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结合晚唐山林隐逸诗人所处的特定时代、环境及其生存状况，通过分析其作品，探讨其心态，认为他们主要是通过情志的转移来实现其对人生烦恼和痛苦的超脱。因此，他们的创作倾向主要集中在欣赏品味林泉雅事、抒写吟诗心态以及表现参禅拜佛、结交方外、与诗友交往酬唱等生活内容方面。他们的作品虽然境界狭窄，有些甚至情调凄清，但由于反映了唐末寒士们的生存状况、生命寄托和价值取向，因而有一定的认识作用。
以前说到晚唐诗，人们往往只注意以温庭筠、李商隐、杜牧为代表的绮丽风格的作品以及以皮日休、杜荀鹤、聂夷中为代表的反映现实黑暗的作品。近十几年来，人们对晚唐咏史怀古诗和感伤时乱之作有了足够的重视，但是，对晚唐诗依然缺乏整体的把握和研究。我们在通读晚唐诗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一系列定量性分析，发现晚唐诗坛上，不但存在着上述几种诗歌创作倾向，同时还存在着大量的以抒发凄清、淡泊情怀为主要内容的山林隐逸诗作。诗中反映的那种孤高避俗的创作趣尚，代表了封建王朝后期部分文人消极避世的社会心态和审美情趣。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生活的时代，政治局面极其混乱。于斯之时，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十分激烈。官场上党同伐异。宦官、藩镇、朝中奸佞为了实现其篡权阴谋，不惜相互勾结，排除异己，丧心病狂地杀害一批又一批清正廉洁的朝廷官员。一些已经取得功名、步入仕途的正直知识分子，连自身的操守都难以保持，更不要说实现报国的初衷了。许浑身居监察御史的高位，却时刻感到自危，随时准备弃官归隐。“虚戴铁冠无一事，沧江归去老渔舟”（《秋日候扇》）明确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愿望。他把官场比作钓钩和笼子，用“水深鱼避钓，云迥鹤辞笼”（《李生弃官入道因寄》）表示对避世行为的赞许。司空图三十三岁进士及第，官至中书舍人，却于光启三年（887）步了许浑的后尘，归隐中条山王官谷。后虽几经迁移，但始终未再出仕。郑谷光启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都官郎中，后来也隐逸家山，布衣终老。
与此同时，世风日下，科场上朋党勾结，行贿纳贿现象严重。大量出身寒门、秉性正直的知识分子，既自恃才高，不屑迎合时俗，又拙于钻营，难得权贵援引。他们要么终生不第，要么勉强博得一第，起码也是应试十次以上，即便是考中进士，也难以受到朝廷的重用。刘得仁，“贵主之子，自开成至大中三朝，昆弟皆历贵仕，而得仁苦于诗，出入举场三十年，竟无所成。尝自述曰:‘外家虽是帝，当路且无亲”’（王定保《唐摭言》卷一《海叙不遇》）。喻凫，曾应举十余年，始得一第，作诗曰:“关河一栖旅，杨柳十东风”（《上高侍御》）。后来也只做得乌程县令。任蕃，“初亦举进士之京，不第。榜罢，进谒主司曰:‘仆本寒乡之人，不远万里，手遮赤日，步来长安。取一第，以荣父母。不得。侍郎岂不闻江东一任蕃，家贫吟苦，忍令其去如来也!敢从此辞，弹琴自娱，学道自乐耳。’主司惭，欲留，不可得。归江湖，专尚声调”（《唐才子传·卷七》）。方干，“幼有清才，散拙无营务。大中中，举进士不第，隐居镜湖中”（《唐才子传·卷七》）。李洞，“家贫，吟极苦，至废寝食”（《唐才子传·卷九》）。处在这样的政治局面、社会环境和人生困境中，诗人们纵然胸怀大志，也没有用武之地。盛唐诗人们曾经有过的理想模式和生活方式，在当时的现实中已经失去了可能实现的土壤。在他们当中，“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那种儒家特有的积极用世的精神泯灭了。他们再不能高歌出“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奉赠韦左丈二十二韵》）那样的豪言壮语。久困名场，长期不得意的生存处境，使他们大都理想幻灭，心灰意懒。他们的心理结构呈现出一种悲哀、消沉的态势。然而，人总是要安身立命的。面对末世穷途，如何在恶劣的现实环境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建立新的人生模式，便成了摆在诗人们面前的人生课题。换言之，也就是如何安顿生命，保持心理平衡的问题。
