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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与三种类型的现代主义流派（之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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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6:2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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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一个又一个新故事的产生，随后，对自身的疑惑又使主人公分裂成相互对立的两个自我，要不就是新的艳遇又导致新的紧张或新的顿悟。
早在这些作品出版的十年之前，即1932年，沈从文就写下了《凤子》的绝大部分完整的篇章。对湖南地方色彩及纯朴的风土民情的理想化描写使这部作品显得非常浪漫。对农村市场的描写多少带点讽刺意味，买卖牲畜和打冤家的场景“一切一切皆如同新感觉派的动人的彩色图画”。但在这部作品中，我也看到了沈从文运用主观分裂技巧的早期样板。他这时的技巧还不像后来的作品那样“难于理解”，因为故事中的男性人物都很分明：尽管事实上连姓甚名谁都没有道出，但年龄和社会地位的区分却是明确的。只有一个二十岁的女人有名字：“凤子”。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现代意义上的张兆和，1932年的时候沈从文正一门心思要取之为妻，但好事多磨，一年多以后方才如愿，大致情况我们从其他一些故事中也能推断。将故事中的人物与沈从文的自传相联系，可以看出所有的男主人公都大致代表着沈从文的不同侧面。在人物与情节的统一上，沈从文跟读者又开了个玩笑。
《凤子》是一部普鲁斯特式的通过具体印象追忆往事的作品。故事的展开犹如双重的寓言。故事开始就推出一个因失恋而郁郁寡欢的湘西小伙子。认真的读者能够看出小伙子其实就是沈从文的化身-他的失恋不过是沈从文当时没能征服张兆和的内心景况。但故事中并未点出“湖南”和“湘西人”，只有神秘的“XX”。叙事在年轻人的脑海中流进流出，间接地告诉读者他之所以逃离北京乃是为了有一段时间使自己精神上得到康复。他经常一个人长时间在阳光明媚的青岛海滨漫步，读一些“XX”（佛家的）经文。在往海边的路上，他碰到一个比他年纪大对他很友善的绅士，一个乡绅。这人并不是土生土长的湘西人，而是一个在城市长大的中年贵族，1911年革命后被省矿务局派到苗族地区去的。他在湘西的向导是个五十出头见多识广的苗人头领，正是这个向导使他（当时才三十岁）迷上了湘西的神奇。向导成了年轻的城里人的师傅，整天和他谈论深邃的哲学问题，谈论神、自然以及习俗和历史的影响等等，鼓励他去掉城市人的虚情，尽情感受当地女人和她们的歌声所表现的独特纯情与智慧。
那城里人的故事，他对久远往事的追忆，占这部未完稿的小说后三分之二的内容。前三分之一讲的是年轻的湘西人逃离北京，其中一小部分回顾他与那位城里绅士熟悉前几个月的生活。有一天黄昏，落日的余辉洒在海面，金光闪闪，年轻人站在绅士的院墙之外，无意中听到一个中年男人正在与凤子谈论人生的意义。
作者沈从文对人物的身份故作神秘。一开始，并没有指明与凤子谈话的男人就是湘西小伙子的绅士朋友，听到他说话时似乎是个“老年人”，年轻人的回忆中也是这么个形象，而青岛新交的绅士朋友则是个五十出头的“中年人”。然而，事实上“老年人”和中年人原来是同一个人。此外，从他们类似的痛苦经历中，作品还指出了逃离北京的湘西小伙子和青岛老者之间更深一层的联系。谁也没有姓名，但两人都是“隐士”，一个年轻些，另一个老些。年轻的似乎就是作者沈从文自己，沈从文1932年的时候虽然还不到中年，也快三十岁了；但小说中郁郁寡欢既像教授又像学生的年轻人大概只有二十岁。透过这些人物的相似之处，我们可以认为，年轻人折射着作者的影子，知道自己的年龄，知道自己还年轻-还“可以救药”-而在绅士身上，他把自己看得要老得多-五十出头-内心或许更老，特别是面对凤子的时候，凤子实际上跟张兆和一样大，刚刚二十岁—正当豆蔻年华。
