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时下流传的所谓蒲松龄的《琴瑟乐》，实从《闺艳秦声》改头换面而来。《闺艳秦声》最初发表于1923年的《大公报》，其完本见于1936年排印的《未刻珍本丛传》。原作者姓单名阿蒙，文当成于乾隆后期或嘉庆年间。它是一篇由男性作者拟女性口气来描写女性情思的作品。本文将这种创作主体与文本中第一人称主角的性别易位的作品称之为“易性文学”。我国古代创作这类“易性文学”的传统源远流长。《闺艳秦声》则是古代“易性文学”中一篇饶有情趣的佳作。
【关键词】 《闺艳秦声》 《琴瑟乐》 易性文学
若打开Google网，搜索“闺艳秦声”的话，许多网站都将此书列为古代“香艳”作品中的“上中”品，亦即九品中的第二等，而《金瓶梅》被列为“上下”品，《西厢记》、《红楼梦》则被列为“中上”品。此说实出于姚灵犀《思无邪小记》所引的《香艳摭谈》。这种品评是否合理，这里姑且不论，但至少它提示我们:对《闺艳秦声》这部作品不可等闲视之。事实上，它是一部文学性很强的俗曲;其评点，也十分精彩。可惜的是，从上世纪30、40年代传开以来，被好事之徒篡改其名为《琴瑟乐》及《闺艳琴声》 ① ，并将它归之于蒲松龄的名下，转相售抄，蒙蔽了几乎所有的蒲松龄研究者。1967年，日本藤田贤作《聊斋俗曲考》一文 ② ，曾正式将《琴瑟乐》作为蒲松龄的作品加以论述。之后，特别是在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大陆，出了不少的有关《琴瑟乐》的论文及校本，实为蒲松龄研究中一个不大不小的热点，但可惜的是，似乎没有一个完全搞清楚了所谓《琴瑟乐》的真实面貌及来龙去脉，故笔者不揣愚鲁，想就《闺艳秦声》的一些基本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 《闺艳秦声》与《琴瑟乐》的真假问题
1994年，吉林文史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中国艳歌大观》，曾从483页至496页全文登载过《闺艳琴声》，在此曲前有编者按语云:“清代初期，坊间还流传着另外一种刻本，名《闺艳秦声》，署名‘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批’。”但同一按语又说:“蒲松龄所撰《闺艳秦声》向无刊本。”编校者郭长海先生在2001年3月发表的《〈琴瑟乐〉作者与源流考证》 ③ 一文中谈到他当时整理《闺艳琴声》时，也没有提到清初的坊刻本，而只说用的是《大公报》本。于是我不胜疑惑:究竟有没有《闺艳秦声》的清初刻本?带着这个问题，我用电话请教了郭先生。郭先生回答是:他也没有见过清刊的《闺艳秦声》;他说的清初流传的刻本，实指与《闺艳秦声》有关的《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之类。这样，问题清楚了:目前所知《闺艳秦声》最初的印本乃见诸1923年的天津《大公报》 ④ 。但是，天津《大公报》的《闺艳秦声》并非是完整的本子。它的最大缺失是刊落了大量的批语。署名处明写着“齐长城外饼伧氏批”，可是《大公报》本只用括号在5处遗下了批语之外，其余都付阙如。据我所知，《闺艳秦声》最完整的本子是见于1936年1月由姚灵犀校印的《未刻珍品丛传》，此本则共有眉批21处，旁批86处，夹批10处。
《未刻珍品丛传》系排印本，不厚，共收作品三篇:《闺艳秦声》、《塔西随记》与《麝尘集》。卷首有校印者写于1935年11月的《弁言》云:
《未刻珍品丛传》，何为而辑也?曰志不朽也。……《闺艳秦声》盖得之于津门。著者自署为西山樵子。……皆以偶然遇之，已足奇已。……呜呼，宇宙之间，文人众矣，抑郁不自得，乃寄情于艳闻琐事，以冀其言之无罪，而闻之者好之之可传也。然而，传不传无定也。……世间类此之文字，散佚摧烧者，曷可胜数，而此三者获存，不可谓非幸事也!虽名之不彰何害乎?