与那些幻想继续用儒家诗教来“补察时政，泄导人情”，对朝政和世风进行改造的诗人不同，具有悲哀、消沉心态的晚唐山林隐逸诗人，大多在长期的压抑中形成了一种内倾型的性格。他们也不像那些“今朝有酒今朝醉”的诗人那样，及时行乐，在声色中沉醉度日。他们只是企图寻找一种平静淡泊的生活和诗境，通过隐逸林泉，栖心禅悦，来表示对污浊、黑暗现实的厌恶和回避，同时也用以解脱时代与社会给自己带来的烦恼和痛苦。郑谷的“琴有涧风声转淡，诗无僧字格还卑”（《自贻》），很能代表这些人不慕世俗繁华，独标清高淡泊的审美心理，也吐露了他们之所以连篇累牍地写作与琴棋僧鹤等题材有关的作品，目的是为了表示品格高雅，宦情淡薄，胸无一点尘氛俗气。这样的审美心理和表现内容，表明他们对事物的注意倾向，已经不在于或积极进取、或风流浪漫的现实生活，而在于远离尘世、未受污染、安宁静谧、毫无功利目的的林泉野趣。然而，诗人们的这种创作倾向又是怎样转移的呢?作为诗人而言，从上述审美心理出发，他们在题材选择方面有哪些特点?在创作过程中有哪些具体的审美操作?翻开他们的作品，探索他们的心路历程，不难看出，他们主要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来实现转移和超脱的:欣赏、品味清高不俗之林泉雅事;读诗与写诗;参禅拜佛，结交方外之友;与志趣相投的朋友往还酬唱。下面试作简单分析。
翻开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的集子，发现他们写得最多的，就是欣赏自己隐逸的林泉，品味清高不俗的 隐逸生活。这类作品在他们的创作中占有很大的篇幅。如:
静里层层石，潺阮到鹤林。流回出几洞，源远历千岭。寒助空山月，清兼此夜心。幽人听达曙，相和藓床吟。（刘得仁《听夜泉》）
中宵茶鼎沸时惊，正是寒窗竹雪明。甘得寂寥能到老，一生心地亦应平。（司空图《偶诗五首》之五）
寻人直到月坞北，觅鹤便过去峰西。只今犹有疏野调，但绕莓苔风雨畦。（陆龟蒙《新秋杂题六首·行》）
听泉、品茗、弈棋、饲鹤、赏月、踏雪、望云、采药、弹琴，如此等等，便是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们不厌其烦、反复描写的高情雅事。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介绍北宋初年以学“晚唐体”著称的九僧时说:“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阁笔。”所讲的虽然是九僧，但透给我们的消息却是“晚唐体”的题材实在是太狭窄。究其原因，是写诗人的生活面太窄了。晚唐山林隐逸诗人大都生活在“不多山下去”（唐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了与人间别”（李群玉《山中秋夕》）那种封闭式的环境中。所以，当他们吟咏林泉雅事时，就只能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去尽量发现和建立一个自足自娱的美好世界，如陆龟蒙的《新秋杂题六首》，就是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选定“眠”、“行”、“倚”、“吟”、“食”、“坐”等六事进行吟咏的。诗人们正是通过这些日常琐事中蕴含的“闲”、“适”、“独”、“静”的情趣来表现自己的不问世事，标举自己的淡泊甚至淡漠，从而消磨壮志，泯灭激情，转移自己原本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使自己从遭遇不平的忧伤、痛苦中解脱出来。当他们静下心来，面对山野林泉那种种极清极静的物事时，其感情真的会变得平静，其胸怀真的会变得散淡。久而久之，他们发现闲居琐事中自有乐趣，于是，那种不遇不达的愤懑也就自然消解了。司空图在《归王官谷次年作》诗中写道:“乱后烧残满架书，峰前犹自恋吾庐。忘机渐喜逢人少，览镜空怜待鹤疏。孤屿池痕春涨满，小栏花韵午晴初。酣歌自适逃名久，不必门多长者车。”乱兵焚毁了诗人钟爱的书籍，这本来是件伤心事，但归隐林泉后峰前屋后那些幽静的景物依旧给了他以喜悦，从而使他“忘机”，使他拒绝了尘俗。又如曹邺的《山中效陶》诗:“落第非有罪，兹山聊归止。山猿隔云住，共饮山中水。读书时有兴，坐石忘却起。西山忽然暮，往往遗巾履。经时一出门，兼候僮仆喜。常被山翁笑，求名岂如此。齿发老未衰，何如且求己。”遭逢落第，本是文人最大的不幸，诗人却在与山猿为邻共饮的隐居生活中寻得了解脱，感受到了城市生活无法感受的欣喜和愉快。正是这种耽于林泉雅事的乐趣，使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不但忘却了烦恼忧愁，也找到了现实可行的人生寄托。于是，这种对幽深清远之林下风流的爱赏，便逐渐成了诗人们一种自觉的审美追求。
