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晚唐山林隐逸诗人自我解脱的心路历程，我们还会发现，诗人们对参禅礼佛、登临山寺、结交方外也有极为浓厚的兴趣。在他们的作品中，再也看不到初唐、盛唐诗人们“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功名直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岑参《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那种儒家特有的积极用世的精神面貌。他们津津乐道的只是倾心禅悦、出入佛老、清净无为的淡泊情怀。由于晚唐五代佛教禅宗大为发展，他们受到的禅风影响较初唐盛唐诗人也更多。如许浑信仰南宗禅，周贺曾为衲子，李洞、喻凫等人常年寄居精舍，郑谷与释齐己有师弟子情谊，又“多结契山僧，尝言:‘蜀僧似茶，未必尽美，不能舍之”（《唐才子传·卷九》）。这些，都足以说明他们与佛门结下的深缘。方干在《白艾原客》诗中说:“闲言说知己，半是学禅人。”晚唐山林隐逸诗人耽于禅悦的共同归趣由此可见。下列诗篇便是诗人们栖心释禅生活的反映:

败叶填溪路，残阳过野亭。仍弹一滴水，更读两张经。暝鸟烟中见，寒钟竹里听。不多山下去，人世尽膻腥。（唐求《和舒上人山居即事》）

夜僧同静语，秋寺近严城。世路虽多梗，玄心各自明。寒池清月彩，危阁听林声。傥许双摩顶，随缘万劫生。（顾非熊《与无可宿辉公院》）

与初唐、盛唐、中唐诗相比，晚唐诗中有关佛禅题材的作品明显增多。据我们初步统计，《全唐诗》中有关佛禅题材（以诗题为准，包括登临题咏寺院、访僧赠僧、参禅拜佛等内容）的作品共2136首，其中晚唐诗人的作品就有1035首。而在晚唐诗人中，又以这群隐逸诗人所写为最多。北宋张方平曾经感叹:“儒门淡薄，收拾不住，尽归释氏。”这种现象其实是从中唐开始的，到晚唐则愈演愈烈。

“儒门淡薄”、“尽归释氏”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连年混战的动乱局势，使这些只能读书的纯儒没有施展才华的机会。曹松就曾慨叹:“岂料为文日，翻成用武年”（《书怀》）。其次是由于当时儒学尚未开发出“治心”的意义，只有佛学提倡的“三界唯识，万法唯心”、“一心不生，万法无咎”的理论才能“治心”，才能“以不变应万变”的态度应对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尤其是禅宗，更是宣称不必出家，不必修行，只要明心见性，一念悟透，即可立地成佛，解脱人世间的一切烦恼痛苦。这种既高雅又简便的修持方式，对自命清高而又急需解脱的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们来说，是非常合适的，他们终于在参禅读经中找到了安慰，得到了愉悦，寻得了精神归宿。他们或登临佛寺，拜谒禅师;或参加佛事，聆取教义;或焚香独坐，诵经悟理，以优游林下、参禅论诗、与僧人交往酬唱为一种清高脱俗的风气。翻开他们的作品，登某寺、赠某僧、题某禅院之类的题目比比皆是，举不胜举。这些作品，除了少数是些宣扬佛理的说教式的诗体偈语之外，其 中大量的作品还是以相当的笔墨描绘了自然山水中清幽静谧的景色，只不过这些景色蕴含着“空”、“寂”、“净”、“静”的佛理禅意罢了。与此同时，他们的人品、才情甚至生活方式，也得到了方外人士的赞赏。这些也使他们感到欣慰。如齐己《寄方干处士鉴湖旧居》:“贺监旧山川，空来近百年。闻君与琴鹤，终日在渔船。鸟路深秋石，湖灯半夜天。云门几回去，题遍好林泉。”方处士那本来穷困潦倒的生活，经诗僧一番美化，竟显得如此逍遥放旷。这在那些尚处在宿世尘网羁绊中的士人眼中，该是多么的潇洒，多么令人向往!

如前所述，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中不乏将作诗视为生命的苦吟者。他们写诗的目的，除了消忧解愁之外，还可借以显示自己的才情与能力。这群穷困不达的诗人既然得不到朝廷的承认，就转而特别看重友朋之间的赏识。也就是说，尽管在举场上和仕途中不得意，在隐逸生活中如果能得到志同道合的诗友的承认，也是一件快事，同样可以满足自己的成就感，实现自我存在的价值。前面说到的刘得仁、方干、周朴等人，虽然“寸禄不沾身”，却在诗坛享有盛名。孔子在阐述诗歌的四大功能时指出:“诗可以群。”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的生活大多是凄清孤苦的。由于物质经济条件的限制，又由于对精神生活的向往，他们往往不住在喧嚣的城市，更多的是住在寂静甚至荒僻的山村。这群孤独的诗人，渴望有情趣相投的朋友与自己往来交谈，相互酬唱和答。这些人不遇不达，有着极为相似的人生遭遇，所以在认识上很容易产生共鸣，在情感上很容易得到交流。通过诗歌酬唱，他们不但可以互相安慰，而且可以互相劝勉。他们之间的交往，已经不仅仅是以诗会友了。他们可以靠着诗歌交流的作用，在那衰乱动荡的时代获得精神食粮，得以生存下来。缘于上述几种原因，晚唐山林隐逸诗人集中另一重要创作倾向便是访友赠友、迎送往还，酬唱和答之作很多。这里略举几例，便可见出一斑。

