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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之一)

时间:2009-8-8 16:46:27  来源:不详

x【内容提要】
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存在着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即: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沈从文是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学院派现代主义受外来现代主义影响而形成,却有其独创性。它不同于上海现代主义。其典型作品有沈从文的《凤子》、《看虹录》、《水云》等。这些作品从主题到技巧都充分证明了沈从文现代主义特征的一面。沈从文的现代主义作品虽属“非主流文学”,但却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关键词】 沈从文/外来现代主义/上海现代主义/学院派现代主义

 

     “这是一个故事,要慢慢的看,才看得懂……我意思是文字写得太晦,和一般习惯不太相合。你知道,大凡一种和习惯不大相合的思想行为,有时还被人看成十分危险,会出乱子的!”(沈从文,“看虹录”1992[1943]:47—48)
    我认为就20世纪中期中国的情况而言,文学中值得一提的现代主义流派至少有三种,沈从文是其中一派的杰出代表。要给这几个流派冠名并不是简单的事。我们姑且从中国的立场分别如下:(1)从西方和日本传过来的外来现代主义,(2)上海现代主义,(3)学院派现代主义。
    虽然沈从文具有明显现代主义特点的作品并不多,也不是因此成名而受人追捧,但他却是中国学院派现代主义的先驱人物。(注:Yan Jiayan (1989:246) explores modernist influences on Shen Congwen, Xiao Qian, Fei Ming, and Wang Zengqi. Kinkley (1987) analyzes the modernist side of Shen Congwen.)同其他现代主义作品一样,沈的现代主义作品都是“非主流文学”。这些作品,连他在大学里面的同事和朋友都不大认可。鲁迅、废名(冯文炳)、林徽因、还有凌淑华等也写现代主义作品。但他们的东西既有别于上海现代主义,也不同于沈从文。换句话说,与那些相互影响又相互捧场的上海现代派人物诸如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相比,沈从文多少有点孤单。但跟上述人物不同的是,他影响了后来整整一代的现代派诗人和小说家。
    诸多学者如严家炎(1989:100—104),吴中杰和吴立昌(1995),朱寿桐(1998),以及史书美(2001:96—127)等均令人信服地指出20年代许多思想前卫的作家,包括鲁迅和周作人,对西方现代派都很熟悉。所以他们的某些作品颇有现代派的特点,不过既不是一种“模糊”的现代,又异于那种明确流行的“19世纪现代”色彩。但我这里所谈的中国现代主义既不同于理论上植根于心理学研究成果的现代主义,也不是郁达夫所表现的那种实验浪漫主义,更不要说郭沫若了。我指的是中国主流文学之外所充分展现的那些现代主义流派,甚至与五四时期的主流思潮也大相径庭。学院派现代主义作家们之所以在中国文学史上引人注目,既不是因为他们熟悉国外现代主义思潮、作家或作品(这方面胡适与徐志摩始终都比沈从文要强,但他们的作品并不具有现代主义的特点),也不是因为选材和主题的现代性(如郁达夫的某些作品),而主要在于这些作家对现代主义文学技巧不但心仪,且有才气。
    所以,就文学的现代主义而言,我的意思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作品中表现的“现代性”、“现代意识”或“某种有关现代的意识”等等,这些东西是什么我到底不清楚……有的学者使用这些术语,似乎只是表明他们内心怀着某种与前现代或“传统”相对立的时代精神。我所说的“现代主义”,是一种有其哲学主张的文学现象,最突出的表现是在主题和技巧上。所谓“现实主义”的定义,常常也脱不了类似的窠臼,如果不是源自某些经典作家和作品,则必是受某些哲学思潮的影响,要么就归结为某种类型的题材和技巧(如贝克尔在1963年把现实主义要点归纳为:照现实生活写作的哲学,无粉饰的主题,关注下层人众的生存状况,逼真的对话或对生活进行解剖等等)。后现代主义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摹本(拥趸的是约翰·巴斯和唐·德里罗,而不是詹姆斯·乔伊斯或者威廉·福克纳)。目前达成的共识与伊哈布·哈桑那张有名的图表所罗列的手法、技巧及内容虽已相当接近,但仍有不同。
    一种潮流所表现的哲学思想、作品内容以及写作技巧,总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相互关联的,彼此又成为造成这种潮流的相辅相成的因子。文艺史家们往往又过分注重它们之间的联系。有时新学派的产生(如西方现代派以及中国清代的考证风气)与思想意识上的显著变化碰巧在同一个时期出现,这就使得批评家们往往将两者视为不可分割的现象。同样,当知识分子反对专制统治时,某些标语、形式和思想意识之间的联系就成了争取政治解放或对付政治压迫的有力工具。然而,意识并不一定就能产生特定的作品或表现手法,此一时代视为新颖的方法也许在“另一时代”的作品中早有显现,甚至更早……如抽象派手法就常见于古代中国的诗画之中(中国诗画对西方现代派确有影响,可参见劳伦斯的新作)。按照E. H. 高布里希(1960)的立场,有些抽象程式在中国古代文人的眼中是“现实的”。因此,否认“过时”的艺术表现形式也会犯历史学家们所说的那种“历史相对论”的逻辑错误。这样,像我这样的历史学者主要从艺术手法审视现代主义也就不足为怪了。在英语中,“现代主义”的含义并不比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具有更多的“现代本质”,因为“现代性”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为技巧而技巧的实验,将技巧本身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顶礼膜拜乃是现代主义运动的主要特点,也是沈从文批评中的显著现象。本文的目的是根据相对狭义和严格的“现代主义”定义,揭示中国文学作品中一些共性的东西。这样,我们又需回头尽量找出隐含在它们背后的更为宽泛的含义。