这里，在编印者对作者充满着同情，对作品予以高度评价之余，使人感受到:这部珍品已在存亡之间，编者也前所未闻;同时，他明确地告诉我们:它被发现在天津。
我们知道，姚灵犀为上世纪前半叶活跃在天津的收集香艳文字的大家，其所编《采菲集》，对有关缠足的史料可谓网罗殆尽;其《思无邪小记》，记录有关性文化的资料一时罕有其匹;其《瓶外卮言》对《金瓶梅》的词语的辨析也独一无二。1941年，他在《思无邪小记》的《弁言》中说:
岁在乙丑、丙寅（1925、1926）间，余侨寓燕京，得与都人士相接，因沈丈南野之介，缔交侯疑始君。时侯主编《翰海》，每晤时辄索稿于余。初以诗词笔记应之，后难为继，乃搜集古今小品，涉及香艳者，上起经史，下逮说部，选取录若干则，或加笺注，投刊《翰海》，……嗣因有金陵之行，稿遂中辍。及傅君芸子主编《北京画报》索稿一册去，排日刊登，时或亦自撰，而以续记为名。闻嗜痂者众，刊此以餍所望，后又名之曰《艳海》，或易名为《髓芳髓》，曾于天津之《天风》、《风月》两报中略见一斑。十五年来，续有搜辑，至今续稿盈尺，供獭祭之书籍亦千余种，秘不示人，为无益事以遣有涯之生而已。
我不厌其烦地引这段文字，无非想说明姚灵犀其人，不但热衷于香艳文字的收集，而且与京津的报界关系密切，喜欢将他收集到的文字陆续披之于报端。因此，联系到《闺艳秦声》的《大公报》本与《未刻珍品丛传》本的署名、正文与序评等都相同（只是因报纸排版的问题而删落了批语）这一点，就不能不使人感到《大公报》本的提供者与姚灵犀有着直接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也可强解为姚从报端得到消息后，从原藏者处觅得此本再刊刻;但从“《闺艳秦声》盖得之于津门”一言而看，较大的可能当为姚灵犀在天津时觅得此书后即付天津《大公报》先予发表，后再与其他两书合在一起刊成《未刻珍品丛传》。总之，我们可以说，《闺艳秦声》的发现者、刊印者即是姚灵犀。
现在，有两本书放在面前:一本是署名“古高阳西山樵子谱，齐长城外饼伧氏评”的《闺艳秦声》，另一本是署“蒲松龄遗著”的《琴瑟乐》，两本书的正文内容基本相同，究竟是谁在先，谁在后?谁是真，谁是假?
一、从时间看，《闺艳秦声》在1923年、1936年分别在《大公报》与《未刻珍品丛传》中发表，当时未见有蒲松龄《琴瑟乐》的正文面世。今所知《琴瑟乐》的庆应大学藏本，乃抗战期间所抄。另于80年代成立的“蒲松龄纪念馆”所藏的两个抄本中，其《聊斋俚曲》丛抄本，不知得于何时何地。另一“博山田庆顺藏”本，从所附王统照信得知，乃于1956年10月30日时任山东省文联主席的王统照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有关蒲松龄的几则琐谈》之后，于11月19日田庆顺主动写信“以家藏蒲氏所作俚曲抄本见告”的。假如现在能拿出1923年前已存在有蒲松龄《琴瑟乐》确切文字内容的证据来，那另当别论，否则的话，只能认为《琴瑟乐》是将《闺艳秦声》改头换面而来。
二、从作伪的动机来看，假如一篇署有大名鼎鼎的蒲松龄名字的作品，去改头换面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的作品，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只有相反，才能给作伪者带来利益。三、从文本内容来看，所谓蒲氏《琴瑟乐》的马脚甚多:
1.庆大本开端有《老夫少妻不合阴阳感慨诗》、《山中乐》及“久旱逢甘雨”三诗，殊不伦不类。后一诗为流传很早的《四喜诗》 ⑤ ，被抄引至此。而前两诗，马振方先生在《琴瑟乐校注》中说:“既非全曲序引，与作品内容也不和谐，不似原作所有，系蒲诗羼入者。” ⑥然是否是真正的“蒲诗”或其他“聊斋小曲”，也颇令人怀疑。曲后李希梅的《诗跋》，乃是抄录了《金瓶梅》的两首诗，更是明显的“只是在应付平井雅尾，投其所好”的表现 ⑦ 。至于曲中多处抄入《金瓶梅》的问题，也与所谓高念东跋言“不肯抄袭一笔”之论相背。所有这些，也为蒲松龄研究者的通识。但遗憾的是，蒲松龄研究者普遍胸中先有一种成见，即如巩武威先生所言:“蒲松龄写过《琴瑟乐》这支俚曲是毫无疑问的。张元在柳泉蒲先生墓表碑阴面撰文有通俗俚曲十四种《琴瑟乐》一册，这当是绝对可靠的。” ⑧因此，他们可以怀疑庆大本的局部问题，而不能进一步去否定《琴瑟乐》的可靠性。殊不知，作伪者正是利用了善良的人们确认有一种蒲松龄的《琴瑟乐》的存在，才去下手脚将《闺艳秦声》改头换面的。像《琴瑟乐》扉页上写着“本稿我传之元抄，小心留意写之”云云，这不正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吗?一般的抄本哪有这样的废话!
