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自伤是缘于自恋，自恋也是因为自伤。正因为自恋所以才会对伤害特别敏感;正因为处处感到伤害才会更加转入自恋。自恋与自伤是他的潜气，而内转则是转入通过想象来熔铸与构筑物象物境来反复品味自己的情感。没有物象物境亦即诗中之事的创造，就无法内转，无法品味，无法进行诗意体验、审美体验。
三 义山诗中之理
什么是诗中之理?首先，诗中之理并非哲学之理，非“可言可执之理”，而为“名言所绝”之“至理”。对此，张晶先生曾在《论中国古典诗歌中“理”的审美化存在》一文中明确概括出“诗中之理”具有两个特点，即是:一、显示真理而不证明真理;二、属于体验论而非认识论。因此，“哲学的理念是共相的表述，诗中之‘理’性则是殊相的升华。”他进一步分析说，这种殊相的升华乃是因着诗人之“情”通过对事与物进行深入的审美体验所获致的。也就是说诗中之理既是因情所得，也带着情的性质、情的特点，亦即大多是一种情理而非事理，并且它具有审美特征，是一种审美化的存在。
毫无疑问，义山诗中之理是诗人长期人生体验的结晶。刘学锴先生曾就义山诗多人生感慨这一现象总结说:“在通常情况下，人生感慨多为人们经历了相当长的时间，特别是坎坷曲折的人生历程后才产生的。因为它不同于生活中偶尔触发的感受，而是一种在深刻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强烈持久、带有整体性的人生感受。生活道路一帆风顺、平淡无奇者，长期沉溺于个人琐屑欲望者，乃至人生态度积极进取却生活得过于紧张匆忙者，都不易产生人生感慨。它往往是人生多艰而又富于锐敏情感、思索咀味习惯与时间者的产物。从这些主观条件看，李商隐无疑是一个最易产生人生感慨的诗人。……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都笼罩在悲剧氛围中，这种‘沦贱艰虞多’的身世境遇，再加上锐敏而纤细、内向而缠绵的、多愁而善感的性格气质，使他对人生的悲剧有极为丰富深刻细腻的感受。而他屡寄戎幕，远离家室，在独居异乡的漫漫长夜中，又正有充裕的时间来细细品味思考人生。另一方面，晚唐这个特定的时代，也促使士人由外向的事功追求转向内心自省。”（《李商隐诗歌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的确，诗中之理，不能靠逻辑的推衍而得出，而只能经由对外在的世相与内在的心性之体悟才能获致。悟，就是一种对生命的体验，诗悟也好，禅悟也好，都是对人生经验的验证，都是因人生思考的积淀而成。与禅悟直达最高本体不同，诗悟是融理、事、情三位一体的。比如义山缘何会从品尝嫩笋这一“事”中感悟到“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寸心”（《初食笋呈座中》）这样一种社会对年轻人才总是多所摧折压抑的残酷无情?这是因为诗人仅二十二岁的生命历程中已经遭受过两次应试不中的打击了。崔珏曾在义山去世后的挽诗中说:“虚负凌云万丈才，一生襟抱未曾开”（《哭李商隐》），这是对义山一生最真切的概括评价。由此可见，诗人早年“忍剪凌云一寸心”的感叹完全不是无病呻吟，而是一种对社会摧压人才这种普遍现象的极为清醒认识，这种融诗人之情于事的理，无疑正是因一种生命体验感悟所获致的。又如《流莺》中，诗人感叹“巧啭岂能无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这种虽有婉妙歌喉，又有笃挚情意，也曾遭逢良辰，却屡失佳期，乃至“凤城何处有花枝”竟无处可依的深切遗憾，不正是来自诗人怀珠握瑾，徒抱美质而无人理解，以至屡失良机，终身不遇不达漂泊不定的人生体验吗?这样的现象，在封建社会中难道不也是极具普遍性的吗?我们在前面说过义山的敏感，其实他是敏感得有理的，以他这样的身世，这样的情怀，又如何能不敏感，又如何能不时时觑透世相人生冷酷无情的真相?清人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曾比较唐人三首咏蝉之作曰:“虞世南‘居高声自远，端不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按，虞诗实为“非是藉秋风”，作“端不”，误）盖有何种 人生经历，便有何种人生体验，从而也就体悟出何种人生之理。