寓言的第二层含义随着绅士回忆革命后他在湘西的经历而显现。他当时大约三十岁-更接近作者沈从文的年龄，比故事中他所教导的湘西新朋友（他我）要大得多。担任城市青年师傅的苗族总爷五十开外，与目前的绅士差不多。青岛绅士与原居北京的湘西知识分子（或者说作者沈从文更老成的超我之对于其尚且稚嫩的自我）之间的师生关系于是又再现着早期（但作品中是后来）通达的乡下苗族总爷与当时还年轻的青岛绅士之间的师生关系。读者兜了一圈终于明白苗族总爷用以教导年轻人的哲理乃是作者沈从文的主张。苗族总爷只是作者的传声筒，宣扬一种敬畏生命的泛神意识，赞美那块充满宗教色彩、远离政治的土地的纯净与生机。不仅如此，逃到青岛的年轻人（这是最接近作者的他我）又隔墙听到人到中年的绅士向凤子贩卖同样的哲学—而这正是作者沈从文（故事中隐喻的年轻人想当的角色）的用意所在。每一个男性人物都代表沈从文的一面，为自我剖析而展开，用心总在张兆和。张兆和也有自己的影子，那就是故事中以歌声使三十岁的年轻人神魂颠倒的苗家少女。
叙事的分解
沈从文叙事主体的分裂和人物主体的分裂，颠覆了读者对叙事与人物性格发展的传统心理预期。通过各种叙事风格与模式的转换，他把叙事的顺序也打乱了。更有甚者，他有时还会把已经讲过的故事重讲一遍，把时间推得更远，或者换一个新的角度。《凤子》将心理上和象征意义上重现的内在主观状态与大段的地域和社会风情描写融合在一起，而且常常没有任何过渡。甚至叙述人物经历的篇章里也是冗沉的哲学讨论夹杂着欢快的青春情歌。
沈从文早年的作品，许多都是叙事与书信体交织在一起；后期作品如《凤子》、《八骏图》、《看虹录》（50）等，也还在运用书信作为叙事方法。沈从文对各种风格和模式其实是兼收并蓄。较早的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1928）可以说是一幅展开的“叙事方式大杂烩”（彭小妍1994：41），显然吸收了许多曾经被同时代人认为是标新立异的作品的风格模式，如乔叟的《鸟儿回旋曲》、斯威夫特的《格列弗游记》、斯泰恩的《项迪传》、呐什的《不幸的旅者》以及卡罗尔的《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等。有的批评家（包括沈本人）认为《阿丽思中国游记》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其讽刺意味过于传统。然而，彭小妍则认为该小说“很前卫”。这就为起码将之视为沈从文现代主义的先导作品的观点打开了口子。
就沈的更具实验性的作品而言，《凤子》中打乱线性叙事的方式是颇为独特的。除了年轻人偷听到不知名人物间充满神秘色彩的对话之外，开头几章展现的主要是中年“隐士”的经历，然而，此前却有好几页纯粹地理和历史的描写，不牵扯任何“人物”（329—32）。有将近一章是描写矿区的（六；340—44），又穿插在“隐士的故事”当中，使他的视角又发生了改变。他的故事不仅包括他的身世，还有形而上的长篇大论，谈上帝和宗教的本质、乡村生活的灭亡，湘西独特的风土民情、艺术之不足以表现美、衰老的影响，以及心灵和精神上对浪漫的渴望。
《看虹录》中的主要故事写的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一间暖屋里梦幻般的浪漫奇遇（或许是沈从文对昆明时期的女友高青子的回忆、向往和想象），结构上是比较传统的，还加了一种序言和一种后记。在不长但却紧凑的序言中，漫步的我—叙事人（八成是作者）在夜色中徜徉着由一座拱门走进“空虚”。他走进一所院子，又走进一间屋子，小说中间将要展开的主要故事就发生在这间屋里，从而使他与一位美女的邂逅充满戏剧性。序言和主要故事中都刻意描写屋子外浓郁的“梅花芳馥”，由此确定两间屋子是同一个地方。还在序言中，叙事人便开始读一本“奇书”：在随后的部分才展开的那些事件，虚构的生活，被写成火焰熄灭，留下的唯有灰烬。中间的戏过后，序言中的“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拱门，接着往下叙事，思考着人生与艺术的真谛。
