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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濂洛风雅”中理学和道家道教文化沟通之实质，在于非功利的价值取向和表现主观心性的情感特征。濂洛诗人以孔颜之乐为人生价值观念的主导，吸收道家道教崇尚自然的思想，在诗歌创作中保持艺术精神的多元选择，使得“濂洛风雅”表现出清净自然的生活态度、虚静自得的心理状态、闲和高远的风格趋向、意在情先的构思方式。这也就决定了对濂洛风雅审美内涵的考察，不宜从诗法诗律等形式层面上进行，而必须采取美学与哲学相融合的视界，亦即把濂洛风雅置放于安身立命的价值维度之中。
二 “濂洛风雅”的范式演进
“濂洛风雅”作为濂洛诗派的创作实践的结晶，植根于宋代理学文化的土壤，整体上具有相对统一的风貌，但在诗歌的主体理性、价值深度、文本质素、品格气象和体验方式等方面仍然具有个体性或群体性的维度。从周敦颐、程颢到杨时、陈渊等的诗作，显示了一个被理学逐渐符号化、语义化的诗歌范式的演进轨迹，即濂溪范式、明道范式和道南范式的承传延衍过程。
周敦颐作为理学开山鼻祖的身份是南宋以后才凸显出来的，他的富有启发性的思想对理学发展的影响是通过闽学才得到放大的。周敦颐的濂学不是一个自觉的学派，他的身边也没有形成一个理学诗人的创作群体。就周敦颐的角色定位而言，他是循吏、诗人、高士和理学家。与二程以后的理学人士之专注于学术相比较，周敦颐更多地致力于政事宦业和诗歌创作。
理学切入周敦颐的诗歌不是采取抽象概念或哲学思维的方式，而是将“主静”、“无欲”的精神指向化为诗歌所表现的光风霁月的人格气象和澄静清幽的诗歌意境。所谓濂溪范式就是用简俊清幽的诗境表现清和人格的诗歌型态，而道学的修养构成了清和人格的主要内涵。如《静思篇》:“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晴。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游大林》:“水色云含白，禽声谷应清。”《宿崇圣》:“公程无暇日，暂得宿清幽。始觉空门客，不生浮世愁。”《宿山房》:“久厌尘氛乐静元，俸微独乏买山钱。”《同石守游》:“朝事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濂溪书堂诗》:“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沉。潺湲来数里，到此始澄深。有龙不可测，岸竹寒森森。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倚梧或欹枕，风月盈冲襟。”与邵雍不同，周敦颐的风月情怀主要是一种外向性的审美感受，显示着清澄宁静的精神状态，其中不包含对道的根源性体验。他诗中的“风月”、“流水”、“白石”、“禽声”、“松影”等意象都具有“清”的特征，都是自然境界与清和人格的象征符号。
周敦颐诗中隐含着自由和责任的矛盾冲突，他一方面说“时清终未忍辞官”（《经古寺》） ，实践着儒家士大夫的社会价值取向;一方面又常常“为恋林居作退谋”（《同石守游》），向往着在林中幽居里得到精神的放松。克服这一矛盾的方法就是时或从浮世抽身作山水之游，让自然生机恢复自我的本真性情。正如其《题惠州罗浮山》所云:“红尘白日无闲人，况有鱼绯系此身。关上罗浮闲送目，浩然生意复吾真。”罗浮的浩然生意如同一副灵验的清心剂（2）。其《同友人游罗岩》云:“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他以道教的“洞中境”代表理想的精神家园，认为罗岩之游虽然不是返回真境，但也能隔断尘氛，让人忘怀名利。他的归隐之念并不是对宋代官僚体制的对抗性反应。在他看来，异化自我的是一己的名利之心（3），而不是官场的等级秩序或游戏规则。对自己身处的太平时世，周敦颐是满意的。其《牧童》云:“东风放牧出长坡，谁识阿童乐趣多。归路转鞭牛背上，笛声吹老太平歌。”在诗歌的传统中，牛背上的牧童是自在自由的生活方式的象征，牧童的“乐趣”、“童心”指示的是人的本真状态。