2.高念东跋的问题。1936年刊《闺艳秦声》的卷首有《原序》、《自序》和《原评》三文 ⑨，后有“坚誓狮子座下人”《闺艳秦声卷尾》一篇。其《原评》是全曲的总评，如金圣叹的《读法》然。1923年在《大公报》上发表时，先连载了正文，再将序、评及卷尾附于后。《琴瑟乐》则将《原评》的个别段落稍作调整后变为一篇《高念东跋》。实际上，此段文字是十分标准的一段一段的、金圣叹所创的“读法体”，而完全不类“跋语”的文体。《琴瑟乐》的作伪者自以为拉了一个蒲松龄的朋友高念东来可以装得更像，殊不知这种偷巧的做法也恰恰露了马脚。
3.《闺艳秦声》开头有《西江月》两首，原文如下:
谁使红颜命薄，偏教才人途穷，几多限事满胸中，难问苍天如梦。 且向花前月下，闲弹赵瑟秦筝，狂歌一曲酒千盅，好把闲心断送。
无可奈何时候，偶然谱就新词，非关闲处费心思，就里别藏深意。 借嬉笑为怒骂，化朽腐为神奇，男儿心事几人知，且自逢场作戏。
此词意韵联贯，字数与格律也均合《西江月》调。然《琴瑟乐》庆大本为迎合蒲氏俚曲多用《清江引》起首，就将“西江月”妄改成“清江引”，使内容与曲名牛头不对马嘴。又把“胸”改成“怀”，把“难”改成“谁”，把“闲心”改成“英雄”，把“怒骂”改成“恐骂”，把“几”改成“凡”，诸如此类，完全破坏了原词的意韵。至于田氏本及基本相同的蒲馆本，用马振方先生的话来说:“田氏本上阕，不仅韵与下阕不合（［西江月］大都一韵到底，换韵者极少，且另为一体），第二、三句间也很难区别——‘穷途多’不合格律，也不成话;倘如另一种校本，在‘多’前加一‘几’字，划为下句，第二句作‘仿教才子穷途’，字数虽合，‘途’字却不押韵。由此不难看出，它有较多讹误，令点校者左右支绌。”⑩因此，这两首《西江月》也清楚地告诉了人们:孰为真，孰为假。
4.《闺艳秦声》的《未刻珍本丛传》本的正文是分段的，自两首《西江月》以下，即分别标有《幽恨》、《媒议》、《得情》、《遇欢》、《行聘》、《亲迎》、《于归》、《交欢》、《归宁》、《还家》十名，后附《对玉环带清江引》，全曲层次井然。此曲既名“秦声”，即指用的是陕西一带的方言，但作者在题名下有小字注云:“方言俗语有音无字者，今俱借用正字，读者当以意会之。”换言之，全曲已用“正字”来表达了。改篡者为了制造蒲松龄作的假象，就故意把其段名全部删除，田氏本与蒲馆本不时加进了“陕西调”的名目，而庆大本更插进了什么“淄口令打五”，而这两种调的规矩全无，实际上无非是故弄玄虚而已，而把《闺艳秦声》的原来面貌却搞模糊了。
5.若将曲文文字对校，更可说明问题。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琴瑟乐》三个抄本，实可分两个系统，即蒲馆本与田氏本基本相同，只是个别地方小有差异，这是由于抄录时的笔误或稍作修改所成，故可视为同类。今据盛伟《〈琴瑟乐〉国内藏本与日本藏本校释》 11 的文字，与《未刻珍品丛传》本《闺艳秦声》相校，有三种情况:第一类是庆大本与《闺艳秦声》相异之处，而蒲馆本、田氏本与《闺艳秦声》恰恰是相同的;第二类是蒲馆本、田氏本与《闺艳秦声》相异的地方，而庆大本与《闺艳秦声》恰恰是相同的;第三类是庆大本、蒲馆本、田氏本均与《闺艳秦声》相异。前两类，实际上即可说明:它们都来自《闺艳秦声》。因为它们假如真的来自一种《琴瑟乐》的话，若与《闺艳秦声》相异，则三本基本上都会相异;若相同，则三本基本上都相同。反之，只有它们各自抄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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