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四六文与诗赋的关系、樊南文与玉溪诗的关系，一些学者曾加以注意，但未作深入研究。本文从对偶、用典、虚字、句法以及绮丽委婉、富于象征暗示、富于情韵等方面，论析二者间的深刻联系，认为唐诗吸纳其它文体之长，不断出现大的发展变化。李白、杜甫代表初盛唐诗歌，对自汉魏至六朝以来赋体成分予以融化吸收，韩愈代表中唐，把散文成分带入诗歌，促成中唐诗坛新变，李商隐则代表晚唐，以骈文入诗，开辟了又一片新天地。
【关键词】 李商隐 四六文 诗歌
李商隐是唐代诗坛大家，同时又是唐代成就最高的骈体（四六）文作者。四六文整齐华美，讲究对仗、声韵、词藻、用典，与诗歌特别是近体诗有不少相近之处。其间关系，在诗与四六文都很繁盛的当代，人们未必注意。后世读者可能有所注意，但这一问题有些不是单凭实证可以辨识，而是同时涉及体貌风神和审美特征等一些较虚的方面，因而不大容易深入认识和把握。李商隐一生写了大量四六文，而且多半是官场应用文字，对诗人来讲，究竟是徒然虚耗了时间精力，还是这种写作无论如何已经跟他写诗产生了密切联系，乃至深刻影响了他的诗风?对此加以研究，不仅可以更全面深入地把握他的作品，增进对文与诗这两种文体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且亦有助于透视一代文学在文体上呈现多元状态，而内中又有所沟通、互为促进的复杂现象。本文即打算就李商隐写四六文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进行探讨，旨在从一个侧面揭示诗人能于唐诗中“自辟一境”的原因所在，并为有关文体学和文学史研究提供参考。
一 前代学者对李商隐文与诗关系的揭示
已故前辈学者周振甫先生在《李商隐选集前言》中曾对钱钟书先生提出“商隐以骈文为诗”作过介绍。他引用钱先生一封信里的话说:
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杨文公（亿）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末派扯晦昧，义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诗，昌黎不任其咎。所谓“学我者病”，未可效东坡之论荀卿李斯也。
因为是书信，钱先生不大可能详引前人的话。钱先生极其熟悉古代典籍，他所说的“商隐以骈文为诗”、“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应当不仅是凭他自身敏锐的艺术感受力，且亦有前人对他的启发。宋代王铚《四六话序》云:
世之所谓笺题表启号为四六者，皆诗赋之苗裔也。故诗赋盛则刀笔盛，而其衰亦然。
王铚强调的是诗赋对四六的影响，称四六为诗赋苗裔，前提当然是诗与四六消息相通。至清代，贺裳则云:“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 （《载酒园诗话·又编》） 指出温庭筠、李商隐因擅长骈文，而诗写得绮丽，是从与王铚相反的方向看到四六文对诗的影响。其后，方东树说:
义山《韩碑》，前辈谓足匹韩，愚谓此诗虽句法雄杰，而气窒势平。所以然者，韩深于古文，义山仅以骈俪体作用之，但加精炼琢造，句法老成已耳。 （《昭昧詹言》卷一）
方氏以《韩碑》诗为例，比较韩诗与李诗的差异，指出《韩碑》气势比较平，而精炼琢造，句法老成。认为所以如此，是由于韩以古文作用于诗，而商隐以骈俪体作用于诗。方东树是承认文对诗有影响，而且认为古文与骈文影响于诗的效果不同。
清人特别强调商隐诗受骈文影响的是何焯。何焯时代尚在方东树之前。《义门读书记》论商隐《镜槛》诗时云:
陈无己谓昌黎以文为诗，妄也。吾独谓义山是以文为诗者。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
