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周扬把它和五四文学革命这一历史事件相提并论列，将它称为“第二次文学革命”。然而，我们通常过于政治化和简单化地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忽视了作为新文学革命的意义。今天，我们要更正确更深入地理解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必须把它放到文学史上来加以理解，认识它的文学史意义。

一、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李杨曾经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讨论文学史？1980年代，有一个耸动视听的口号“文学史还给文学”。在这样一个口号下面，我们展开了“重写文学史”的工作。实际上，我们是以某一种文学观念即“纯文学”的观念来重写文学史的。这样，我们的文学理解被限制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王国维和胡适都曾经说过，“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文学的定义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时代不断地变化的。伊格尔顿说：“人们不大可能把文学看作是从《贝奥伍》到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某些写作类型所展示出来的某些内在特性或一系列特性，而很可能把文学看作是人们把它们自己与写作联系起来的一系列方式。要从所有形形色色称为‘文学’的文本中，将某些内在的特征分离出来，并非易事。事实上，这就像试图确定所有的游戏都共同具有某一特征一样，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存在文学的‘本质’这回事。”[1]从根本上来说，如果要真正获得对于文学的定义，我们必须回到整个的文学事实，回到浩翰的文学史。文学的正当理解并不包含在某种有关文学的本质主义的定义之中，而是包含在广阔的不断变化的文学史之中。

我们为什么需要重新讨论文学史？从根本上来说，对于文学史的批判和讨论，是因为不满于现在的文学观念。在“重写文学史”以后，已经丧失了一个真正的文学史视野。“重写文学史”由于被理解为一种“拨乱反正”，具有政治正确性，所以被理解成为一个一劳永逸的事件。我们把某一时刻建立的非常策略性的文学观念当作一种“新”的、“正确”的文学观念，其他的文学观念都是“陈旧”的、“不正确”的文学观念。我们今天的所谓“纯文学”观念是在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不过是一种“文学教育”的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恰好在否定“错误”的文学观念，回到“正确”的文学观念的那个时候进入大学。于是，我们接受了那种教化，并且把教化当成是天经地义。那个时候，恰逢政治上“拨乱反正”，“重写文学史”被“正确的政治”钦定和正当化。我们把以前的文学史理解为“乱”，把“重写文学史”理解为“正”。“重写文学史”本来是一个动词，结果变成了一个名词，对于文学的理解就这样被凝固了。文学“史”的视野被屏蔽了。其实，“文学史”本身就是现代大学教育的产物，是为了适应现代产业化的大学教育而形成的。我们要正确地理解文学，就需要重新恢复文学史的视野，去重新理解包含了复杂的脉络的文学史。通过对于文学史的同情的了解，重新恢复我们文学观念的广阔和复杂性性，重新恢复我们对于文学的健全的理解。我们重新讨论文学史，就是要重新打开和释放文学“史”的空间，释放被当前霸权的“文学”观念所压抑和排斥的文学观念，重新理解被特定政治、社会、思想压抑的另类文学实践。

文学总是在不断地被重新定义，正如文学史总是不断地被重写。文学史以及文学经典建立和规范了我们对于文学的特定理解。反过来，每一个时代又总是以自己特定的文学观念来构建自己的文学史。今天，我们要重建对于文学的理解，首先应该开阔文学的视野，必须理解文学史的脉络，应该将平面化的板结了的文学史打碎，重新发现它复杂的层次。

从根本上来说，“重写文学史”实际上是一种策略。五四时期，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确立了白话文学的合理性。1980年代，“重写文学史”确立了“纯文学”观念的合法性。相应于1980年代“把文学史还给文学”的口号，我们今天应该反过来提出一个新的口号：“把文学还给文学史”。

二、左翼文艺运动与文学的重新定义

我们今天重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为了重新恢复一种文学理解能力，是为了恢复一种文学史视野。长期以来，人们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一种政治暴力来理解。今天的问题是，如何重新恢复对于文学的更广阔的视野，如何真正从文学史的视野中来理解“讲话”，如何真正从周扬所说的“第二次文学革命”这样的意义上来理解“讲话”。周扬认为，“讲话”是继“‘五四’之后的第二次更伟大、更深刻的文学革命”。确实，长期以来，“讲话”是通过政治权力强加的，一种外在于“文学规律”的力量，是一种外在于我们知识的知识，因此，它也外在于我们的理解。

尽管“讲话”包含了抗战时期的特殊内容；然而，实际上“讲话”是1930年代以来左翼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理论的总结。“讲话”的许多理论问题早在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过程中就开始提出和讨论，并且在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中得到不断发展。在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李初梨等人提出了“重新来定义文学”的口号。他们通过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将文学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首先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作出了重新评价。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资本主义对于封建主义的斗争。《新青年》所提出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资本主义意识的代表”，而白话文运动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在语言表现形式上的反映。《文化批判》就像《新青年》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一样“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对五四的整个知识体系进行检讨和批判。针对五四提出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他们不仅认为“民主”是有阶级性，而且认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是真正的“科学”。