不难看出，故事中间充满激情的主人公与序言和后记中的叙事人“我”乃是同一个人。然而，也有令人不解之处。主要情节中的男性恋人在故事中是以第三人称“客人”（造访屋子）出现的，而其女友则是屋子的“主人”。这一部分交织着两个人物的意识和潜意识的思绪，最后是彼此意识流的交感。此外，时态用的可能是现在时。看不出来他们的相遇是回忆还是幻觉。同时我们也无法断定情侣间想象中或者反复想象中的那场相遇，从序言和后记中主人公所感觉到的“世纪时间”看，故事是发生在意识的一闪念间，还是几分钟之间，抑或是点完一支蜡烛的时间，不得而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学院派现代主义与西方现代主义倒有异曲同工之处；将时间视为某种主观经验。但是，沈从文更为关注的是生命力本身和生命的短暂，而不仅仅是时间。
从叙事角度看，《水云》要“难解”得多。叙事人“我”将自己成年的经历主观地回忆成对人生、艺术和爱情的一系列教训，而他那争强好胜或宿命或乐观的他我则时不时地介入发表一些高论。故事的进展使熟悉的读者会将情节发展的时间和顺序与两种背景联系在一起：一是沈从文的主观意识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写的重要作品，有些与标题统一，有些则只能借助暗示加以推测；再就是他主要的与女人的三次交往，他妻子显然不在其内。仅此就够复杂的了，不要说叙事还被分成了六个部分。一部分以“两年后”开始，从而诱使读者将其他部分视为线性的叙述。可是，有的部分在时间上又是倒叙的，这就使读者不得其解。更难解的还有沈从文对语言的使用。他的词义和描述的对象总是晦涩难懂，这一点下文着重讨论。
文体的分裂
有时，沈从文作品语言之难解，连不少中国读者都非常恼火。就像许多五四时期的作者那样，沈会不时生造些在有的读者看来西化的句子，他也造词，将原来互不相干的字揉在一起。废名的用语半文半白，故有一种陌生化的现代效果（史书美2001：194—95）；而当沈从文把原本不相干的字放在一起的时候，令人感觉他又像古典诗人又像个现代实验主义者，不自觉地受到他个性深处富于抒情性的影响。
在哲学和宗教气质方面，沈从文声称他喜欢“抽象”，他后来的几部作品的语言也大都如此。我上面提到的几部沈从文的现代主义经典作品中，除了凤子，没有一个人物是有名有姓的。人称代词“我”乃是抽象主观性的最为具体的表达方式。读者也许还记得沈从文在《记胡也频》（1931）中就竭力避免使用专有名词。他喜欢称主人公“海军学生”而不是叫名字。在《记丁玲》中，他故意用代词和婉转的提法指称冯雪峰和冯达，而不提他们的名。
在《凤子》中，男主人公们一概被称为：“青年男子”和他的“隐者朋友”或“老绅士”；“老绅士”在苗区时被称为“城市中人”，苗族向导又叫他“老师”。苗族头人被叫做“总爷”或“一地之长”。在《看虹录》中，只有“客人”和屋子女“主人”，这是序言部分“我”所能想象的一种抽象和客观地表达意象中人物的奇特方式，尤其这里又明显地暗示，“客人”就是他本人，细心的读者有理由相信“客人”等于沈从文。
《水云》是最难读的作品。叙事全是第一人称。称为“我”的叙事者偶然遇见的女人们都没有姓名，也没有简单地被称为“女人”，而是故意用了“偶然”两字；这里，沈通过将一个副词“偶然”与句子搭配而变成他所发明的抽象名词，甚至代词。意思是“偶然碰到的人”。作为名词的“偶然”，有时指“它”，有时又指“她”。但即便当“偶然”一词似乎已表示代词“她”，其最初在第一页中出现时的副词含义也没有完全丧失。沈从文或许因为徐志摩曾写过一首叫“偶然”的诗（与一位女人的偶然相遇）而对该词情有独钟。中文中开头的名词可以同时既是复数又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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