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重新理解赵树理

要重新理解毛泽东的“讲话”，我们必须重新理解赵树理。重新理解了赵树理，我们才会重新理解毛泽东的“讲话”。

鲁迅和赵树理是最杰出的表现中国农民的作家；但是，鲁迅和赵树理对于农民的表现有根本的不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时代，而且因为他们不同的立场。鲁迅是从启蒙知识分子的立场出发，来描写和表现农民的。他笔下的农民都是像闰土一样“沉默”和被动的。只有到了赵树理的小说里，农民才真正成为具有历史创造性、要求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公。赵树理的小说反映了中国农村的觉醒和变化以及中国农民的翻身、解放、憧憬和欢乐。郭沫若在赵树理的评论中兴奋地写道：“我是完全被陶醉了，被那新颖、健康、朴素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感情，新的作风，新的文化。”[10]赵树理的创作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特殊的形态。毛泽东在写给《逼上梁山》的作者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的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11]

李杨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中引述了曹文轩对高晓声小说主人公的评论：“这个形象不管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与场合出现，总能使人感叹；‘真是个农民！’我们谁都能意会到，‘农民’在这里被说到，不仅仅是指从事农业劳动的一个阶级。而主要是指与‘保守’、‘厚道’、‘勤恳’、‘吃苦耐劳’、‘吝啬’、‘容易满足’等品质组合起来的某一类形象。”[12]李杨追问，曹文轩上述有关农民的特点是农民本身的特点，还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现代作家的创造呢？李杨指出，有关中国农民的“本质”这类知识的缔造与中国现代启蒙主义作家鲁迅有关。鲁迅对于农民的创造，与他启蒙的知识谱系有关。鲁迅笔下乡村的落后、野蛮、封闭、沉闷和农民灵魂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与鲁迅作为启蒙知识分子所建构启蒙者群众、知识分子农民、觉悟愚昧这样的对立图式有关。李杨引用了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中对这一启蒙知识分子建构的图式的批判性的评论：“新文化对于乡土社会的表现基本上就固定在一个阴暗悲惨的基调上，乡土成了一个令人窒息的、盲目僵死的社会象征。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的短篇小说《祝福》和《故乡》，当然还有《阿Q正传》。……新文学主流在表现乡土社会上落入这种套子，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新文化先驱们的‘现代观’。在现代民族国家间的霸权争夺的紧迫情境中，极要‘现代化’的新文化倡导者们往往把前现代的乡土社会形态视为一种反价值。乡土的社会结构，乡土人的精神心态因为不现代而被表现为病态乃至罪大恶极。在这个意义上，‘乡土’在新文学中是一个被‘现代’话语所压抑的表现领域，乡土生活的合法性，其中可能尚还‘健康’的生命力被排斥在新文学的话语之外，成了表现领域里的一个空白。” 孟悦指出，在1940年代延安作家的笔下，鲁迅式的原始、愚昧、麻木、冷漠的农民形象为快乐、开放、进取的新农民形象所取代，“五四以来主导文坛的暗淡无光、惨不忍睹的乡土表象至此为之一变。”[13]这种明朗、幸福的乡村景象在1950~70年代的中国文学中得以进一步展开。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浩然的《艳阳天》和《金光大道》以一种不同于五四时代的知识方式，塑造了“农民英雄”的形象，书写了全新的农民“本质”。像《创业史》中主人公梁生宝就是这种“新农民”的典型。因此，以梁生宝这种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创造，标志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的一个高峰。“在柳青的理解中，《创业史》并不是通过梁三老汉的选择表现农民的成长的‘现实主义’小说，而是通过梁生宝的形象创造中国农民的新的本质”。李杨指出，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农民”的形象曾经呈现出不同的面目。农民并不是自然的产物，而是历史的产物。因此，“农民”不应该被抽象化和本质化，而应该历史化。而这种对于农民“历史化”的理解最早始于1928年革命文学论争中左翼文学对于鲁迅的批判，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钱杏  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1930年代，蒋光慈、叶紫、洪深和茅盾等左翼文学对于农村的生活表现已经产生了不同于鲁迅小说的新的面貌。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尤其是后来柳青的《创业史》表现了新的农民的形象。《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形象之所以在1950年代的批评家那里受到高度的重视和普遍赞扬，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当梁生宝形象的重要性受到怀疑的时候，以至于柳青出来亲自为梁生宝辩护，这是值得思考的。严家炎和邵荃麟他们的评论中对于梁三老汉的肯定当然有其合理的地方，但是也有其明显的的局限性。梁生宝是一个真正的创造。他是一个崭新的农民形象。这样的农民形象在文学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从鲁迅以来的现代文学传统，我们熟悉了阿Q、闰土和祥林嫂这样的人物。即使在赵树理那里，周扬也认为，小字辈的人物，正面的人物的描写还是不够的。周扬特别重视新人创造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从来都把农民写得趴在地上，并且认为只有写得趴在地上才是农民，如果站起来了，就不是农民了。梁生宝这个形象的意义，正是在于他创造了不同于既往的社会主义新农民的形象。梁生宝这个形象对于《创业史》的整体构思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可以说，没有梁生宝，就没有《创业史》。《创业史》创造了一种新的生活形态，表现了一种自觉地掌握历史命运，不同于启蒙主义笔下苦难的当代农村生活。

