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陀全集》的主编刘增杰先生对沈从文此信的评价是：“在一定意义上说，沈从文的这封信，也许可以看做20世纪的一份历史文献。沈从文以自己生命的美丽滋润着师陀的心田。书简写尽了一个时期内知识分子在物质上、精神上的遭际，给后人留下了眺望一代知识分子生存状态的窗口，由此可以进一步探询形成作家创作风貌的外部环境以及制约作家创作心态的内在心理动因。”（第585页）但是，沈从文的这封信，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没有收录，吴世勇的《沈从文年谱（1902－1988）》（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中也没有记录，看来还没有引起沈从文研究者的特别注意。而且，《沈从文全集》中也没有收录到沈从文写给师陀的其他任何信件，因此，这封信就成为目前所见到的唯一的沈从文致师陀书信了，对于研究沈从文和师陀来说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文献。

　　刘增杰先生的那篇文章，此前曾经以《论师陀书信日记的文学史价值》为题发表过（初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当代文学研究》2005年第8期转载），但是鉴于其重要性与流传的依旧不够广泛，特结合手迹与刘增杰先生的引文再次集中转引于此：

　　师陀老兄：前得从健吾〔？〕转致你的新书一本，□□如□故人□。因故迟复，望能原谅。昨从敦煌归京，得君赐信，欣知工作业已完全恢复，盼能不断□□□新作问世。以弟经验而言，七W年被放逐于湖北双溪一山村孤独高岗某小学中经年，血压高达二百五十时，（低压也到一百五十，）依然满不在乎的干我经常的一切，（凡事一个不在乎的接受下来，）终于还是奇迹般度了过来。最有意思是大雨季房中积水成河（因住处较公路低些），亏得住于附近七里的矿上熟人得知（多是故宫博物馆熟人），同来抢救，直到挑去积水四十石，并把十来石熟土堵住了水口，且把两三担干草从茅屋上部入水处完全封闭后，我才免成了“陆地鱼鳖”。即使大灾大难已成过去，全房还是在泥淖中，无从行动，还亏得熟人又为取来百多块大红砖，连接铺在地面成个十字架式样，我才可由床上直达窗口，或向左去取小橱柜中的破书食物，向右走则直到末端那个有塑料布蒙住〔的〕唯一写字桌。写点什么时，总还是得点上煤油灯，打了把伞，才能进行，因为上面还居多有蒙蒙细雨从瓦隙间飘下，而下面则小蛙跳跃，十分活泼，我却依然用“和平共处”老办法，写了百十首《双溪诗草》。现在看来，也不免像是一种如梦奇迹！世人常说“负了十字架前进”，我却踏着十字架式砖路，相当从容平静，过了大几个月日子，现在温习一下，倒真像是一种一生难遇的“奇境”！也可以说“命大”，因此还有机会眼看到林彪“四人帮”的坍台，彼此还能从通信中叙叙旧事。记得七二年冬返回北京经过北海后门时，曾作一小诗志感，写来聊供一叹：

　　依依宫墙柳，默默识废兴，不语明得失，摇落几秋深。

　　日月转双丸，倏忽千万巡，盈亏寻常事，惊飙徒自惊！

　　七四、七六、七九均因事去上海，记得第二次曾□□□□□得指示……〔此处缺文〕

　　近三十年来，人事上风风雨雨，倏忽来去，大半熟友，多成古人。弟则因所有旧日习作，多早已在五三年即得书店正式通知，“所有拟印、已印各书案，及存书纸型，因已过时，代为全部焚毁”。香港方面则传转台湾正式法令：“沈某某作品，无论已印、未印、存书、纸型，全部焚毁，永远不得重印。”也可谓历史奇闻。大致在国内为“过时”，宜怀“知其不辱”之戒，避贤让路，为势所当然。在台则因尚未过时，仍能引起不良影响，且似乎八百万大军一败涂地，不是国民党腐败的应得结果，反倒应由我负责。北京据闻有鲁迅研究组织约二十个，想无任何一个专家学阿Q能如台湾方面主持宣传工作的理解阿Q精神深刻如此到家！

　　世事既然如此，弟因此一入历史博物馆即三十年不移窝。名分上为研究文物，事实上作一合格公民，避灾免祸而已。三十年来，同事中多数人即已不知我过去干过什么，社会上其他可知。“时变启深思，经冬复历夏”。三十年中什么专家文豪，学得我一个不值的，多已成“录鬼簿”中人物，弟则犹复顽健如故，看来还可望再熬三五年，把一些常识性研究工作在进行、待收尾的逐一完成，才可望向上级首长有个交待，证明这三十年并不是个吃白饭的公民，也才对得起国内外友好！