表现自己的读诗写诗生活，也是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作品中常见的内容。在唐代，因着“以诗取士”的科举考试制度，文人们对创作诗赋的重视程度超过了此前此后的任何一个朝代。然而，将写诗视作自己的生命，作为自己生活的唯一内容，恐怕是中唐以后才有的事情。在文学史上，说到“苦吟诗人”，人们首先会想到有着“郊寒岛瘦”之称的孟郊和贾岛。这两位诗人都是仕途十分坎坷、生活十分贫困的寒士。他们对诗歌艺术的追求也比一般人要执着得多。贾岛尝自状其创作甘苦及痴迷态度云:“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断句》）。孟郊对写诗的喜爱同样到了痴迷的程度。金人元好问视他为“东野穷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诗囚”（《论诗三十绝句》）。
无独有偶，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也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这群久困名场的寒士们如此苦吟，其目的除了极少数人想通过诗艺博得一第或者博取清名以外，大部分人都是想通过读诗写诗来消愁解闷。早在六朝，钟嵘在《诗品·序》中就说过:“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所以，处在日暮途穷之社会时代与清贫苦寒的生存环境之中的诗人们，写诗便不失为安顿心灵、排遣愁闷的最好办法。通过写诗，他们不但能消忧解愁，而且还可以显示自我价值。唐代毕竟是一个重视诗和诗人的朝代，更何况晚唐还有“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杜牧《登池州九峰楼寄张祜》）的风气呢?正如钟嵘所说:“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诗品·序》）。一方面，写诗可以使自己陶醉于无限深永的韵味之中，另一方面，一首好诗也可以使他人读后内心感动，产生“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杜荀鹤《苦吟》）的良好效应。而这些正是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们 所企盼的。于是，这些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诗人，就顾不得家徒四壁、瓶无储粟、箪瓢不继的现实，而大写特写其诗了。只要能写出好诗，他们就心有所甘。因此，有的诗人“昏昏过朝夕，应念苦吟人”（喻凫《献知己》），有的诗人“吟安一个字，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还有的诗人“到晓改诗句，四邻兼苦吟”（刘得仁《夏日即事》），更有甚者，“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方干《贻钱塘县路明府》）。他们中，有足不出家门二百里，而倾其心血作诗的山人唐求，吟诗“有所得，即将稿为丸，投大瓢中。或成联片语，不拘长短，数日后足成之。后卧病，投瓢于锦江，望而祝曰:‘兹瓢傥不沉没，得之者始知吾苦心耳。’瓢泛至新渠，有识者见曰:‘此唐山人诗瓢也’”（《唐才子传·卷十》）。还有以“月锻年炼”著称，其诗“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唐才子传·卷九》）的嵩山隐者周朴。据《唐诗纪事》记载:周朴“性喜吟诗，尤尚苦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旰忘返。苟得一联一句，则忻然自快。尝野逢一负薪者，忽持之，且厉声曰:‘我得之矣!’樵夫矍然惊骇，掣臂弃薪而走。遇游徼卒，疑樵者为偷儿，执而讯之。朴徐往告卒曰:‘适见负薪，因得句耳。’卒乃释之。”得句忘形，以致癫狂，竟闹出如此笑话。这些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为什么几乎人人都苦吟成癖呢?因为科场与他们无缘，官职与他们无分，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只有读诗写诗是属于他们的。所以，卢延让可以“险觅天应闷，狂吟海亦枯”（《苦吟》），刘得仁做到了“吟兴忘饥冻，生涯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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