已当鸣雁夜，多事不同居。故疾离城晚，秋霖见月疏。趁风开静户，带叶卷残书。荡桨期南去，荒园久废锄。（周贺《酬吴处士见赠》）

沉沉清暑夕，星斗俨虚空。岸帻栖禽下，烹茶玉漏中。形骸忘已久，偃仰趣无穷。日汲泉来漱，微开密筱风。（刘得仁《夏夜会同人》）

四海通禅客，搜吟会草亨。燃髭孤烛白，闭目众山青。松挂敲冰杖，垆温注月瓶。独愁悬旧旆，笏冷立残星。（李洞《避地冬夜与二三禅侣吟集茅斋》）

论交虽不早，话别且相亲。除却栖禅客，谁非南陌人。半生都返性，终老拟安贫。愿入白云社，高眠自致身。（李频《友人话别》）

这些诗，有病中吟，有贫中吟，有寒中吟，有夜中吟。在如此贫病苦寒的人生困境中，似乎只有友情和诗情才能给寒士们以温暖与欣慰。无怪乎他们特别珍惜这种诗友情谊。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一般的单首酬唱之作以外，晚唐山林隐逸诗人中还出现了引入注目的专题酬唱诗。这些诗以大型组诗的形式写成，其中以皮日休、陆龟蒙所写最为突出。陆龟蒙写有《渔具诗》二十首、《樵人》十咏、《茶具》十咏、《酒中》十六咏，皮日休则不厌其烦，一一奉和。他们这种搜索枯肠，乐此不疲的做法，虽然也有点逞才炫博的意思，所写内容也十分细碎琐屑，但以如此大型的酬唱组诗出现，在唐代诗歌史上，也足以构成一道景观。而陆龟蒙《和袭美春夕酒醒》则云:“几年无事傍江湖，醉倒黄公旧酒垆。觉后不知明月上，满身花影倩人扶。”通过对隐逸生活中一个优美片段的着意渲染，既表现了诗友散淡不俗的风神韵致，又能引起人们对如此逍遥人生的羡慕。

总之，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的创作倾向是与他们的生存状况密切相关的。生存状态与生存需要决定了他们的生活内容，也决定了他们的写作内容。他们所过的隐逸生活，似乎是无奈的。但是，面对极黑暗极腐败的衰乱之世，如果不选择隐逸，就只能更加痛苦。带着科场失意、仕进无门的遗憾和愤懑走进山野林泉，自然无法具有王维那样潇洒悠闲的心境，也无法具有陶渊明那样淳厚茂朴的胸怀。概言之，他们无法与大自然的境界和洽地融为一体。他们的眼光仅仅落在弹琴、品茶、饲鹤、漱泉、读经、念佛、采药、听猿、弈棋一类情事上，借以消忧解愁，也借以表现自己的高雅不俗。因此，尽管他们生活在大自然 中，却很少有表现山水境界之作。我们之所以把他们称作山林诗人而不称作山水诗人，原因正在于此。他们着意要写的不是山水境界、山川气象，而是山林隐逸生活本身。由于主观心理要求的规范，这种孤芳自赏（群体内部的互相欣赏也是一种孤芳自赏）的行为，无疑显得太凄清萧瑟甚至百无聊赖。但是，即使是百无聊赖的生活，他们也认为是高雅不俗的，于是在品味这种生活时，便自然地贯注一种津津乐道的情绪，也可以说是一种融注了审美心理的审美情趣。当隐逸山林中的种种乐事成为他们的生存方式以后，他们便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心矛盾的冲突，使心灵达到了较长时间的稳定和平静，甚至从中获得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愉悦。不可否认的是，由于追求幽深清远的林下风雅，他们的诗作中，一些属于上乘的作品，常常带有清寒空寂的色彩、宁静淡远的格调、超尘远俗的风神、空灵隽永的韵味，因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和审美价值。我们认为，晚唐山林隐逸诗人生活中种种自鸣高雅的行为，究其初衷，都是一种人生理想不能实现而无可奈何的转移和寄托。其作品尽管境界狭窄，情调凄清，却反映了晚唐时期一大批清高而又软弱的中下层文人，面对极端黑暗的朝政，既心存怨恨又无法公然抗争的思想特征。向往林泉，出入佛老，提倡内省功夫，追求闲适、清淡、寂静的生活情趣，这一切无不显示出封建社会后期知识分子那种老态的心境。作为封建社会鼎盛时期士大夫知识分子文化心理象征的豪放刚健、浪漫热情的盛唐之音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只有这种看似高雅闲静、实则苦闷凄凉的微音幽韵才是属于他们的。因此，隐逸林泉，终日沉浸在自以为高雅脱俗的生活情趣之中，既是晚唐一代知识分子对动乱、污浊社会的一种消极反抗，更是他们处于衰亡末世消忧解愁、寻求安慰的一种解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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