韩愈以文为诗，自从陈师道指出后，为许多学者认可。何焯居然斥之为“妄”。而在否定韩愈以文为诗的同时，又强调商隐“以文为诗”，他的看法就更引人注目。他就李商隐用事，得徐陵、庾信门法作出论断 ① 。因徐、庾是骈文大家，所谓商隐“以文为诗”之文，则非散文，而是骈文。
钱钟书先生之论与何焯前后呼应，当然并非雷同。钱先生是承认韩愈以文为诗的，不同于何焯。而在商隐文和诗关系上与何焯认识一致。他明确将“文”界定为“骈文”或“四六”文，在表达上较何焯更为明晰准确。
以上征引，可见李商隐之骈文与诗互通消息前代学者已有发现。周振甫先生的《李商隐选集前言》在介绍钱先生“商隐以文为诗”之论后，曾有所说明，可惜只是就骈文与商隐诗歌在文采、音韵、典故方面举例作一些类比，未作深入论述。又，董乃斌先生专著《李商隐的心灵世界》第六章“非诗之诗”中指出“以骈文手法入诗乃是玉溪生诗的一大特色”，并在引了见于上文的宋人王铚的一段话后说:“具体到李商隐，却似乎应反言之:其所作诗歌，尤其是五七言律绝，皆为其四六之苗裔，或深受其影响者，故欲深知其诗，非研究其四六则莫办也。”强调欲深知李商隐诗，必须研究其四六，无疑是指踪发迹之论，但也是点到即止，有关问题仍有待进一步探讨。
二 “好对切事”
商隐《樊南甲集序》有云:
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论》、《圣论》，以古文出诸公间。后联为郓相国、华太守所怜，居门下时， 敕 定奏记，始通今体。后又两为秘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于任、范、徐、庾之间。有请作文，或时得好对切事，声势物景，哀上浮壮，能感动人。十年京师寒且饿，人或目曰:韩文杜诗，彭阳章檄，樊南穷冻人或知之。 序中商隐自述幼时能为古文，后来因获四六高手令狐楚（郓相国）、崔戎（华太守）的怜爱器重，得其传授，掌握了骈体文（四六）写作技艺，又因两度在秘书省做官，得以大量阅读古集，沉浸在任昉、范云、徐陵、庾信等人的文集中，大有所获。作文遂能有好的对偶，贴切的典故，写景状物，声情音韵皆具有感染力。京城十年，生活贫困，但人们认为他对于韩文、杜诗和令狐楚的四六章奏之学有深刻领会。这段文字交代了他与骈文结缘的经过。谈骈文时，又兼及韩文杜诗，说明他以兼通三者自许，把三者看成是相互联系应该同时具备的文学修养。他述及恣展古集，浸沉于任、范、徐、庾的文字之中，与获得“好对切事”的联系，与何焯说“观其使事，全得徐孝穆、庾子山门法”等语正好相合，说明何焯“义山以文（四六）为诗”之论是有根据的。李商隐吸收骈体艺术经验，将骈文和近体诗沟通，“好对切事”是一个重要方面。“好对切事”之“好对”，李商隐在《漫成五章》首章中亦曾提及:“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属对能”。言当年从令狐楚受四六章奏之学，指望能在仕途上致身通显，但今日所得不过属对的本领而已。诗中未交待“属对能”表现于何种文体，但沈宋的贡献在于律诗，王杨兼长骈文与诗歌，则“属对能”即既关诗又关文，其诗其文在“属对能”方面是相通的。
商隐在诗文中为了表达仕途沉沦的感慨，把属对的本领说得似乎无益无用，不足挂齿。实则“属对能”谈何容易，要做到惬当和谐，精警有味，平仄协调，词性对称，而又不显拼凑雕刻的痕迹，决非轻易可就。对商隐来讲，则是由于资质聪颖、名师传授、刻苦训练，才得以成就。尤其是幕府中那种长期的、大量的写作实践，对他来讲，绝不仅仅是消耗精力的一种负面效应。给当时的一些高官起草各类文书，从而获得对时事政治的了解，提高了政治识见，使其诗有通于政治的丰富深刻的内容，固然可算一种收获，而从提高写作技艺的角度看，写四六文与写诗，则又有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商隐大中元年在桂林幕出使江陵途中编《樊南甲集》，在“火燹墨污，半有坠落”的情况下，尚收文四百三十三篇。至编《樊南乙集》（大中七年），“所为已五六百篇，其可取者四百而已”。作者本人所提供的这些数字，加上他的骈赋和其他零散四六文，总数超过千篇无疑。即使平均每篇仅按十组对句统计，他在骈文中所撰的对句也在万数以上。