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1950年4月25日出版的《文艺报》第二卷第三期（总第15期）上，偶然发现一则有关沈从文的消息。

　　这期杂志第27页的“文艺动态”中，有一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文学名著《边城》、《水浒传》、《腐蚀》将先后由上 海文华影片公司制成电影。《边城》系沈从文原著，三年前由桑弧改编成电影剧本，最近又经师陀重新编写，近期即开拍。水浒传将由文华编导委员会集体整理，并请郑振铎、王天木为顾问。茅盾名著《腐蚀》由佐临编剧。

　　就目前已有的资料来看，这是最早的一条有关《边城》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也是最早的有关沈从文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的消息。

　　但这实在是一条有些叫人吃惊的消息。

　　“三年前”，也就是1947年，有人将沈从文的小说改编成电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因为他当时是国内著名的作家，《边城》作为文学名著也已经基本上被大家所承认。而且，早在1936年，在中国发行的英文杂志《天下月刊》（T’ien Hsia Monthly）就已经发表了由邵洵美的美国女友项美丽（Emily Hahn）和辛墨雷（译音Shing Mo－Lei）合译的《边城》，当时的译名是Green Jade and Green Jade，即“翠翠（绿玉）”；1938年11月，日本改造社在东京出版了由松枝茂夫翻译的第一部日文版沈从文小说集，收有《边城》等作品九篇，书名就是《邉城》，这也是第一次在海外出版沈从文作品的外文译本；到1947年，英国伦敦的George Allen&Unwin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由金隄（Ching Ti）和罗伯特·白恩（Robert Payne）翻译的第一部英文版沈从文小说集《中国大地：沈从文的小说》（The Chines eEarth：Stories by Shen Tseng－Wen），其中也收有《边城》，译名是The Frontier City，算是小说名的直译。这样，也可以说《边城》算得上是已经走向世界的“文学名著”了。

　　但是，众所周知，就是在此之后，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那几年，沈从文遭遇了一连串的打击，走进了他人生的低谷———

　　1948年3月，在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文艺的新方向”发表了一组批评沈从文的文章，包括《对于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署“本刊同人P荃麟执笔”）、《斥反动文艺》（郭沫若）、《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乃超，所评为沈从文当年1月3日在天津《大公报》发表的散文《芷江县的熊公馆》）等。在这些文章中，邵荃麟说沈从文“躲在统治者的袍角底下，企图抓住一二弱点，对新文艺作无耻的诬蔑”；冯乃超说沈从文是延续着“清客文丐的传统”的“奴才主义者”和“地主阶级的弄臣”，其作品“正是今天中国典型的地主阶级的文艺，也是最反动的文艺”；郭沫若则宣称沈从文是“御用文士”、“风流小生”、“桃红小生”，他的小说是在“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又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1949年1月上旬，沈从文工作的北京大学的学生在“民主墙”上贴出标语：“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随后，又有人在壁报上张贴了用大字全文抄录的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一文。沈从文因承受不住这些强烈刺激而精神失常。

　　1949年3月28日，由于巨大的政治压力导致精神危机，沈从文曾经试图自杀，幸被及时发现而获救。随后，沈从文被送入精神病医院。到他4月间出院时，北京大学中国语文学系已经没有他的课程了。

　　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京）召开，身在北平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1951年2月6日，沈从文的三弟、曾经参加湘西和平起义的原国民政府国防部少将监察员沈荃，在“镇反”中被湖南省辰溪军分区收押；11月28日，被处以死刑。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完全奉命销毁。稍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

　　……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竟然有人将《边城》称为与古典名著《水浒传》以及当时的全国文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小说《腐蚀》并列的“文学名著”，而且还试图将其拍成电影；而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的《文艺报》，竟然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文艺报》的署名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三人，应该由丁玲负主要责任。尽管丁、沈二人自1920年代就已成为朋友，丁玲于1949年6月还曾邀请沈从文到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办公处与她会见，其后又与何其芳同到沈从文家来看过他，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也曾去丁玲在东总布胡同的住处回访过，1949年9月8日沈从文还曾写信给丁玲，但依照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丁玲的思想状况，《文艺报》上的这一消息不可能是出于丁玲照顾沈从文的特别授意。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消息差不多只能算是从当时的时代夹缝中逸出的新闻，它的出现几乎和消失一样都是无迹可寻的，除了说明当时的新生政权对电影生产、文化消息的控制还不算很严之外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一事件和消息对沈从文当时的处境似乎也没有任何影响。