    那么,怎样对“现代主义”下定义呢?这场国际化的文学运动有着五花八门的哲学注解、文字宣言,以及感性的张扬,多数情况下与线性的历史感是背道而驰的。李欧梵和马泰·加林内斯库认为线性的历史感是“资产阶级的现代意识”(李1990:124;加1977:41),也有人称为“启蒙的‘现代性’”(史来福2000:2)。现代主义的典型主题包括:探求空间、时间(历史之外的时间)、意识、语言、心理和性心理以及文学本身的本质。李欧梵关于典型的现代主义表现方法(主题与技巧的结合)的论述属于最为简明的一种, 尽管他还是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最明显的趋向“表述为”不断地用相对支离破碎的语言对分裂的内心世界进行探索”(李1999:148)。约翰·巴斯对现代主义文学的表现手法所作的总结却要详尽得多。下面一段话经常被人引用(据他自己说是受了杰拉德·格拉夫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启发,文章里多处引用T.S. 艾略特评论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话):
    用“神话的”方法代替“现实的”方法,以及“在现代与古代的意识之间自由转换”……;还有突然颠倒叙述的顺序,完全打乱传统的情节与人物的统一与连贯以及从中“发展”出来的因果关系,运用反讽和模棱两可的并列句质疑作品中行为的道德和哲学“意义”,一种大彻大悟的腔调一揶揄有产阶级那种所谓理性的装腔作势,突出与理性的、大众的以及客观的认识相对立的内在意识,并且主观上不惜歪曲事实以强调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昙花一现的本质。(巴斯1984[1980]:199)
    以上并不是纯粹有关技巧和题材的定义,因为其中还夹杂着在特定的西方历史背景下故意不按传统方式塑造人物的尝试。文学上的现代主义是对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方法、实证主义理论以及阅读习惯的反动,矛头对准的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资产阶级分子。中国的现代主义也面临着同样的历史环境。20世纪早期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同样倾心于科学、实证主义,以及“现代性的”线性的时间观,更不用说当时那些“民族”和性别的新观念了。这就是李欧梵所说的上海现代主义(1999:43)的要点之一,近期的学术界大都持类似的观点。大多数中国文人,包括那些受过旧式教育的老派文人,更习惯于冗长的叙事方法以及现实主义色彩,也喜欢欧洲文学中更具确定性的东西。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也跟西方一样,特别反感传统文学的自以为是。
    与“现代意识”或“现代感”不同,西方的现代主义原来是一帮文化精英发动的。常常,这种在主题和技巧上的前卫总是将人生的“难题”表现到难以理喻的地步。因此,现代主义作品总是竭力回避那些大众化的一目了然的题材,这一点区别于许多后现代作品。然而,有讽刺意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以后,至少二战以后,许多现代主义作品已经成了家喻户晓的经典。中国本土的现代主义,特别是学院派现代主义,也具有类似的精英现象。
    我认为中国有第三种现代主义文学,既不同于西方的现代主义,也有别于上海的现代主义的观点,随着近来对上海现代主义研究的深入,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但为什么有人会认为中国自身的文学现代主义受上海的限制或者说依赖于上海的发展呢?李欧梵令人信服地指出,上海的城市文化里面就表现了对文学现代主义的兴趣。他同时又重弹20世纪晚期批评界的老调,认为文本的依凭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其他文本。显然,文学的现代主义可以通过其他现代主义文学文本得到阐释,或者通过电影(上海之外的其他城市也都有电影院),尤其是当意识、语言以及文学的本质成为关注的核心的时候。将文学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反现实主义(同时反浪漫、反古典或反传统)表现手法的非主流观念似乎与上世纪80年代中国突然共生的那股文学潮流有关(甚至早于1985年出现的“新潮”作家群,当然“新潮”作家也包括在内)。(注:I do not see a major formal distinction between“humanist”modernists (Liu Suola, Xu Xing, Wang Meng) and “antihu-manist”experimentalists of the later 1980s (J. Wang 1996: 165—67), although there may have been “generational” and affiliational(clique)di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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