有撰写上万数偶句的练习，对材料的储存，技艺的提升，作用决不可以低估。商隐四六文中颇有与诗字面相近的对句，如:“江远惟哭，天高但呼” （《祭张书记文》） 与“江阔惟回首，天高但抚膺” （《哭刘司户□》） ;“据其证逮，按彼词连” （《为荥阳公与三司使大理卢卿启》） 与“证逮符书密，词连性命俱” （《有感二首》其一） ;“彤庭列位，丹陛陈仪” （《为汝南公贺元日御正殿受朝贺表》） 与“丹陛犹敷奏，彤庭欻战争” （《有感二首》其二） ;“叫白日而不回，望青天而永诀” （《代仆射濮阳公遗表》） 与“叫帝青天阔，辞家白日晡” （《哭虔州杨侍郎》） ;“凤池浴日，鸡树侵云” （《为荥阳公上通义崔相公状》） 与“凤池春潋滟，鸡树晓曈昽” （《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读尊严》） ;“越贾生赋鵩之乡，过王子登楼之地” （《上汉南卢尚书状》） 与“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来更远游” （《安定城楼》） ，等等。说明在恣展古籍，咽噱佳篇，以及多次练习与实际创作中，有些对偶的材料，烂熟于胸，可随时驱遣入文或入诗。因他在四六文中撰写的对句，数量上远过于诗，故而骈俪的技能和材料，由骈体文转移到诗的情况可能更多一些。
《文心雕龙·丽辞》论对偶云:“言对为易，事对为难。反对为优，正对为劣。”商隐四六文反对占有很大的比重，樊南集中一般性的叙述描写，反对较少，而在需要转折深化的紧要之处，则往往用反对。如:
某早辱徽音，夙当采异。晋霸可托，齐大宁畏。持匡衡乙科之选，杂梁竦徒劳之地。虽饷田以甚恭，念贩舂而增愧。京西当日，辇下当时。中堂评赋，后榭言诗。品流曲借，富贵虚期。诚非国宝之倾险，终无卫玠之风姿。 （《祭外舅赠司徒公文》）
这段悼念岳父王茂元的文字，其中二、三、四、七、八五联，说到自己的科名与仕途，特别是说愧对王氏之爱与王家期许时，均用反对的句式，予以强化。商隐诗《漫成五章》其三云:
生儿古有孙征虏，嫁女今无王右军。借问琴书终一世，何如旗盖仰三分?
此诗也是联系与王氏的婚姻抒慨，说生男古代曾有孙权那样的儿子，而嫁女今已无王羲之那样的女婿。试问如王羲之之以琴书名世，与孙权之建立鼎足三分帝业相比，究竟如何?其中有自比王右军之以文才自负，有怀才不遇之愤激，而以似解嘲似内悔的语气出之。一二句与三四句之间均用反对，三四句以“借问”、“何如”构成反诘，反对的意味尤深。诗所表达的情感，及运用反对表达情意的方式，都与文有许多相通相近的地方。
与对偶密切相联系的用典，在商隐四六文和诗中也表现得很突出，宋人记载:“唐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史，鳞次堆积左右，时谓为獭祭鱼。” （吴炯《五总志》） 由于他的四六绝大部分是应用文，用于人事方面。常以古人之事，喻今人之事。所以文中用了大量的事典。
某顷以声迹幽沉，音辉悬邈，空灭许都之刺，竟乖梁苑之游。于服义而徒深，愿归仁而尚阻。今幸假途奥壤，赴召遐藩。越贾生赋之乡，过王子登楼之地。岂期此际，获奉余恩，而又询刘、范之世亲，问栾、郤之官族。优其通旧，降以清谈。言念古人，重难兄事。季布始拜于袁盎，萧何近下于周昌。将用比方，彼有寥落。徒（以）迫于祗役，尝抱沉疴，空思韦曜之茶，莫及孔融之酒。遂不得仰沾美禄，一中圣人。歌山简倒载之欢，睹定国益明之量。草戚上道，徘徊乐乡。况蒙卫以武夫，假之骏马。前腾郢路，却望汉皋。俯缘逐逐之姿，翻阻迟迟之恋。封笺写邈，下笔难休。 （《上汉南卢尚书状》 写他随郑亚赴桂林，途经襄阳，得以拜见山南东道节度使卢简辞，彼此叙亲戚情谊，分别时，卢以马匹和侍卫送行。文中贾谊、王粲之典，既写所经路线，又表达伤时、不遇和飘泊之情。商隐迫于行役，未能在卢处醉酒尽欢，似不免冷落，但用茶、酒、山简等典故，却写出了彼此情谊的淳厚和对方的贤能风流。短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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