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悠久绵长的历史中，魏晋南北朝应该是最具贵族气质的时代了。在这个时代，把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权力的是世家大族，拥有连片大地产的是世家大族，撑起这一时代文化大厦的也是世家大族。这是一个世家大族起决定性历史作用的时代，是世族政治、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时代。理解这样的时代，基本前提之一就是分析世族的特点，明瞭世族的地位，揭示世族的影响，梳理世族盛衰演变的过程。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积累与演变过程中，魏晋南北朝又是独具特色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相对于两汉，传统文化的内部发生了显著的新变，如伴随着政治斗争的残酷、社会局势的动荡、人性的觉醒，玄学清谈成为时尚，佛、道广泛传播，文学地位上扬；如以垂训鉴戒为基本特征的史学受到普遍的重视，而内容庞杂、往往未易驾驭的诸子地位下降。又有值得注意者，魏晋南北朝的经学虽不再有两汉的盛况与“独尊”地位，儒家的政治观念、道德说教、人生理想，依然是维系国家政教传统的核心准则，也是当时世族仍在传承的内在命脉。
　　然则最具贵族气质的社会，独具特色的文化，使得魏晋南北朝这样的乱世，充满了别样的魅力，长久地吸引着研究者的目光；尤其是魏晋南北朝世族与文化的研究，更是近百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热点领域。而在这一领域中，奠定基本框架、影响方法走向的大师级人物首推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二“礼仪”中，陈先生指出：“盖自汉代学校制度废弛，博士传授之风气止息以后，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政治革命与党派分野”中，陈先生进一步揭示：魏晋南北朝之士族，“实以家学及礼法等标异于其他诸姓。……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实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按陈先生在此点透：其一，治魏晋南北朝文化必须由家族入手；其二，家族与地域不可分离，家族都基础于特定的地域之上；其三，家族文化的核心内容在于优美之门风（家风）与因袭之学业（家学）；其四，家族的家风与家学关系着、影响着当时的政治社会。
　　建立在上述通识之上，再来看王永平教授新近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六朝江东世族之家风家学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年1月版。以下简称“王著”），其学术意义便可以大体明瞭了。
　　王著30余万言，列有八章。首章“汉魏六朝时期江东世族的形成及其社会地位的变迁”，末章“综论——从文化的角度观照中古江东世族”；这是以宏观把握和义理阐述为主的两章。在这两章中，王著认为：江东本土豪强于秦汉之际登上历史舞台，汉武帝时期出现了几位有影响的文士代表。随着北人南迁，东汉时期形成了一些世代相传的江东大族势力。孙吴立国江东，江东世族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便利，其势力达于全盛。西晋灭吴，江东大族沦为“亡国之余”，仕途不畅，然仍心存复国之念。及两晋之际，晋室仓皇南渡，出于文化与种族的忧虑，江东大族毅然抛弃成见，接引北人，从而共创东南偏安之局。东晋南朝时期，江东大族在社会政治诸方面受到侨姓世族的抑制，居于从属地位；在思想文化领域，他们虽力图保持经、史传统，但也不得不效仿侨人之玄学风尚。又江东世族较长时间的历史演变、相对完整的发展过程及其各具特色的家教、家风、家学，可以作为解析中古世族文化的典型。王著的中间六章是全书的骨干所在，分别是“忠义世家：吴郡陆氏之家风与家学”、“厚德载物：吴郡顾氏之家风与家学”、“文采风流：吴郡张氏之家风与家学”、“从尚武到崇文：吴兴沈氏家风与家学的嬗变”、“江表儒宗：会稽郡虞氏、贺氏之家风与家学”、“谙练故实：会稽郡孔氏之家风与家学”；王著考述了这七大世族生成、演进的“实情与真相”，家风家学的面貌与变迁。