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我们不能不佩服郑振铎先生早在《中国俗文学史》中就对《万花小曲》一集的产生年代有过正确的判断了，可惜一些研究者因为未见《未刻珍品丛传》本的《闺艳秦声》，又将一个错误的“康熙乙亥年”横在胸中，于是将郑氏的正确结论忽略或误解了。郑先生认为:

今所知的最早的民歌集，乃是乾隆九年（公元一七四四年）“京都永魁斋”所梓行的《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永魁斋只题着梓行的年月:“岁在甲子冬月”，但马隅卿先生所藏的一本（我的藏本即从此出），封面前有维宽氏的“乾隆三十九年吉立”字样，由其版式看来可知此“甲子”，必是乾隆九年。如果是再前六十年的刊本，则便是康熙二十三年（公元一六八四年）的“甲子”了。但其版本却全然不是康熙时代的，更不是明代的。故可断定其刊行年代必为乾隆九年。 13

笔者未能目验这两种《万花小曲》的原本，但看到过1978年台湾学生书局影印的一个“岁在丙申秋月金陵奎壁斋梓”的本子，收入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第79册。正如郑振铎所言，这个本子的版式也决非是康熙以前所印行。它当为乾隆四十一年（1776）的产品。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两头忙》及《万花小曲》之类的作品在乾隆年间十分流行。固然，《两头忙》（或《艳阳天》）从陕西流传到京都稍有时日，但一般也用不到多少时间的。且此曲是《闺艳秦声》的作者在“儿时”所记，到他写《闺艳秦声》时，恐怕出版《两头忙》之类的热潮已退。据此，大致可推定《闺艳秦声》创作于乾隆后期，甚至是嘉庆年间。

三 “易性文学”中“最有情趣的一篇”

1962年，路大荒先生编集《蒲松龄集》时，没有将见到过的《闺艳秦声》编进去，一是考虑到“难以考定是否蒲氏作品”，这是他的谨慎之处;二则认为“内容黄色”14，这就牵涉到对于这部作品的评价了。实际上，早在30年代，郑振铎先生就在《中国俗文学史》中称《闺艳秦声》的前身《两头忙》为“全集（《时尚南北雅调万花小曲》）里最有情趣的一篇”，其写闺女思春超过了《牡丹亭》等。80年代以后，人们在论所谓蒲松龄的《琴瑟乐》时，更认为“它不仅有很高的美学价值，亦具有重要的文献资料价值” 15，即使是写“新婚夫妇床笫之乐”，也是“摩写爱的需要，合乎道德的新婚夫妇的初欢，有其纯洁、新喜、庄严的内涵，从中给人以人类繁衍、传宗接代的神秘感、责任感。特别是从新娘的羞怯、新郎的体贴诸种描绘中更能体验出主人公两情相洽的美感享受。文字本身虽无说教气味，却能引导读者从健康心理玩味这段文字” 16 。当然，这些论析都是据所谓《琴瑟乐》的本子，与蒲松龄的生平情况结合起来加以考虑的，现在我们有必要将它作为《闺艳秦声》这一独立的作品来论衡它的文学价值。

《闺艳秦声》的作者在《自序》的开头即说:“昔袁石公于吴中诗文，一概抹煞，而独喜里巷所唱小词，以为必传。岂非以村童巷女之呕吟，情真而味永乎!”整篇序言，就是说明了他所追求的境界即是“情真而有味”，或者说是有“真趣”。当然，此曲之所以有“趣”有“味”，其基础即是“情真”，特别是将一个天真烂漫、珍惜青春、追求幸福的女主人公写得“声情态度如画” （《闺艳秦声》批语，以下引批语不再注明） 。她使人体悟到生命的活力、人生的价值，得到了一种美的享受。

此曲虽分十题，但实际上“通篇只写两大段:前是望嫁之急，后是燕乐之深”。一个十八岁的女青年，面对着“桃花似火柳如烟”的“艳阳天”，看着对对双双的春燕、胡蝶飞来飞去，听着嫂嫂哥哥“两口子说话情意儿多”，又想着“同行姊妹都嫁了人家”，就很自然地怀春思嫁，不想“把俺的青春耽搁了”。这应该是每一个正常人的人生愿望。作者在写她思春、结婚的过程中，始终紧贴着一个少女的“身份”，把她的心理活动写得细致入微，丝丝入扣。如当媒人讨了帖去后一时不见回音，就不免焦躁、猜疑、恼恨、烦闷:

恼恨媒人，恼恨媒人，讨了帖儿去没有回音。亲事成不成，叫我将谁问?昏昏沉沉，昏昏沉沉，辜负了多少好光阴。不好对人说，只是心坎上闷。

当媒人回来了，娇羞的她又“故意妆羞倒躲开。待去听一听，又怕爹娘怪，惹的疑猜，若的疑猜”。真是“俱写儿女娇憨入髓”。后来有机会看到了未婚夫，“他也偷瞧，我也偷瞧”，看见他“模样俊雅好丰标”，就“心里得意说不的，忍不住的自家笑”。上轿前，梳妆打扮戴钗梳，细心的她考虑到“今晚是他亲手除，怕他心里忙，手儿里全不顾”，就特意“少戴钗梳，少戴钗梳”。轿到夫家，“来到门前，来到门前，黄道鞋儿软似绵。怎下轿子来，全然走不惯?”又把她的“娇怯”心态写得活灵活现。诸如此类，把一个少女的感情世界和心理活动确实是写得如在目前，一点儿不“隔”。

作者在塑造这个少女形象时，全篇用的是第一人称，“无数说话，都以女郎串去”，即篇中所有的人物与情节，都从她的视角出发，用自述与代言相结合的手法来一一加以表述。如写她的夫婿，当“那人合我脸对脸，吃了交杯酒一盏，大家知趣都抽身”后，“他就忙把房门掩，轻轻给我摘了头，伸手就来扯把俺。本等心里待不依，他央及的急了我又心肠软”。批语曰:“轻轻二字，有体贴。”把丈夫的体贴与情急都通过她的感受写出来。婚后一月，她不得不归宁还娘家，小别数日再回来，写她的丈夫道:

来到他家，来到他家，那人见了欢喜煞。走到人背后，把我捻一下，痒痒刷刷，痒痒刷刷，心里的滋味不知待怎么?笑着瞅一眼，忙把头低下。

走进中堂，走进中堂，拜过婆婆进绣房。喜的俏冤家，嘴儿合不上，左右端相，左右端相，手里摸索口儿里忙。我全看不的，那个急模样。 在“来到他家”旁，有批语曰:“本当曰俺家，而反曰他家。”其实，用“他家”正是表明了这篇俚曲的叙述角度就是以她为中心的，是女儿的身份、女儿的声口。在这里，通过几个小动作，把其夫对她的情爱与相思，表现得惟妙惟肖。在整篇俚曲中，特别是穿插了“一梅香，一嫂子，从旁冷敲斜插，生出无数妙文”;“若无此二人，通篇便板煞，更无转动处矣”。如写其嫂子，每一次关键时刻都很关心她，且写得很逗趣。行聘时，“嫂子笑嘻嘻，嫂子笑嘻嘻，叫声你姑便宜你:都说他姑夫，生的极标致”，第一个告诉她夫婿长得俊，“喜得我仔没是处。呸，笑着把他吐一口”。当婆婆来相她时，“故意妆羞懒动身，怎么着出去把头磕?嫂子说道你休害羞。咳，我心里欢喜你不觉!”把嫂子的关心与她的乖觉，写得很透脱。特别是嫂子作为过来人，告诉她结婚的妙处:

嫂子合俺顽，嫂子合俺顽:见了他姑夫你馋不馋?有桩妙事儿，你还没经惯。不是虚言，不是虚言，委实那桩滋味儿甜。你若尝一遭，准要忘了饭。

后来，她归宁还家，“嫂子笑着把俺瞅，未曾说话先裂口”:“那桩滋味精不精?不说实话是个狗!”她回答嫂子也十分巧妙:“你仔想想你当初，蛇钻的窟窿蛇知道!”这一问一答，真是“妙人妙语”，“诙处得真”，写得“小儿女情事声色都出”，富有生活气息，并使整篇曲子产生跳动感。