按照我们一般的理解以及通常的文学史描述，赵树理被看作是毛泽东“讲话”的实践。尽管在当时延安提出了“赵树理方向”这样的说法，但是，实际上赵树理在当代文学的实践中一直不处于中心地位，从来没有成为当代文学的主流，而且在当代文学实践中很快就被排斥。事实上，赵树理的出现并不是在毛泽东的“讲话”以后，而是远在毛泽东的“讲话”发表之前。我们知道，赵树理也不是延安所产生的作家。值得注意的是，在“讲话”以前，赵树理的创作即使在解放区也是受到压抑的，甚至没有办法得到出版。赵树理的创作不是受到毛泽东“讲话”的影响，而是直接接受1930年代左翼影响。赵树理对上海“左联”关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十分关注，并且写了提倡文艺大众化的文章。赵树理回忆说，他“有意识地使通俗化为革命服务萌芽于1934年”。[14]1941年冬，太行区抗日根据地文联举行文艺创作座谈会，赵树理在会上为通俗化大声疾呼。抗日战争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文艺大众化进入了新的阶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传到太行山根据地以后，赵树理读了非常兴奋，认为毛主席批准了他的通俗化的主张。[15]

我们一般都把赵树理理解成为一个“农民作家”。赵树理确实立志为没有文化的农民写作，重新调整了作家与读者的关系；可是，另一方面，实际上，赵树理不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民间艺人，而是接受了现代新文艺和现代新知识的洗礼。他在学生时代受到了欧化新文艺的影响，热心于写作新诗和小说。在1930年代左翼文学运动高潮中，赵树理自觉接受左翼文学运动的影响，自觉地实践左翼文学运动通俗化的主张。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中提出，文学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胡风指出：“新文学运动一开始，就向着两个中心问题集中了它的目标。怎样使作品的内容（它所表现的生活真实）适应大众底生活欲求，是一个；怎样表现那内容的形式能够容易地被大众所接受——能够容易地走进大众里面，是又一个。……八九年来，文学运动每推进一段，大众化问题就必定被提出一次。”[16]今村与志雄在《赵树理文学札记》中指出：“如果我们看一看提倡文学大众化的四个时期，就不难发现，每一次讨论都处在中国民族的存亡危机时期。在这种意义上说，文学大众化的历史，也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因而，它构成了中国革命的一环，同时在每一个时期，中国文学也都获得了新的生命。”[17]

“五四”文学高举“平民文学”和“通俗文学”的旗帜，然而，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是新文言，他主张“第二次文学革命”，主张来一次“无产阶级的五四”。他主张采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在1928年革命文学的倡导中，成仿吾在《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提出：“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18]瞿秋白在《“我们”是谁》中指出：“革命的和普洛的文艺自然应当是大众化的文艺……普洛文学一开始的时候，就提出‘大众化’的口号。”[19]冯雪峰在《论文学的大众化》中说：“‘文学大众化’这个任务，应当作为中国普洛革命文学运动当前的最主要的任务而提出。”沈端先在《所谓大众化的问题》中引述列宁《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的论述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乃至艺术——本质上，就是非为大众而存在不可的东西。”“第一，艺术非为着民众，为着几百万勤劳的大众，——就是为着工人农民而存在不可。”[20]1930年《大众文艺》集中展开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左联”将文艺大众化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成立了“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了文艺大众化的讨论。但是，由于的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的文艺理论无法得到真正的实践。 赵树理长期自觉地进行通俗化的实践，并在抗战时期“文章下乡，文章入伍”和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过程中脱颖而出。并不是毛泽东的“讲话”产生了赵树理的文学，而是正如赵树理自己所说的，是他的创作得到了毛泽东的“讲话”的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无疑提高和肯定了赵树理创作的地位。正如胡适所倡导的五四文学革命提高和肯定了通俗的小说戏剧的地位一样。

参考文献：

[1] 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第11页，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2] 丙申《“五四”运动的检讨》，《文学导报》第1卷第2期（1931年3月）。

[3] 史铁儿《普罗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文学》第1卷第1期（1932年1月）。

[4] 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文化批判》第2号（1928年2月）。

[5] 钱杏  《中国新兴文学中的几个具体问题》，《拓荒者》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

[6]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7] 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太阳月刊》第2期（1928年2月）。

[8] 梁实秋《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新月》第2卷第6、7号（1929年9月）

[9] 冯乃超《文艺理论讲座》（第二回），《拓荒者》第1卷第2号（1930年2月）。

[10] 郭沫若《〈板话〉及其他》，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175页。

[11] 毛泽东《给杨经如萱、齐燕铭的信》，《毛泽东文集》第3卷，88页，人民出版社，1996年。

[12] 曹文轩《20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第3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第87页，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

[14] 赵树理《回忆历史 认识自己》，《赵树理全集》第5卷。

[15] 史纪言《赵树理同志生平纪略》，黄修己编《赵树理研究资料》76页，北岳文艺出版社，1985年。

[16] 胡风《大众化问题在今天》，《胡风评论集》中，人民文学出版，1984年。

[17] 今村与志雄《赵树理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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