　　但是，如果认真探究起来，又不能不说这一消息内容所涉及的事实本身又是有其存在之客观现实原因的，而且这正是当时历史情境某一侧面的一点反映。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习惯上说此时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了，但事实上当时中国共产党和中央人民政府对社会的定位还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直到1953年6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要在10年到15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后改为“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开始正式进入社会主义的改造时期，直至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胜利”。而文化艺术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各种民营剧团、书店、出版社等改为公私合营或国营的，其大规模地正式开始还是在1956年1月。作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内容之一，就是对其进行公私合营直至彻底的社会主义化即通过利用、限制、改造以及赎买等政策将其国有化，而在此之前，这些资本主义工商业还是可以拥有一定程度上的经营自主权的。因此，尽管沈从文在现实政治方面已经处于那样的境遇之中，上海的文华影片公司还是可以试图将其小说拍成电影，而《文艺报》也会不以为异地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并将《边城》称为“文学名著”。

　　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即建国初期的这一文化现象，在民营工商业的传统或曰势力相对强大的上海表现得更为明显。比如，在1950年7月召开的上海市第一届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曾经活跃于沦陷时期上海文坛的张爱玲也作为代表被邀请出席，尽管用的名字是她当年发表《十八春》这篇小说时才用的笔名“梁京”。相对于沈从文的被摒于北京的第一届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之外，这毕竟说明当时的上海还是给张爱玲留下了一定的生存空间的。不仅如此，1950年9月15日，上海出版的《亦报》第一版新辟“街头杂写”专栏时，主编高唐还公然打出了邀请“张爱玲先生”为之撰稿的招牌，而《亦报》恰恰又是当时共产党在上海文艺界的负责人夏衍提议，由唐大郎（唐云旌，即高唐）等人于1949年7月创办的一份属于市民通俗读物的小报，同时创刊的还有性质完全一样的名为《大报》的小报。这两份报纸是当时一批“旧派文人”发表与新中国建立后的颂歌、赞歌、战歌风格异样的文章的主要阵地，周作人、张恨水等均在其作者阵营之列。后到1952年，《大报》和《亦报》相继停刊。同年7月，张爱玲也离开上海远走香港，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但就当时而言，相对于沈从文这位新时代的“弃民”，周作人和张爱玲这样的有“附逆”经历或“汉奸”色彩的人几乎可以说是既不能见容于国民党又不能见容于共产党的两个时代的“弃民”，他们在1950年代初期的上海尚且拥有自己的生存空间（尤其周作人还是从北京将文章寄到上海发表的），沈从文及其《边城》在上海所遇到的这一“待遇”，因此也就更加是可以理解的了。

  二

　　《文艺报》上这则消息中提到的文华影片公司，是著名电影事业家吴性栽（1904－1979）1946年在上海创办的，而吴性栽本人则于1948年即迁居香港，估计上海文华影片公司很快也就在其后的“社会主义改造”中消失了。1947年将《边城》改编成电影剧本的桑弧（原名李培林，1916－2004），是一位在40年代走向影坛的著名编导，后曾于1956年执导由夏衍根据鲁迅同名小说改编成剧本的电影《祝福》（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而重新编写《边城》剧本的师陀（1910－1988）则是新文学史上的一位著名作家，三四十年代和沈从文曾有来往，在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曾以“芦焚”的笔名发表过很多作品，1937年5月他以“芦焚”笔名出版的小说集《谷》获得“大公报文艺奖金”时，沈从文是评判委员会的十个评委之一。解放后师陀长期在上海工作和生活，先任上海出版公司总编辑兼文华电影制片公司特约编剧，1952年转到上海电影剧本创作所任编剧，1957年调上海作协任专业作家，1976年9月沈从文去上海访友时二人还曾见过面。

　　不知师陀重新编写的《边城》剧本是否保存下来了。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师陀全集》（刘增杰主编，共五卷八册）中没有收录电影剧本《边城》，该书第五卷“附编”中的《师陀著作年表》也没有提及，想来应该不是因其非师陀原创而舍弃，而是因为目前尚未发现吧。

　　值得一记的是，《师陀全集》第五卷书前插页中的图版“46.沈从文致师陀手迹”，所录为沈从文致师陀一信的前半部分，本书“附编”中刘增杰的《心灵之约———友人书简中的师陀》一文又转录了此信的另外一个片断，注释中说这是“沈从文9月11日致师陀信，信末未署年，约为1979年”。“9月11日”看来是原信写明了的，“约为1979年”则是一种谨慎的推断。据《沈从文全集》“附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中沈虎雏所编《沈从文年表简编》，沈从文曾于1979年“8月下旬到9月上旬，去兰州、敦煌”，“在敦煌考察三天”，而在这封致师陀的信中，沈从文说自己“昨从敦煌归京”，因此可以认定此信确是写于19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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