以义山而言，他不同于虞世南青云直上，久居高位，也不同于骆宾王数起数落，蒙受牢狱之灾，他只是困踬一生，始终未展其才，未遂其志，尝尽人情冷落、世事艰虞的况味，所以他诗中之理便更多的是指向世事人生的无情与虚幻，如:“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五更疏欲断，一树碧无情”，“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带残阳又带蝉”，“料得也应怜宋玉，一生唯事楚襄王”，“莫近弹棋局，中心最不平”，“前溪舞罢君回顾，并觉今朝粉态新”，“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 ”，“中路因循我所长，古来才命两相妨”，“人间路有潼江险，天外山惟玉垒深”等，盖诗人以“夭折之情”投射于此类物象，融合着对自己“沦贱艰虞”的“微吏心态”长期深入的反思与体验，不但感悟出人生虚幻、人情冷漠，同时也每每揭示出人生处境的难得自由与人生道路的艰难多阻这类常情常理。
诗中之理当然不同于一般的人生感慨，它带有反思的意味。这之间的关系是:情产生体验，体验与情互为作用，互为加深，体验至事的最深处最本质处即产生反思，而反思的前提是体验的积累，这种积累也许并不需要事事都是本人亲身所历，也可经由对他人、对物的体验而得出反思，如义山对女性的体验，对柔弱事物的体验，对古人的体验，对历史与现实比较的体验等都可以形成反思，都可以获致“理”。而“理”之所以能突显出来，往往是由于情的推动，一是“情”极为激切高涨，足以点燃事中所蕴含之“理”;二是“情”极为深郁沉潜，能够进入“事”的核心，接触到本质，显现出理。就义山而言，由于他对事特别倾情，所以有时虽面对个别事相，但却悟出了常人难以感受到的深层意蕴，如前所举《回中牡丹为雨所败·其二》一诗，一般人于此中多半只是感叹风雨之无情，春花之易谢，但义山却于其中悟出“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这种人生才华美质越显现得早，越对未来理想寄托希望，就越容易遭受摧残零落这一悲剧事实。榴花未及春，它既没有希望，也就无所谓失望，而牡丹却曾在烂漫的春光中开放，正当它满怀希望时，却风雨骤至，以至“万里重阴非旧圃，一年生意属流尘”，一切美好与希望都毁于一旦，如果不是诗人满怀着感同身受的切肤之痛与彻骨悲哀，又怎能感悟到这伤心绝望的“先期零落”之人间悲剧?高贵华丽的牡丹，并非消逝于自然凋谢，而是被狂暴无情的风雨所摧折而毁灭，这种由个人不幸命运所上升到人生悲剧的理性认识，不正是义山对屡遭摧败这种长期的人生经历与人生体验反思的结果么?那“玉盘迸泪伤心数，锦瑟惊弦破梦频”凄艳至极的画面所显现的，正是人类那具有悲剧命运与悲剧精神的柔弱而又美丽的灵魂，一切人生的孤独、凄凉、无奈，一切人世的冷酷、荒漠、无情都寄寓其中了。也正因为义山情的深郁沉潜，所以“对人世的许多情事，他往往透过一层，深刻体认到一般人不易感悟到的人生悲剧意蕴”（《李商隐诗歌研究》，第57页）。比如，对月缺月圆这一自然现象，人们往往只是希望月圆而伤感于月缺，但义山却在月正圆时即透过一层看到更深处，谓:“初生欲缺虚惆怅，未必圆时即有情”（《月》），意识到人生每寄托于希望的实现，殊不知希望即令实现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遗憾，又不免陷入新的失望。从而揭示出只有失望与缺憾，才是人生最深层最根本的悲剧底蕴这一无情事实。象这类由于情的沉潜深入从而体认到人生根本悲剧的诗中之理还有:“风露凄凄秋景繁，可怜荣落在朝昏。未央宫里三千女，但保红颜莫保恩。”（《槿花》）“雌去雄飞万里天，云罗满眼泪潸然。不须长结风波愿，锁向金笼始两全。”（《鸳鸯》）“梦泽悲风动白茅，楚王葬尽满城娇。未知歌舞能多少，虚减宫厨为细腰”（《梦泽》）等。正是这些诗，在表现义山多情深情的同时，也显示出他那远远超过一般诗人的理性精神。当然，义山诗中，不仅有着对悲剧命运痛切的体验与深刻的思考，也往往由于情之炽热深挚，对人生充满温情与爱恋，常常表示出一些对于人情物性种种强大精神生命力量的理性认识。如《晚晴》诗中的“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句，便是“描写雨后夕照辉映，生长在幽僻处的小草沐浴着阳光，平添无限生意，仿佛老天有意怜惜这弱小的生命，人们也是因云开日出、夕阳艳丽而更加珍重这傍晚的新晴，诗人触景兴感，提醒人们要同情弱小生命，珍重人生晚景，乐观地对待未来。