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如此，《字略》还可以帮助我们校读古文字。如“馗”，《玉篇》云“□”是“馗”的古文。其实《玉篇》有误，当作□，“吕”为“阝（邑）”之讹变，与侯马盟书同。馗、□并从九得声，故可通。其中“阝（邑）”多有讹变，属传抄过程中失真所致，《字略》中的“馗”也当为“□”的讹变，比侯马盟书多一“九”，属增加同形古文字的一种讹变形式:繁化。今据侯马盟书与《字略》，可明《玉篇》讹变及讹变之迹。

三

当我们认定李商隐是《字略》的作者时，还得澄清一个问题:郭忠恕在《汗简》中记载《字略》的作者是李尚隐，夏竦在《古文四声韵》中说是李商隐，到底谁是《字略》的作者?通过对《汗简》提到的李尚隐《字略》与《古文四声韵》提到的李商隐《字略》收字情况进行比较，知郭忠恕提到的李尚隐和夏竦言及的李商隐系同一个人，也就是说，《字略》的作者要么是李尚隐，要么是李商隐。因为唐代也有一位李尚隐，《汗简》成书年代又比《古文四声韵》早，所以我们需要对此进行一辨。经过考证，我们认为《字略》的作者应该是李商隐。理由如下:

李尚隐，《旧唐书》、《新唐书》有传，分别见于《旧唐书》卷一百八十五下和《新唐书》卷一百三十。据本传，知李尚隐弱冠明经，一生三入御史台，能仗义执言，不畏权贵，弹劾过当时的显宦崔湜、郑愔、冯昭泰、王旭、陈思问等，时人称为良吏。除此以外，我们再难见到其它有关李尚隐的生平资料，《全唐诗》、《全唐文》均不见有其作品著录。同时，比较新、旧《唐书》，关于李尚隐的记载，二者基本相同，可见宋祁也没有关于李尚隐的新资料。另外，提到《字略》作者是李尚隐的也仅仅只有《汗简》。

而李商隐，其幼年即受业于他的一位堂叔。据其《请卢尚书撰故处士姑臧李某志文状》称，他的这位堂叔“通五经，咸著别疏，遗略章句，总会指归。……小学通石鼓篆与钟蔡八分，正楷散隶，咸造其妙”。可以想象，李商隐的这位堂叔是何其博学多才，“通五经，咸著别疏”实非一般人所能为。李商隐诗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典故，有的至今不能索解，想来便可能是受到了这位博学堂叔的影响。同样李商隐不可能不受到他堂叔小学及书法方面的影响，也就是说李商隐在小学及书法方面也应该有很深的造诣。关于这一点，文献缺载，难以遽下定论，但寻诸旁证，尚可推断。关于李商隐在书法方面的成就，尚见诸宋人的记载。

王禹偁《小畜集》卷二十《商於驿记后序》载:“会昌中，刺史吕公领是郡，新是驿。请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韦琮文其记，太子宾客柳公权书其石，秘书郎李商隐篆其额，皆一时之名士也。”又，李商隐《谢书》:“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携笔砚奉《龙韬》。”冯浩注:“宋高似孙《砚笺》云:杜季阳端石蟾蜍篆‘玉溪生山房’，李商隐砚也。《春渚纪闻》云:紫蟾蜍，溪端石也，无眼，正紫色，腹有古篆‘玉溪生山房’五字，藏于吴兴陶定安世家，云是李义山遗砚。其腹疵垢，直数百年物也。后以易向叔坚拱璧，即以进御，世人不复见也。”这证明李商隐通篆书。

宋太宗淳化年间，曾把内府所藏的古帖编勒成书，共十卷，名曰《淳化秘阁法帖》。到了南宋淳熙十二年，仿淳化旧事，又有《淳熙秘阁法帖》成书。据清人王澍考证:

石刻铺叙云:淳熙秘阁法帖十卷，淳熙十二年三月被旨模勒入石，皆南渡后续得晋唐遗墨。卷首则钟繇、王羲之帖;次则羲、献书《内黄庭》小楷，后有“臣褚遂良临”五字;三卷则欧阳询、萧瑀、褚廷诲、孙思邈、狄仁杰、张旭、颜真卿七贤书;四卷则明皇批答裴耀卿等奏状;五卷李白、胡英、李邕、白居易帖;六则张九龄《三相》暨李绅《告身》;七则李阳冰篆，李德裕、毕□、李商隐书;八则怀素颠草;九则高闲、亚栖、齐己书;末卷则杨凝式并无名人帖。上皆有内府图书、宣和及绍兴小字印章，或睿思殿印。如李绅《告身》后有高庙亲笔跋语，《黄庭经》、怀素颠草则有李主建业文房之印。视今长沙所镌，笔法迥殊。⑦

此外，《宣和书谱》卷三收其正书《月赋》与行书《四六本稿草》，评曰:“字体妍媚，意气飞动。”说明宋人尚能见到李商隐的书法遗墨。关于李商隐在小学方面的成就，试举以下两例:

李商隐诗《哭虔州杨侍郎虞卿》有句:“甘心亲蛭蚁，旋踵戮城狐。”李商隐于诗下自注曰:“是冬，舒、李伏戮。”其中“戮”字即为古文写法，与《古尚书》同。连同上引《小畜集》、《砚笺》及《春渚纪闻》记载，说李商隐精通古文字，大抵无大错。

