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诗之秀句所以秀中有隐、有重旨、复意，主要表现在用事用典上。首先是“事词为一”（《石林诗话》）。商隐诗有许多秀句虽用事而如未用，读者不知典故而无碍阅读，而知道了典故出处则有会心如悟之妙，对诗句的意蕴的理解也就更加深刻。《园中牡丹为雨所败》之二云:“浪笑榴花不及春，先期零落更愁人。”从题外起，以榴花作衬。虽不知用事，亦觉自然可诵。屈复言“莫浪笑其早开也，早开早落，更觉愁人”（《玉溪生诗意》），并且可以进一步理解:“大抵世间遇合，不及春者，未必遂可悲;及春者，未必遂可喜。”（姚培谦《李义山诗笺》）但是，如果知其用事出处，联系孔绍安咏石榴事，则当秀中见隐，有深入一层之妙悟。据《旧唐书·文苑传》载:孔绍安与夏侯端隋时都曾以御史身份监李渊军。李渊代隋后，夏侯先归唐，授秘书监;孔归晚，只拜内史舍人。一次侍宴，诏咏石榴，孔诗有“只为来时晚，开花不及春”云。史载夏侯虽“及春”，后乃以事贬梓州刺史，所谓“先期零落”，而孔则擢升。商隐借史事，用古人诗以自况，抒发其早岁虽为令狐楚激赏，但终遭际不幸的一种感情。这一典事将重旨、复意“隐”于“秀”外，而“语如己出，无斧凿痕”（《说诗语》）。其次，李商隐诗中的一些典故，作为概念外壳的词藻，由于历代诗人的反复运用，往往附着有某种特定的情感和韵味。逝川、南云，啼鹃、蝶梦，星娥、月姊，团扇、回雪，刘郎、蓬山，龙山雪、洛阳花，前溪舞、西南风，三宵露、午夜风，以及素女清瑟、秦娥碧箫、罗荐春香、潇湘烟景、青雀西飞、梁间燕子等等，无不蕴含着一种特定的情韵义。义山用典注意将意、情、事、典融入象中，又以“新语”出之，所谓“熟事新用”（《说诗语》）。《和人题真娘墓》云:“虎邱山下剑池边，长遣游人叹逝川。”吊乐人而注身世之感，用“逝川”，使语义涂上一层浓重的岁月蹉跎，人生易老的感慨，省却许多文字。而似水流年、子在川上的意象即刻化入诗境。“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是所谓“熟事”;而仅取“逝川”二字，即所谓“新语”。秀句因此而特蕴情韵，而象外有情，韵外有致，诗即具隐意、重旨。为使熟语新用，义山又从“逝川”而创为“逝波”。如“五月至止六月病，遽颓泰山惊逝波”（《安平公诗》），“朱邸方酬力战功，华筵俄叹逝波穷”（《过伊仆射旧宅》），都蕴含人生短暂、瞬息即逝的情韵:句意悼往，而言外则寓身世之感。第三，李商隐用事极注意典故喻义的具象化。《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云:“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出句说自己进士及第名次前于韩瞻，而对句则戏韩娶茂元女翻在己前。这种娶妇成礼，可用之典实不啻数十百事，而商隐独取《陌上桑》罗敷事入典，且令人想起“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时，罗敷与使君的一段对答。“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取“千骑”、“上头”便极具形象化，它能唤起读者的意象再创造，秀句的象外重旨，即隐于《陌上桑》的形象之中而愈味愈出。

除秀句中之事典外，借助谐声获取“隐”义如“金蟾啮锁烧香（相）入，玉虎牵丝（思）汲井回”;暗示手法的运用，如“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等等，均使“秀”与“隐”和谐浑融，再加上虚字的斡旋，故能秀句连篇，状溢目前，又收自然会合，一气转旋之妙。

李商隐诗的隐秀特色，在感情表达上细腻而又深沉，在脉络节奏上婉曲而又缓慢，在语言色彩上 哀艳而又清丽，在吐字音响上又往往表现为低抑而又沉郁……总之，情感深细，节脉缓曲，色彩艳丽而音响低抑。故其言景物则如笼晓雾，抒感怀则如在梦境，以喻声音，常似有似无，不绝如缕，以比色相，则有如镜中之花，相中之色，水中之月，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

李商隐一生由于沉沦使府，寄人篱下，在与命运的抗争中屡遭失败，兼之晚唐衰亡破败的社会现实，三十多年中家庭亲人丧逝殆尽，故常叹有才无命，因而极同情弱者、失败者。在心理定势上，他以微细为美，以弱小为美，以阴柔为美。其所为诗亦每多摄入柔弱、纤小之物象。植物中举凡柔弱细小之物，几乎被他用尽。其写花是“落花”，写荷是“枯荷”，写牡丹则“为雨所败”，写梅花则“定在天涯”。动物中那些娇小柔弱者，亦特别引起他感情上的共鸣。其写禽是“惊禽”，写莺是“流莺”，写猿是“失群”之猿，写蝉则是秋暮残声“疏欲断”。对于那些无生命的事物，他也总是移情入物，以寄哀怨之感。如写筝是“哀筝”，写镜是“破镜”，写雪是“残雪”，写雨是“微雨”、“细雨”、“暮雨”、“梦雨”，是“类轻埃”之雨……“白日”是富于青春气息的，而李商隐笔下总是夕阳、残照、斜阳:“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送到咸阳见夕阳”，“不放斜阳更向东”，阴柔中带有凄清和凄婉。

然而，李商隐诗之妙处还在于诗人将浓丽的色彩巧妙地融入于凄婉哀怨之中，貌似相反，实则相成，使柔中见丽，凄中见艳。“待得郎来月已低，寒喧不道醉如泥。五更又欲向何处，骑马出门乌夜啼。”“户外重阴暗已开，含羞迎夜复临台。潇湘浪上有烟景，安得好风汝吹来?”此《无题二首》何等艳丽，又极凄然入神，“凄”和“艳”完全糅合在一起了。客观事物告诉我们，柔弱的事物，其色彩总是淡雅素朴的，但商隐诗却如缟衣少女，即使有些少欢愉，亦不过拈花微笑，更多的则是愁思缠绵，或虽艳若桃李，而只在风中无助的哀诉。因此，我们似可在“隐秀”的后面添上“凄艳”二字，使成为“隐秀凄艳”，或可为李商隐诗歌之艺术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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