以家风家学言，陆氏崇尚“忠义”，重视事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特重经术，族中名士多好文学，两晋以后并注意习玄、信佛，从而与主流文化相通，保持了文化世族的优势；又顾氏以“厚道”著称，尤重礼法，学术文化上以经术为本，族中教育以儒学启蒙，而为交通北人，自东晋初，顾氏显宗始习玄风；又张氏重性灵，尚文采，讲仪容，其人物多具名士气息，东晋南朝时期更是玄化颇深，又崇信佛学，用心文学艺术，其地位因之迅速上升；又沈氏汉晋之间为“武力强宗”，整体文化水准不高，刘宋以降以迄齐、梁，则完成了向崇文的转变，儒者相继，沈氏又世代信奉天师道，这颇有力于其家族的内在凝聚；又虞、贺二氏皆有深厚的经学传统，为政上崇尚忠义，而南朝以降，虞氏渐重文学艺术，顺应了当时的主流文化习尚，提升了家族地位；又孔氏从政忠直有干能，尤精擅法律典制，倡导“会同佛道”，坚持天师道信仰，迄为江东大族文化保守思潮的重镇。按王著这样的结构安排，不仅相对完整、均匀对称，而且总论与分论彼此照应，宏观与微观、抽象与具象相得益彰，此可谓深符著述体要。

　　如上所述，魏晋南北朝之世族与文化一直以来是倍受关注的学术热点；然而王著仍作出了超迈既往的学术贡献，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就研究旨趣言，相关的既往研究重视东晋南朝侨姓世族，王著则致力于探讨江东土著世族；既往的研究尤其是建国后大陆学者的研究多从政治、经济角度入手，王著则在把握世族政治特权、经济地位的基础之上，求真复原地描述世族的文化面貌，既深且博地剖析各别世族之文化特征所在——家风与家学；又既往的研究，无论是总体论述还是个案考察，“地域”都非其中的关键因素，王著则十分关注不同地域及其各自的文化传统。正是特定的江东地域、独具特色的土著世族以及文化角度的观照，使得王著于传统课题上作出了不凡的新意，这也是非长期涵泳于此者难以做到的。
　　其次，就研究结论言，既往有关六朝江东世族文化面貌与文化特征的认识，存在诸多的模糊、笼统之处。王著明确指出：家风家学不仅是世族文化的主要表征，而且发挥着维系家族传衍的功用。具体到六朝江东世族，其家风的基调是崇尚儒家，以此治家，以此治国；其家学的主要特点是以儒家礼学为核心，致力文学与艺术，兼容玄学与佛学。又其间既有着对传统的固守，也有因时随世的变异调适，但比之侨人，江东世族就其整体而言，文化心态显得较为保守。按这样的结论，是深入分析吴郡陆氏、顾氏、张氏，吴兴沈氏，会稽虞氏、贺氏、孔氏等六朝江东世族得出的，论从史出，证据充分，说服力强；这样的结论，无疑有助于澄清有关的纷岐看法，并丰富学人对中古世族文化乃至中古时代文化状况的总体认识。
　　第三，就研究方法与视野言，王著将个案、群体、比较、推扩四个层次的研究有机地结合了起来。通过个案研究，以展示各家族在六朝时期演进的轨迹及其文化面貌，解决诸多具体的学术问题，其中有的家族（如会稽贺氏、孔氏）以往少有论者，有的家族以往虽有论及，王著所论更为明晰、细致。又通过群体研究，王著指出：江东本土世族群体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群体概念，而且具有文化习俗的内在一致性；从其内部情况看，江东大族多发迹于汉代，兴盛于六朝，绵延至隋唐，具有相当的完整性；江东大族中既有早在汉代便“士族化”的文化世族，也有魏晋以降由武入文的“新出门户”，江东诸家族的文化既有共通之处，也各有其特点，表现出了相当的丰富性和多元性。再者通过比较研究，王著分别出江东各家族文化的“共相”与“殊相”，找出各别家族之家风家学的特质，并进而注意到江东家族与侨姓世族的比较，由此观察南、北世族间的文化差异及其交流状况。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王著还推而扩之，将家风家学与各族之社会政治活动结合起来考察，认为正是由于家族文化的差别，导致了在同样的门阀制度的保护下，各别世族的盛衰遭遇与命运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对诸多的相关问题作出了圆融通达的解释。
　　要之，王著内容丰富，其研究旨趣、结论、方法与视野，都颇多值得称道之处，它将陈寅恪、钱穆、王伊同等先生有关中古世族家风家学的宏论，落实到了具体的时空范围内与家族对象上，并进而得到了有力的证实。笔者觉得，王著之承继前贤、示范后学的作用正在于此。
　　当然，由笔者历史地理的专业感情出发，王著也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王著以具体而见一般选择的七个个案是吴郡三族、吴兴一族、会稽三族，尽管这是传统所谓江东的核心地域与代表世族，但未必能够全面反映江东之地域文化和家族面貌，诸如丹阳陶氏、义兴周氏、吴兴姚氏，乃至记载相对简略、人物较为稀少的丹阳甘氏、吴兴丘氏、会稽谢氏与魏氏等等，其盛衰荣枯，其家风家学，仍有可考可论、可圈可点之处，王著略而不及，未免可惜！笔者期待着王永平教授今后贡献出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毕竟江东世族的全面、系统、多角度、各地域的综合研究，本是六朝史以及江南地方史研究的重点与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