学和美学精神的融合为底蕴的。宋代理学和道家道教两大文化思潮的合流，使濂洛诗人们融儒士的道学气象与道徒的缥缈风神于一炉，兼综庄严崇高的道德感与超脱飘逸的情趣美，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濂洛风雅”的平和、明朗、高旷、乐感的风格特性。概而言之，理学和道家道教文化的异质相济是“濂洛风雅”中和气的内涵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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