这句“笛声吹老太平歌”说明生活的自由自在是以秩序为保障的，自然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事实上，周敦颐在自由和责任、自然和社会之间，选择的是责任与社会。其《任所寄乡关故旧》云:“老子生来骨性寒，宦情不改旧儒酸。停杯厌饮香醪味，举箸常餐淡菜盘。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故人欲问吾何况，为道舂陵只一般。”这是一首自道其人格操守的诗。“骨性寒”、“旧儒酸”的根本在于“无欲而静”的性情。官场事冗，不是诗意化栖居的所在，但清廉为官，以“无欲而静”之心酬酢事物之变，使他在山林之外也获得了身心的安闲。
程颐曾说:“凡从安定先生学者，其醇厚和易之气望之可知也。” （《二程文集》卷上《附录》） 程颢受胡瑗之教，养成了平和乐易、深厚温雅的气质。其诗风之醇厚和易和他的人格是如此和谐，以至于我们可以用罗兰•巴特式的话语说，程颢的诗决定了他的生活。至于朱熹曾说程颢志节慷慨，不是块然自守、循规蹈矩之人，这是就其洛学的开拓气象而言的。当然，程颢的温厚气质乃是学道有成的表现，理学对诗人的最大影响就在变化气质上。
程颢的诗能用浅白明当的语言反映理学澄澈的智慧，在儒家教育体制中，很适合用作儿童文学启蒙和道德启蒙的读物。蒙书《千家诗》除以程颢《春日偶成》为开卷第一篇外，还选入了他的《郊行即事》、《偶成》、《题淮南寺》、《游月陂》，另外，朱熹《入瑞岩道间得四绝句呈彦集充父二兄》其三也被误认为是程颢所作，诗题被误作《秋月》。这几首诗使程颢在宋代以后成为最广为人知的理学诗人，使明道范式获得了最为广阔的延展空间。
洛学的形成使理学得以实体化，而理学的实体化使程颢比周敦颐更具有理学家的身份意识，其诗中的自我形象散布着由道学充养而来的平静温和的光辉。所谓明道范式，是内向性道德体验与宇宙的活泼生机相交融的诗歌型态，是诗与思在理学家心灵深处的共生型态。它用理学的中和精神观照自然物色，表现了理性与感性合欢的和乐境界。在明道范式中，“道”或者说“天理”以创发的、“润物细无声”般的方式滋养着主体的情性，使得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颢资性过人，充养有道，和粹之气，盎于面背，门人交友从之数十年，亦未尝见其忿厉之容。遇事优为，虽当仓卒，不动声色”（程颐《明道先生行状》，《二程文集》卷一二）。如此性情和人格带来一种焕发着道学气象的诗的表达，正所谓“意得则心定，心定则道纯，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欧阳修《答祖择之书》，《文忠集》卷六八）。道学气象反映了理学家“私欲尽去”的学养和襟抱。诗与思在宋儒内心本源处的比邻而居，使得理学诗成为表达道德理性之美的最恰当的文本形式。 黄宗羲说:“明道之学，以识仁为主。”（《宋元学案》卷一三《明道学案》）“识仁”说是程颢认识论的核心，其《识仁篇》曰:“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智、信皆仁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他以“仁”为殊相之中的一致之理和伦理道德的统一体。钱锺书《谈艺录》言道:“宋儒论道，最重活泼泼生机，所谓乾也、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也，皆指此而言。春即其运行流露也。”（4）诚如所言，“濂洛风雅”之“春”往往是象征化、符号化的自然意象，是“仁”在感性时空直观中的生动呈现，正如朱熹所说:“春时尽是温厚之气，仁便是这般气象。”（《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三》）“惟春气温厚，乃见天地生物之心。”（《朱子语类》卷二〇《论语二》）程颢曾称赏石曼卿诗句“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认为“此语形容得浩然正气”（《河南程氏外书》卷一一《时氏本拾遗》）。