这种“文化批判”，不仅是后期创造社的任务，而且也是1930年代左翼知识界的一个共识。“左联”成立后，茅盾向“左联”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提交了题为《“五四”运动的检讨》的论文。他指出：“‘五四‘是中国资产阶级争取政权时对于封建势力的一种意识形态的斗争。……无产阶级运动的崛起，时代走上了新的机运，‘五四’埋葬在历史的坟墓里了。”[2]这篇论文发表在“左联”的理论机关刊物《文学导报》上。瞿秋白提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礼教斗争只限于智识分子，这是一个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启蒙主义的文艺运动。我们要有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3]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形成了与五四的自觉决裂，形成了一个与五四相对的新的历史阶段。

李初梨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中指出：“在我们，重新来定义‘文学’，不惟是可能，而且是必要。”他否定了五四时期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会两个具有代表性的文学观念：“自我表现”和“描写社会生活”。他认为，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组织生活”。[4]太阳社和创造社等革命文学的倡导者普遍批判了“艺术的本质”的观念，要求与资产阶级的艺术观念决裂。钱杏 认为只有将艺术与社会联系起来考察，才能真正理解艺术作品：“要真的置身现实社会的正中，才能理解真的彻底的文艺。又把它和其他的社会现象或文化现象中比较联络起来，才能究极它的本质，和组成它的科学。”[5]

1928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倡导一开始，就在创造社与语丝派，后来在左联与梁实秋之间、左联与“自由人”以及“第三种人”之间，关于文学的本质、文学的阶级性、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人的文学”构成了五四新文学的思想基础。胡适在1930年代《〈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导言》中回顾文学革命时指出，文学革命有两个中心思想：“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他认为，中国新文学运动的一切理论都可以包括在这两个中心思想里面。他说：“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他要用这一个观念来排斥中国一切‘非人的文学’，来提倡‘人的文学’。”[6]周作人认为，“‘人’的真理的发见”是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的结果。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提出，“从新要发见‘人’，去‘辟人荒’”。 周作人将中国传统的文学全部作为“非人的文学”排斥掉；然而，实际上，这种“‘人’的真理”却是资产阶级对于“人”的定义。

在对于文学的重新定义中，左翼提出了有关文学的阶级性的问题。蒋光慈认为，说文学是超社会的，说文学只是作者个人生活或个性的表现，这样的说法是很谬误的。他说：“一个作家一定脱不了社会的关系，在这一种社会的关系之中，他一定有他的经济的，阶级的，政治的地位——在无形之中，他受这一种地位的关系之支配，而养成了一种阶级的心理。”[7]尽管蒋光慈对于的文学的阶级性的理解过于机械，但是，他提出了文学创作的社会性和阶级性的问题。梁实秋与左联就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梁实秋说：“文学的国土是最宽泛的，在根本上和理论上没有国界，更没有阶级的界限。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不同的地方是有的，遗传不同，教育不同，经济的环境不同，因之生活状态也不同，但是他们还有同的地方。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和恐惧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8]冯乃超批判了梁实秋的人性论。他认为，人性离开特定的时代和社会，就变成抽象的概念。梁实秋的错误就在于，把人性普遍化和永恒化，而不能从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形态中去具体地认识它。从恋爱来说，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恋爱就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离开社会生活而谈性欲的时候，就是生物学和医学的课题。“人性如果不是生物学医学所管辖的那些，我们应该通过社会学的光辉去理解它。”冯乃超指出，艺术史说明，阶级性深刻地渗透于文学之中。比如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兴衰有它明显的社会阶级背景：“法国的悲剧是发现于路易十四时代之整然而高贵的王政确立了礼仪。纤美的贵族的设备，壮美的象征，宫廷生活的统治那个时候，而消灭于宫廷贵族及宫廷道德没落于革命的打击下面那个瞬间。”而作为新兴资产阶级艺术的博马舍则不再遵守古典主义悲剧的主人公只能帝王英雄，而下层人物则只能成为喜剧人物的艺术规定，而创造新的市民阶级的戏剧。这就是艺术上的阶级斗争。他认为，不仅不同的阶级会创造不同的文学，而且，对于同一文学艺术，不同时代和不同阶级对于它们的欣赏也是不同的。[9]

以“讲话”为中心的毛泽东文艺思想是中国现代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是对于五四文学的一个超越。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建构过程中，我们一般将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当代文学”的起源。毛泽东的“讲话”为“当代文学”提供了不同于现代文学的新的理论内容。“讲话”成为了当代文学发生、发展和变化的一个最重要的坐标和参照。当代文学中所发生的变化与冲突同对于“讲话”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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