据郑樵《通志·艺文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宋史·艺文志》等典籍记载，知李商隐又有《蜀尔雅》三卷。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蜀尔雅》三卷，不著撰人名氏，《馆阁书目》按:‘李邯郸云:“唐李商隐采蜀语为之。”’当必有据。”凡此种种，皆可证明李商隐具有深厚的小学修养，这种小学功底正是李商隐撰写《字略》的坚实基础。

此外，就李商隐一生的经历而言。大和三年，李商隐受聘于令狐楚做巡官，从此开始了他一生的仕宦生涯。其一生大部分时间出入幕府，充任幕僚，先后受聘于令狐楚、崔戎、王茂元、卢弘止、柳仲郢等，与文字案牍打交道。其中开成四年，李商隐通过了吏部考试而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正字。大中时，李商隐还任过太学博士，任教于太学。这样的经历使我们相信李商隐有条件有可能撰成《字略》这样的字书。

前文我们已经比较了《字略》与碑刻文字，推断碑刻文字与《字略》之间有密切的关系。李商隐是写碑文的高手，宋赵明诚《金石录》著录李商隐撰写的碑文有《唐太仓箴》、《唐醉吟先生传并墓志》、《唐四证堂碑》、《唐重阳亭铭》等。作为碑文高手，李商隐在平时留心碑文并随手记下其中的古文和异体、通假等奇僻字是十分有可能的。据此，我们也可推断李商隐与《字略》有密切关系。

李商隐撰《字略》除见于《古文四声韵》外，尚见于郑樵《通志》。在《通志》中，郑樵列举的古文字书有卫宏《古文官书》、郭显卿《古文奇字》、郭忠恕《古文杂字》《汗简》、崔希裕《纂古》、李商隐《古文略》、裴光远《集缀古文》、张辑《集古文》、夏竦《古文四声韵》等。从这种记载体例来看，郑樵似乎见到过他所著录古文字书的原书，而不像是仅从《汗简》或《古文四声韵》中摘抄几种书名了事（如果是那样，他应该将朱育《集字》等一并抄录才算合理）。此外明人焦循《焦氏经籍志》、杨慎《古字韵》《古音骈字》、闵齐伋《六书通》，清人毕弘述《订正六书通》均提到李商隐《字略》，而非李尚隐《字略》。

最后我们再来比较一下郭忠恕《汗简》和夏竦《古文四声韵》。清人全祖望于《鲒埼亭集》卷三十一中云，《古文四声韵》只是“取《汗简》而分韵隶之，绝无增减异同”。其说不确。从引书角度来看，《汗简》引而《古文四声韵》无引的书只有四种，而《古文四声韵》引书较《汗简》增出至少有十六种之多。另外，同引一本书，《汗简》与《古文四声韵》所引也不尽相同，或《汗简》多，或《古文四声韵》多，这说明《古文四声韵》绝非照抄《汗简》。《古文四声韵》引李商隐《字略》的有四十九字，而郭忠恕《汗简》明言引李尚隐《字略》（在《汗简》中，郭忠恕称李尚隐《字略》，又称李尚隐《集字》，李尚隐《字指》，颇不统一）的仅二十四字，远远少于《古文四声韵》。有些字，在《古文四声韵》中明言出自《字略》，而在《汗简》中，或出现，但不是被冠以李尚隐《字略》，或是根本就不见于《汗简》，如“触”、“ 月 寅 ”等。据此我们可以认定，夏竦并非仅仅依据《汗简》而抄录《字略》，他当是见到《字略》原书或另有依据，如此，则夏氏改易李尚隐为李商隐，自当有据。清人郑珍作《汗简笺证》，在论及《字略》的作者时，他认为是李商隐，并推测《字略》收字是采自李商隐的另一种文字学著作《蜀尔雅》。

基于上述理由，我们认为《字略》的作者为李商隐而非李尚隐。由于家学渊源、个人兴趣爱好及人生仕途经历，李商隐撰成《字略》、《蜀尔雅》等小学著作，显示出深厚的学识修养。其中《字略》得郭忠恕、夏竦存录而保存至今，虽不是全本，但仍不失为一大幸事，对于我们全面认识李商隐是有很大帮助的。

李商隐《字略》一书，世人咸漠视之，记载李商隐著述大多不提《字略》。考其原委，或因原书不具，无法详考;或因记载含混，难以明断。然细细钩稽，李商隐撰《字略》庶几可成定论。考论李商隐著《字略》一书的真实性，让我们对李商隐的博学，尤其是他的小学修养有了一定的认识，有助于深化对李商隐的认识。故我们不揣浅陋，草成此文，以期有益于对李商隐的全面研究。 

注 释

①王国维《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观堂集林》卷七，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②《〈汗简〉〈古文四声韵〉》，中华书局1983年版。为方便排印，原文不再列出。

③黄锡全《汗简注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63页。

④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00—901页。

⑤秦公、刘大新《广碑别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750页。

⑥李学勤《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山西文物》1982年第1期。

⑦王澍《淳化秘阁法帖考正》卷十一，《四部丛刊》三编《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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