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本文以《永州八记》为中心，论述了发生在古代山水审美领域里的一次历史性转变。《八记》山水形象的变小，以及由之体现出的那一种“笼而有之”的心理，暗示出了《庄子》以来中国文化中“游”之涵义的微妙变化。它对山水形态的“精微”描绘，从文化精神到美感形式，都对后来的山水艺术，如诗文、绘画、园林、盆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永州八记》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散文作品之一，而且被普遍认为是艺术上最成功的文本。文学界对它的研究，在整个有关柳宗元的研究中一直占据着最突出的地位，近年来发表的柳宗元研究的论文，也是有关它的最多。关于它的出现对唐宋古文运动，以及整个古代游记文学所做出的贡献，前人已有相当多的论述。这里要说的，是它的一种精神史意义，一种由山水形象变小这一现象所体现出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转折，以及它与宋元以后诗文、绘画、园林等山水艺术的关系。因而，文章虽然从文本分析出发，涉及到的却是一些更宏观的、也更具思想史深度的问题。
一
《永州八记》前四篇作于唐宪宗元和四年，后四篇作于元和七年，都是柳宗元因参与永贞元年的政治革新，被贬为永州司马时期的作品。这种政治生活中的挫折感，构成了《八记》写作的直接心理背景，了解这一点，是我们进一步认识作品意义的必要前提。在政治生活失败后退隐林泉，从自然的山水之乐中寻找人生的乐趣，让自然的朴野清纯抚慰在社会斗争中受伤的人心，是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的普遍人生选择，柳宗元在这一点上并不例外。《八记》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记》开头就写:“自余为人，居是州，恒惴栗。” ① 一种社会性的伤痛仍在折磨着他，使他就是居住在永州这样一个僻远的地方，都禁不住常常有一些心惊肉跳的感觉。这时的山水，对他真像是一个避难所。“日与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穷回溪;幽泉怪石，无远不到。到则披草而坐，倾壶而醉，醉则更相枕以卧。卧而梦，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这样的生活，也算是得着了一种自然的乐趣，然而却并不能将他从那种社会性的痛苦中解放出来。“意有所极，梦亦同趣”，这个“意”与“梦”所到的地方，恐怕仍然不能排除那个使他受过伤害的“魏阙”。比他晚数百年的范仲淹，不就说过“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柳宗元是否有范仲淹的境界，我们不知道，但未能忘怀得失，却是可以肯定的，这从他漫漫而游时那一副精神不振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紧张的情绪松弛了一点，但精神还未真正获得解放，这就是“始得西山”之前柳宗元的生命状况。西山的发现和宴游，对柳宗元来说，不仅是一种人格的超拔，更是一种对于生命永恒境界的发现和体验。西山的高峻，给了他一种“不与培为类”的优越感，使他得以摆脱那种自视为“人”的精神自卑和压抑;登高望远的视野，让他感受到了天地自然的博大和永恒，感受到了融入到这种博大永恒之中的人的生命的自在逍遥:“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很显然，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一种来自《庄子》的人生境界。然而，这却不是来自某种思想性的推演，而是来自一种真切的生命体验。生命的短促和人生的痛苦，从来都是促使人去思考存在之意义的真正动力。人总是想将自己的这种短暂与痛苦，脱卸给某种更为博大永恒的东西，皈依上帝或超脱涅槃，悟道逍遥或等待戈多，自我蒙蔽或本真筹划，从东方到西方，没有人逃得出这样的问题。从根本的思路上，柳宗元似乎没有比《庄子》多贡献出什么。作者所获得的最终精神体验是:“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精神的放松和内心的安定，这不就是我们经常要求着的吗?虽然说是“与万化冥合”，但人在与自然的这种融会中并没有使自我完全消泯，精神的松弛和解放赢得的是内在意念的凝定。“天人合—”在这里并不是单向度的，这就不纯是庄子的“吾丧我” ② ，这也就有可能为宋儒的“为天地立心”留出余地 ③ 。柳宗元说的“游于是乎始”的“游”，看来与庄子的“游”，多少还是有点区别。
二
心胸的开旷，使人从社会性的烦恼中解脱出来，进入了一种与天地万物交游的博大永恒境界。在庄子那里，这种博大永恒是神秘的、持续的，无涯无涘。在西山顶上的那一瞬，柳宗元也确实进入了这种境界。然而，从《八记》接下来的几篇看，他的“游”并不总是这么玄秘，他的境界要更人间化一些。而且，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在西山上，他再也没有让我们体验过那种“不与培为类”的感觉，相反，此后的山水“境界”，从规模上说显得相当“小”。从《钴潭记》、《钴潭西小丘记》，到《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柳宗元似乎越来越陶醉于大自然在一曲一溪、一丘一石上显示出来的神奇。就是三年后写的《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也始终没有摆脱 这种小巧玲珑、深幽精致的特点。这种特点的产生应该不是无意义的，想一想《庄子》中那种汪洋的景观，哪怕是《水经注》或其他魏晋山水小品中的景物描写，我们都不能不对此感到惊奇。然而，这却不能简单解释为柳宗元性情或胸襟的幽深曲奥，而仍要从前面说到的那种“心凝神释”中去索解。
“心凝神释”带来的，首先是那种与具体人生得失相关的顾虑的解除，这就类似于一种“去蔽”。“去蔽”之后，世界更以它本来的样子“开显”出来，而进入与安定宁静的人心相交相融、相感相生的状态。《小丘记》中的一段记述和描写，颇具象征意味地表现了这种“去蔽”和开显的情形:
……更取器用，铲刈秽草，伐去恶木，烈火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由其中以望:则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鸟兽之邀游，举熙熙然回巧献技，以效兹丘之下。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瀯瀯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双重的“去蔽”。一重是去人心之蔽。这一过程已见之于《始得》篇。以明净的人心，去感知自然，这就会进入一种与造化同心共感的境地。这段话中说到的四个“谋”，就既是“谋面”，又是“共谋”，也就是说人在与自然的本真相遇中达到了与天地之心的相通相生。中国文学始终不乏描山摹水的名篇，但在对山水之境的体察入微，和对山水之意的亲和、理解程度上，却从来没有一部作品及得上《八记》，原因大概就在这里。另一重是去自然之蔽。《八记》中的好几篇，都写到删刈草木、修整环境的情形。而且正是在这样的修整之后，山水之美才以一种更宜人的姿态敞露开显出来。这也说明，柳宗元并没有简单地认自然为家园。他乐于从自然中构建自己的家园，但却并没有抹杀文明与山野的对立这条文化界线。《八记》中写得最精美的是《小石潭记》，那样一种清幽明净，简直就是非人间的:
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为坻，为屿，为嵁，为岩。青树翠蔓，蒙络摇缀，参差披拂。潭中鱼百许头，皆若空游无从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依然不动;尔远逝，往来翕忽，似与游者相乐。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灭可见。其岸势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
坐潭上，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
然而也正由于此，他最后竟说:“以其境过幽，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④
我们已经说过，“心凝神释”并没有使自我消泯入自然的世界，人心仍在，而且不是更弱了，而是更强了。柳宗元的“游”，从根本上仍然是以人观物，所谓“冥合”，在实际中并没有什么神秘味道，它只是在一种外在的视角之外，另增了一种内在的体察、沟通方式而已。这就可以使我们解开柳宗元山水境界变“小”的秘密。
从先秦到魏晋，到隋唐，自然也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诗经》中的山川草木，不论比兴还是述事（赋），都很少是审美的直接对象;《山海经》中的山川，则夸张着一种想象性的荒远辽阔。孔子虽然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的话，但除了“子在川上曰”一类的哲理感悟外，只在“吾与点也”（《论语·先进》）中，透露过一点对自然人生的喜爱;《庄子》是最亲近自然的，然而，在他有关自然的描写和想象中，仍然激荡着一种神话式的广大、幽邃、浩渺，《逍遥游》中的北溟、邈姑射之山、无何有之乡，《齐物论》中的“大块吁气”，《秋水》中的江河与尾闾，都使人在自然面前因自觉渺小而愧然失容;《楚辞》中的山川，总体上仍不脱这神秘和幽暗，屈原就不说了，就是汉初淮南小山的招隐士，也还是拿山林的凶险劝说避乱的隐士们归来 ⑤ 。从先秦起，一些帝王就开始划定自己的苑囿，到汉武帝的上林，其规模变得更为宏大。人开始驯化自然，但只是圈定了一个范围，驯养一些植物或鸟兽，汉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仍缺少那种亲切感，更不要说相互的融通和渗透。到魏晋时代，情形才开始有了大的改变。在陶渊明的诗文中，田园与人的关系变得十分贴近，除了《庄子》式的避祸全生之外，我们也感觉到，那些耕种过的土地真的已成了我们家园。但山川仍是悠远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这种视角仍是向上的、外在的。郦道元《水经注》中关于三峡的著名描述，吴均《与宋元思书》中的富春江景色，都仍未脱人对自然的这种精神上的仰视。山川不再有神 话般的神秘，但仍显得高峻幽邃。谢灵运虽然深入到了山川的内部，“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岩障千重，莫不尽登蹑。” ⑥ 然而受玄理思辨趣味的影响，他与自然的那份亲和，似乎总还是让人感觉隔着一层 ⑦ 。山水审美在魏晋的兴起，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其中最为关键的，还是文明的进展。从庄子到晋人，再到柳宗元，隐藏在自然中的神秘似乎越来越少。人长高了，山变矮了，天地的辽阔中也渗入了更多的人间趣味。唐人看天地自然的视角，已与庄子、晋人都有所不同。《庄子》中那种带有神话气息的幽邃浩荡渺茫不见了，六朝文章中“不见曦月”的峭拔幽暗也很少影踪 ⑧ ，观察的角度从仰观变成了俯察。李白笔下的蜀道、黄河、庐山、天姥，虽时而故意地渲染一点神秘的气息（如《蜀道难》），但总体上变得轩敞明亮，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飞流直下三千尺”一类的夸张句式，在山水的雄奇背后也隐藏着一种吐纳日月的胸怀。孟浩然的“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杜甫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根本上也都是以人心的博大涵容山水的雄奇。到李贺写“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更将整个天下都看成了一种盆景。
三
这种从仰观到俯察的变化，是文明进展的结果，是唐宋之后人与自然关系上出现的新趋势。《小丘记》中说:“丘之小不能一亩，可以笼而有之。”“笼而有之”这四个字在不经意间透露出的，正是这种变化的精神实质。柳宗元从自然山水中找到了一种生命的逍遥之境，一种优游流连的获取永恒的方式。他这种“逍遥游”与庄子的“逍遥游”虽一脉相承，却具有颇不相同的涵义。庄子的“游”，是要人绝圣弃知，完全消融入自然里，北溟天池也罢，无何有之乡、广漠之野也罢，人在其间几乎都不占什么地位，《庄子》书中一再做的，差不多都是对人的生命有限性和主体能力的限定。在他看来，人只有完全消融入自然里，才能分享到天地的永恒，才能消解那种生命短促、无意义的感觉。柳宗元则不然，在他这里，山水之“小”，反衬出了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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