作为一篇俗曲，都是用俗事、俗语来写活这些俗人的真情的。但这篇曲子俗而不鄙，正如原书的评语所说的，在她急于待嫁“浃洽定情之后，虽恣意沉酣，而娇憨仍在，写情窦日开之女郎，都有身份。若是下手为之，早已是娼妓伎俩，其丑态岂复可言。金粪之别，于此立判”。即使是“写到交欢之际，难得如此饱满，又难得如此雅驯，最是高处”。有人认为，只要写性爱生活，乃至写男女爱情，就是“黄色”，就是“不健康”。其实，这类事本是人的本能，无所谓下流或高尚。作者可以把它写成污秽，也可以把它写成健康;可以把它写成丑，也可以把它写成美;可以借此来鼓吹“天理”，也可以借此来张扬人性。原评者有这样一段话，说得颇有道理:

有怪此词剥尽女儿面皮者，此弗思之甚也。天下上样事，只见人说，不见人做。天下极下等事，人都肯做，坚不肯说。伊虽不说，谁其不知?不如肯做肯说之人，还是天真烂漫。况女大须嫁。夫妇之间，人之大欲。纵复急于结缡，亦自无伤风化。此非终不可告人者也。请问词中情事，那个女郎尽能摆脱?第不许人说也。 此词就是能写得天真烂漫，又显得蕴藉风流;写得俗，又显得雅。它不是引人走向粗鄙，走向淫邪，而是引人去追求美满的婚姻和人生的愉悦，因而从本质上看，它“不俗”，它是美的。

这是一篇用女性口气来写女性生活、女性心理的作品，真是“处处看他是女儿身份”。假如以“女性的立场和视角来对待女性的问题” 17 作为女性文学的“核心的特征”，或者更细一点，称“女性文学是……以女性的眼光，女性的切身体验，女性的表现方式，专注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和妇女命运的思索，寻求妇女彻底解放的道路” 18 的话，只要去掉了《闺艳秦声》游离部分的头和尾，那么这部作品也就可以看成是“女性文学”了。但它恰恰是“一男子代吐其肝膈”，是男性所创作。这种实由男性创作而宛如女性文学的作品，我今姑且称之为“易性文学”。这种“易性文学”的本质特征即是创作主体与文本第一人称主角的性别易位。从女性主义的呐喊到性别文学的研究，人们的兴奋点似乎只是在关注女性本身及其创作的独立和自主，而对这类“易性文学”似乎并未重视。有的学者所提到的“文人的女性化趣味”、“才女的‘文人化’”及所谓“妾妇自拟”的表现方式等 19 ，应该说是接触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未充分展开;且一篇作品中局部的“女性化”与“文士化”的笔墨或“妾妇自拟”的手法，还与整篇作品以女性口气来描写女性问题的“易性文学”是有所不同的。而事实上，创作主体在模拟异性的状态下写诗作文在我国古代是源远流长的。《诗经》及后世的乐府诗、民歌中大量的以女性口气所写的作品，我们已难以辨清其究竟是真正由女性所作的“女性文学”还是由男性所作的“易性文学”了，但在一些总集和别集中还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的。例如伪称司马相如为陈皇后所作的以陈皇后口气抒写其哀怨的《长门赋》，就是较早而有名的一例。在魏晋六朝，这类作品已不少，如曹丕的《燕歌行》、繁钦的《定情诗》、傅玄的《豫章行苦相篇》等即是。在唐诗中，这类作品也屡屡可见，如李白的《夜坐吟》、《长干行》，杜甫的《新婚别》，白居易的《井底引银瓶》，李商隐的《无题》（八岁偷照镜）等。特别是在宋代以后婉约派的词集及“拟乐府”的诗作中更是屡屡可见，清代田同之就很好地概括过这类作品为“男子作闺音” 20 。这类“男子作闺音”的文学现象之所以产生，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认为人类的先天就是“阴阳同体”或者是“双性两可”、“男女双性”，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具有雄性的一面，又具有雌性的一面。“男性中必有潜在的女性的种子，女性中必有潜在的男性的种子。”因而会产生一种“性美的 捩 换现象”，不但在服饰上，在一般兴趣上，在动作的姿态与方式上，而且“在情绪的趋舍上”，也会产生“男的多少自以为是女的，而女的自以为是男的” 21 。但实际上，两性之所以有“同体”的现象，恐怕主要还是由后天的社会生活中男女两性的相互交往、了解、熏陶和渗透所造成的。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的正常、成熟的男性，一般都会对女性有程度不同的认识;反之，女性对男性亦然。他们（她们）完全可以设身处地地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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