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2月，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专题介绍沈从文，引出我对沈老其文其人好多联想。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有不少风云一时的作家，被岁月湮没了，大雪无痕。而像沈从文那样，能够在被历史封存了30余年后，掸去尘埃，光彩犹存，依然受到读者的喜爱，受到国内外文坛的普遍关注与好评，说明沈老是不朽的。
　　青年时代的沈从文，才华出众，深受胡适赏识，与当时的文化名人梁实秋、郑振铎、徐志摩、巴金等都有较深的交往。他的艺术天赋和所处的文化圈子，为他登上国际文坛铺垫好了台阶。那时，他抱负很大，决心创造一个湘西世界，一个精致的艺术神殿，一种并非形式所能囊括的文体。他的一系列艺术实践——从《边城》到《长河》，确实达到了自己的理想的境界。即使沉寂了四五十年，今人在沈老创造的“边城的人生形式”面前也叹为观止。这“边城的人生形式”是自然的、健康的，是寄托着沈从文全部理想与艺术良心的艺术境界。沈从文用这一人生形式去比照边城父老亲朋的博大与混沌，健美与庸懦，去鞭笞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市民的畸形与变态。可见，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是巨大的，是冲击作家灵魂的。这位作家不具备革命家品质，也无力去改变现实世界，却特别擅长在混浊的、呆滞的、庸懦的，甚至罪恶的现实中感触到寻常百姓身上星光般微弱的、美丽的东西，因而他的作品感叹着一个永恒的主调：“美丽总是愁人的”。这就是沈从文。
　　沈从文创造了美丽的愁人的湘西世界，和在这个世界里展现的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式，为他赢得了现代文学大师的尊号，这是他的杰出之处，悲剧也源于此。他同情革命却不懂得革命的真实含义，不懂得暴力的双重性而一味地倾心与真、美、善的力量，在强调不左就右没有第三条可走的时代，他被时代抛弃。革命胜利之后他不能活跃在文坛，他的一些作家朋友也回避他。 沈老承受了淡出文坛、失去作家朋友的双重委屈。“十年一觉扬州梦”，沈老在中国当代文坛上“一觉”就沉寂了30余年。
　　一位杰出的作家，适值盛年，在创作高峰的时候，被迫淡出文坛，一晃就是30余年，面对这巨大的落差，承受力如何，精神境界怎样，可以看出沈从文的人格操行。
　　沈从文可以列入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行列，那就是他对祖国的忠诚。他可以离开大陆，却留了下来迎接北京解放，满情欣喜地告诉亲戚朋友新中国诞生了。只是他没想到，他会被冷遇。巴金在回忆1949年北京召开首届文代会时说，文艺界似乎忘了沈从文，不给他出席文代会，不用说，沈从文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文一定感到委屈，可是他不声不响，认真地干他的工作”，“他脸上仍然露出微笑”。忠诚就体现在这里，沈从文没有因委屈而自怨自艾，他认从了这不公平的待遇，很平静地转向了文物研究。忠诚还体现在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新中国文学事业的眷念和关怀之情。沈老写于1961年左右的《抽象的抒情》（手稿）有一段话：“只要求为国家总的方向服务，不勉强要求为形式上的或名词上的一律。让生命从各个方面充分吸收世界文化成就的营养，也能从新的创造上丰富世界文化成就的内容。让一切创造力得到正常的不同的发展和应用。让各种新的成就彼此促进和融合，形成国家更大的向前动力。让人和人之间相处得更合理。让人不再用个人权力或集体权力压迫其他不同情感观念反映方法。这是必然的。”可见，沈从文离开文坛后并非“不声不响”，是有追求有无奈有痛苦的。沈老的非凡之处就在于他不在痛苦中沉溺，不在无奈中自怨自艾，不改变自己的人格操守和艺术追求去迎合时髦，而是把自己的追求、无奈、痛苦转化为对一种理想的设计。赤子之心，苍天可鉴。在他的身上，似乎也显示了韧、柔、弱的力量，印证了“美丽总是愁人的”审美思想。
　　艺术家的作品是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沈老的一系列人物形象中，最光彩照人的还是一群女性形象，如夭夭、萧萧、翠翠。这些女性形象，美丽、健康、朝气、生机盎然，构成“边城的人生形式”。显然，是作家把这些寻常百姓家的女子美化了、神化了，陈列在他所憧憬、所设计的“希腊小庙”里。同时，沈从文又是清醒的，他清楚这些可以陈列在“希腊小庙”里的美的女子，毕竟生活在20世纪初旧中国恶浊的现实中，生活在不可捉摸的命运的摆布中。女性，总是与“柔弱”联系在一起。这些艺术形象本身就意味着最柔弱，最容易被玷污、被损害、被摧毁。这些女子都无一例外地被岁月和命运慢慢地剥蚀了光华，却因为被剥蚀的悲剧命运在读者心里激荡起更加怜爱更加崇敬的情绪。看来，命运可以泯灭美的生命，或无法泯灭生命之美。一个人一旦获得了美的品质，就超越了命运。这就是沈老笔下的艺术群象给审美者留下的艺术昭示，自然也照应着沈老自身的人生追求和人格操行。

　　沈老的艺术形象昭示了生命之美可以超越命运。沈老所崇尚的生命之美是未经社会文化所浸染的自然的、朴素的、原始的，是“泛神”之美。这些美的生命受润于天地之精华，是自然力的杰作。命运是暴虐的、捉摸不定的，挥手之间就可断送美的生命，却泯灭不了生命之美的光彩。可以说，沈老后三十年的命运际遇，他早在前三十年的艺术创作实践中就体验过了。他的艺术人物没去计较命运，只是秉承本性活着，他又何必去计较失去创作、失去朋友，蒙受委屈的命运呢？他也要秉承本性活着，看重生命之美，心灵之美、自然之美。如此超乎命运、现状的人生态度，放在任何环境里，都能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有所作为。沈老转向文物研究后依然贡献突出，还完成了周总理吩咐研究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成为一位对国家，对人民继续有所作为，有所贡献的优秀知识分子，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来一直推崇的宠辱不惊，不为形役，不为物牵，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人格操守。尽管沈老的文物研究成果远不及文学创作成果，毕竟溶进了沈老后三十年的心血，是构成沈老人格力量对象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沈从文本人的人格魅力这笔财富，是沈从文的艺术境界向人生境界的扩展。艺术与人格的魅力两者溶为一体、交映生辉的艺术家在中国文学历史上并不多见，屈原当然要算突出的一位。巧合的是沈从文的血管里流动着楚人的血，那体现楚人精神的关于凤凰涅槃的神话传说正源自沈从文的故里凤凰城。沈老在《烛虚长庚》里写道：“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凤凰涅槃是悲剧性的。然而没有这一悲剧经历，恐怕难以达到“不死”的境地。正如屈原的人生践行丰富了《离骚》的内涵一样，沈从文的人格操守也加深了人们对其作品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