所谓“浩然正气”是指蓬勃的宇宙生机和儒家的人格精神。从程颢诗中描摹的春天中，我们同样能寻觅到“仁”的生机活力、“天地生物之心”的妙用发挥，如《戏题》云:“曾是去年赏春日，春光过了又逡巡。却是去年春自去，我心依旧去年春。”《和诸公梅台》云:“急须乘兴赏春英，莫待空枝漫寄声。淑景暖风前日事，淡云微雨此时情。”《郊行即事》云:“芳原绿野恣行时，春入遥山碧四围。兴逐乱红穿柳巷，困临流水坐苔矶。莫辞盏酒十分醉，只恐风花一片飞。况是清明好天气，不妨游衍莫忘归。”《春日江上》云:“新蒲嫩柳满汀洲，春入渔舟一棹浮。云幕倒遮天外日，风帘轻飏竹间楼。望穷远岫微茫见，兴逐归槎汗漫游。不畏蛟螭起波浪，却怜清泚向东流。”这些诗以疏宕的笔法描写万物之生意，时或流露出曾点浴沂的意趣，可谓情韵俱佳。用文学与理学相融合的视界烛照诗中春日风物所蕴涵的自然和气，就能明见“仁”的花烂映发和天人的和谐一致。用西哲海德格尔的语汇来说，程颢的春日优游是一种“诗意的栖居”，明道范式说出了哲学话语所难以表达的、无限的“神意”。
传统诗歌的情绪反应模式是“情缘物动，物感情迁”（孔颖达《毛诗正义序》，《毛诗正义》卷首），而明道范式由于灌注了深厚的道学修养，表现出一种相对恒定的和乐心境，反映了主体对情感的适度控制。如《春雪》云:“二月将临尾，群阴久退潜。只知桃李艳，何复雪霜嫌。密霰仍先集，飘霙忽散沾。带风成料峭，和雨作廉纤。江汉初弥望，珠玑亦间兼。片痕才着瓦，斜势渐穿帘。乌化辽城鹤，途铺越女缣。落英时斗舞，飞絮或同黏。直把琼瑶比，谁疑鹄鹭挦。透肌锥共利，洒面刃争。寒怯开闱赏，光凝伴月觇。价增樵市炭，兴入酒家帘。驻足银妆履，昂头玉裹髯。如何欺煦律，重复困穷阎。薪乏经朝备，衣因恃暖拈。撷芳游女恨，忧岁老农占。惜竹频敲叶，愁花旋复苫。失权悲太皞，助虐有飞廉。骤降初疑勇，旋消亦讶谦。朔云虽借便，水后可无厌。纵任阴灵巧，难令木气歼。寒威徒自奋，春气亦时添。积势方平垄，澌流已坠檐。暗空犹沓沓，近地即占占。远水难遮面，高峰不裹尖。着墙聊画粉，盖地岂成盐。纨扇惊尘噎，昆岗认火炎。端来荐融释，空复助洳渐。积润终滋嫩，惊雷亦震淹。东君莫惆怅，杲日待重瞻。”此诗描摹了春雪带风的料峭，道出了采花女的怨恨、老农的忧虑，但诗人的平和情绪并没有被外物扰乱，他的心境一方面像镜子一样映照了雪霜的寒威，一方面又像温度计一样感应到春气的融润。通过对节候变化的理性观照，诗人排遣了惆怅之情，期待着和煦阳光的重临，表现出情性相合而致的洒脱。根深则叶茂，心醇则气和，道学修养使程颢在体天地之化的过程中，时或能同天人而合物我，觉得“天地之间，非独人为至灵，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但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尔”（《河南程氏遗书》卷一《端伯传师说》）。 程颢的《新晴野步》二首就是观自然造化以明心源的诗篇，在“鸟声人意融和候，草色花芳杳霭间”的融融泄泄气象中，诗人将自然的生生之意化作了自我的仁心乐意，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时，体验了心体的闲静，表现了自得自在的生命气象。冯舒说:“诗不忌道学，然诗人道学多在言外，说出便厌。诗以道性情，不知发乎情，便不知止乎礼义。”（李庆甲集评校点《瀛奎律髓汇评》卷一〇）以此标准衡量程颢的诗，可以说它是既发乎情，又止乎礼义。黑格尔说:“诗纵然也诉诸感性观照，也进行生动鲜明的描绘，但就连在这方面，诗也还是一种精神活动，它只为提供内心观照而工作。”（5）明道范式就是能深刻地表现理学诗人内在意蕴和内心体验的精神活动类型。
程颢诗中物我关系的背后有着洛学关于性命和应物关系的理念的支撑。程颢的《定性书》针对张载“定性”的设想，指出存养天性不须隔绝外物，内心与外物本就是“无将迎，无内外”的一本关系。“性”应当合内外之道，“动亦定，静亦定”，保持恒定的平和状态。当程颢从事诗歌创作时，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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