　　一切望放心！

　　按：着重号原信中标作△，原信中无法识别的字以□代。同时据手迹对刘增杰引文有校改，（）中字为原信中补写于行外者，〔〕中字为原信所无者。信中所引诗已收入《沈从文全集》第十五卷“京门杂咏”一辑中，题《七二年冬过北海后门感事》，文字与此处所引稍异：第四句为“摇落感秋深”，刘增杰文章转录时作“几秋深”，可能是刘先生在据手迹识别时判断错误，“感秋深”意义甚明，“几”则不可解；第六句为“倏忽万千巡”，这回是《沈从文全集》与手迹不一致了，手迹显示的是“千万巡”，如果从平仄对照来说，“千万巡”似乎更好一些，虽然这首诗似乎不是格律严紧的近体，但基本的平仄对照应该还是会遵循的，因此可能是《沈从文全集》在整理时出现了错误。至于前说“茅屋”而后说有细雨从“瓦隙”飘下，显然是有些矛盾，“瓦隙”或系随手写出而已。另外，引诗之后自缺文处以下未见原信手迹，均据刘增杰先生文章转引，其中“所有拟印、已印各书案，及存书纸型”一句中，“书案”可能是“书稿（稾）”之误，看来也是识别手迹时的判断错误。而此信中说收到师陀的“新书一本”，应该就是师陀的散文、历史小说、历史剧合集《山川·历史·人物》，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3月出版，这也可以作为说明此信是写于1979年的旁证。

　　在展示沈从文写信时的心态之外，这封信也提到1953年书店通知著作全部毁版的事，那个“书店”正是本文前面已经提到的开明书店，沈从文1940年代的好几部小说都是在这个书店出版的，如《春灯集》（1943年）、《黑凤集》（1943年）及长篇小说《长河》（1945年）等。但几乎就是在通知沈从文的同时，1953年，这家成立于1926年的书店也在新时代的大潮中与成立于1950年的青年出版社合并为中国青年出版社，“开明书店”很快就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它作为出版社名字再次出版新书已经是数十年后：1988年底，叶至善（原开明书店同人叶圣陶的长子，又是开明书店同人夏丏尊的女婿）着手筹建开明出版社并任社务委员会主任，这时沈从文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大半年了，而开明书店（以“开明出版社”之名）出版新书当然更已是在此之后了。

  三

　　回头再说《文艺报》上的这则消息。

　　由桑弧、师陀等人参与其事的电影《边城》，尽管已经在《文艺报》上发布了拍摄预告，但所谓的“近期即开拍”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落实，起码事实是最后未能真正拍摄成功。同一消息中提到的《水浒传》可能也没有拍摄，只有《腐蚀》在1950年即已拍摄成功，黄佐临导演，石挥、丹尼（黄佐临夫人）、崔超明、俞仲英、程之等主演，1951年春节在京津两地首映，但似乎很快就退出了放映行列。

　　在中国大陆，直到1984年，才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了电影《边城》。该片由姚云、李隽培编剧，凌子风导演，女主角翠翠由戴呐扮演，并于1985年获第五届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奖，沈从文在影片拍摄前曾经认真读过这个剧本，并写了很多具体的改评意见。在此之前，1981年第3期的《芙蓉》杂志上也曾发表过徐昌霖等人根据《边城》所写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不过沈从文对这个剧本很是不满，在1981年10月中旬给徐盈的信中曾说“若电影剧本必须加些原作根本没有的矛盾才能通过，我私意认为不如放弃好”。不过，这均已是出现在海内外的“沈从文热”之后的事情了。（1980年11月7日的《光明日报》发表该报记者贾树枚所写的《访著名文学家、古文物学家沈从文》一文，其中说到国际上有着一股“沈从文热”。）

　　但就是在沈从文最为落魄的50年代初期，香港励力出版社于1952年出版了根据《边城》改编的电影文学剧本《翠翠》，编剧者姓名不详，不知是否和桑弧、师陀的本子有关。同年，香港长城电影公司———也不知是否与吴性栽有关———拍摄完成电影《翠翠》，严俊执导，由林黛（程月如，程思远长女）扮演翠翠。虽然沈从文对因此成名的林黛的评价是“她太时髦、太现代化了，她不是我笔下的翠翠！”但是，1953年该片在香港上演并取得很大成功。———这，可能是《边城》的第一次被拍成电影，也是沈从文小说的第一次被拍成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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