晚晴景物幻象与诗情哲理融为一体”（陶文鹏《论李商隐诗的幻象与幻境》，《文学遗产》2002年第5 期）。又如“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一联，面对相爱双方不得不分别的无情现实，却表现出情的热烈忠贞，生死不渝，正因为它极为完美地融理、事、情于一体，展现了情的执着与坚强，所以才能成为千古永恒的名联警句。同样，《无题二首》其一中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一联所表现的也是一种对人情人性积极乐观的理性认识，这种对于心之相通可以超越身之相隔的感悟并非是一种虚幻的精神胜利法，它所蕴含的是乃已被无数人生实践证明了的包蕴着人类最强大而又神奇力量的理性精神。
再进一层来看，义山诗中之理不但多是融和着生命感性的“情理”，而且这种情理还常常是如叶燮所说的非可以言言、可以解解之理。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无题四首》其二）一联，“春心欲同春花一起竞放，相思竟成了爱情之火燃尽后的灰烬，可见可触，可以计算度量。诗人用奇丽的幻象来象征爱情被毁灭的彻骨哀痛，又高度概括世间痴情男女春心萌发的不可阻抑，以及爱情幻灭后仍然执着追求的精神。这样的诗句，情深意远，引人心灵共鸣又获得哲理启迪”（陶文鹏《论李商隐诗的幻象与幻境》）。由于此种情理的不可以通常言语诠解，所以义山不少诗作中所包含的人生情理就被包蕴在一种特定的审美意象中，具有一种虚化、泛化的特点。以《锦瑟》诗为例，中间两联“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所表现的无疑是一种迷茫、失落、怅惘，但又仍有追寻、有憧憬、有缠绵、有执着的境界，仿佛这就是人生，曾经是那样的满怀着一片痴情，然而到头来不过只是一场虚幻;曾经是那样无限向往，然而一切又终归是可望不可及。是真?是幻?是庄生?是蝴蝶?一切都虚无飘渺，迷离惝恍:“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然而这样的人生，尽管是“梦”，但梦中有“心”，“梦”是虚幻的，“心”却是真实的。尽管有“泪”，但泪可化“珠”;尽管如“烟”，但烟中有“玉”。这就是又迷茫又执着、又凄怆又温暖、又缠绵又无奈、又幽清又阔大、又悲凉又美丽的人生啊!还有比这更虚化、更泛化的么?还有比这更深刻、更广远的么?还有比这更浓缩、更概括的么?王蒙认为，这样的诗句，“有爱情，有艺术，有诗，有生平遭际，有智慧有痛苦有悲哀”，“传达了一种不可思议、不可描述、不可企及的精神——艺术境界，……有一种宇宙本原的品格，艺术本原的品格。”“每每读到《锦瑟》的颈联便有一种战栗与服膺，如见上帝，如通大道，如明法理，便有一种大自在大恐怖大升腾大悲戚。”（《双飞翼》第65、113页）这就是义山诗之至理，它正是“幽渺以为理”的，它只有形象而无理语，它幽渺得使你无可言说，然而却可令你“得意忘言”，当你承受着那这份朦胧而又亲切的感受时，心灵为之震撼，灵魂为之洗涤，情感为之升华——你已经进入到一种极高的人生境界与审美境界了。
综上所述，义山诗中虚涵普泛的理涵盖的乃是整个人生，整个世界。它美丽而又深刻，悲哀而又高华朗彻，它以极抽象而又极具象的形式展现了人世的一切，于是极深的体验与极高的超越便融为一体了。《法华经·方便品》说:“唯佛与佛乃能究尽诸法实相，所谓诸法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就“情禅义山”的生平遭际而言，他在唐代诗人中当属最不幸的那一类，他以旷世难有其俦的才与情，却度过了屡遭阻隔、备受摧抑的一生。然而，以他那样多愁善感的一位诗人，却并没有走向衰颓，也没有走向退避，这正是因为他将自己的那份爱恋人生的“情”熔铸成无比美丽的“事”，又通过这美丽的“事”来显现宇宙人生之“理”，于是，一切关于人生的追求，人世的叹惋，人间的体验，都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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