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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南文与玉溪诗——论李商隐四六文对其诗歌的影响

时间:2009-8-8 16:43:22  来源:不详
二百字,至少用了十三个事典,密度是相当大的。商隐四六文,拥有众多类型。包括表、状、启、牒、祝文、序、书、碑、铭、祭文、黄箓斋文等多种样式,涉及社会人事范围极为广泛。玉溪集中,写政治和写人生感慨的诗,所用典故在其四六文中经常可见。《安定城楼》、《贾生》、《哭刘司户□》、《九日》、《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送郑大台文南觐》、《汉宫词》、《漫成三首》等篇,所用典故,大部分在其四六文中反复出现。长篇而又多典的,像《有感二首》、《井泥》、《奉使江陵途中感怀寄献尚书》、《今月二日不自量度辄以诗一首四十韵干渎尊严》等篇,其中典故在四六文中也多曾被运用。玉溪集中固然有诗情不足而用典故堆砌成篇的,如《忆雪》、《残雪》、《喜雪》等,但多数都能用得很成功;商隐在诗中所表现的驾驭典故的能力,与四六文的功夫密不可分。因作文而大量反复用典,可以说已经将各种典故盘熟盘活了,信手拈来,即能成功。

“言对为易,事对为难。”一般言语的词汇量,比事典的词汇量大得多。言对从众多词语中,选择一个可以形成对偶的词语较为容易;事对在少量词语中寻找对偶则相当困难。一般词语通过组合变化去适应对偶的要求相对容易,事典受原来事件、人物、背景的限制,在词语上伸缩变化,适应对偶,无疑较难。典故是一种暗示,由今日之情之事之理,求以古代某事把它暗示出来,甚至要求比直说更深刻透辟,更具有感染力和启示性,决非轻而易举。四六文和诗歌,都要求有韵味,且受字数音律的限制。使用典故,不能像散文那样放手叙述,没有节制。须将一些事典诗化、简约化,使之成为能用少量词语提示的意象,以适应诗歌语言在字数音律方面的限制。中国诗歌从《诗经》时代发展到唐,经过历代文人创造和运用,将许多词语诗化了,成为饱含诗情画意的词藻或意象,为诗家所用。但这种诗化,是从自然意象和一般社会生活方面,一步步向前推进和积累的,事典的诗化则发展较迟。李商隐诗歌所用的事典,将近半数出自魏晋以后,许多都不是熟典,甚至是首次发掘之典。商隐在四六文写作中大量隶事。当事典被 熔 裁到能适应四六文的语言要求时,同时也就大体上能符合诗歌的语言要求了。从诗歌创作角度看,李商隐的四六文写作,是为诗歌用典做了材料上的准备和技巧上的锻炼。

用典的方式是多样的。方式不同,功能和效果也不同。宋人魏庆之《诗人玉屑》云:“文人用故事,有直用其事者,有反其意而用之者。李义山诗:‘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虽说贾谊,然反其意而用之矣。……直用其事,人皆能之。反其意而用之者,非学业高人,超越寻常拘挛之见,不规规然蹈袭前人陈迹者,何以臻此!”又云:“有意用事,有语用事。李义山‘海外徒闻更九州’,其意则用杨妃在蓬莱山,其语则用邹子云:‘九州之外,更有九州。’如此然后深稳健丽。”前人注意并推崇义山的用典不是偶然的,他对典故有透彻的理解,多方面的把握。同一个典故在他手中往往有不同用法和多种用意。如用庄生梦蝶的典故,有“漆园之蝶,滥入庄周之梦” (《为白从事上陈许李尚书启》) ,喻自己不够条件而冒滥受聘于对方幕府,又有“蝶过漆园,愿入庄周之梦” (《上华州周侍郎状》) ,乃并非已经入幕,而是希冀入幕。文中这两处用典,与原典阐发的哲理无关,且蝶是蝶,庄周是庄周,与原典中庄生化蝶,人与蝶一体不同。而到了《锦瑟》诗中则是“庄生晓梦迷蝴蝶”,也不是用原典的哲理,而是表现一种人生如梦的迷惘之感。李商隐擅长将典故的内涵加以增殖改造,用典的方式也别开生面,如常常把典事生发演化成与原故事相悖的势态,由正到反,正反对照,扩大或改变其内涵。

虽有祭以呈文,终无城而验哭。 (《韩城门丈请为子侄祭外姑公主文》)

柱础成润于兴云,辙鲋何阶于泛海。 (《上座奉李相公状》)

春秋时齐国杞梁殖战死,杞梁妻哭之,城为之崩。说无城验哭,属于反用典故。涸辙之鱼,本是求升斗之水以救性命,这里变为慨叹无缘通往大海,是对原典的改造。樊南文中关于贾谊的典故达二十多处。宣室受召,历来被认为是君臣遇合的荣耀之事,樊南文中也正面使用过,但在《贾生》中却写成“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这样精警绝伦地用典,无疑是贾生典故经多次运用,思考深了,因而化铁成金,产生了新飞跃。

商隐代郑亚写的《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评论会昌年间泽潞叛将刘稹企图勾结其他藩镇对抗朝廷的狂悖与侥幸心理:“姑务连鸡,靡思缚虎!”鸡性好斗。《战国策·秦策》云:“诸侯不一,犹连鸡不可俱止于栖。”“姑务连鸡”是反用。吕布被缚,要求宽解。曹操说:“缚虎不得不急。”“靡思缚虎”也是反用。虎尚且被缚,鸡即使能暂时联合,又有何用?商隐有七绝《赋得鸡》云:“稻粱犹足活诸雏,妒敌专场好自娱。可要五更惊稳梦,不辞风雪为阳乌?”借鸡为喻,揭露藩镇跋扈利己、贪婪好斗的本质。他们各怀敌意,互不相容,固然不会为中央王朝效忠,但彼此也不可能构成真正的联盟。诗文用同一典故,虽分属不同文体,但作家在创作的酝酿构思过程中,其间自有灵犀相通。

三 樊南文风与玉溪诗风

对偶和用典是李商隐四六文和诗之间相互沟通的重要方面,结合这两者,进一步把握其它诸多因素,则能看到樊南文风与玉溪诗风在更多方面的联系甚至对应。

四六文不同于散文的白描直说,简省朴实。它讲究铺排文饰,形式整炼,用间接展现形象或事典的方式表达内容。这样,它除了偶俪和用典外,还有不少方面值得注意。如遣词造句不循散文所代表的常规。为了安排典故,追求表达上的委婉含蓄,形式的工整和音节之美,常有词序的颠倒错综,成分的省略,以及句与句之间、联与联之间的间隔、距离、跳跃等特点。如《代李玄为崔京兆祭萧侍郎文》;

呜呼!令惟《逐客》,谁复上书?狱以党人,但求俱死(指文宗大和末年李训、郑注专权,借惩治朋党为名,打击朝臣)。衔冤遽往,吞恨孤居(指刑部侍郎萧浣被贬)。目断而不见长安,形留而远托异国(写远贬的处境心情)。屈平忠而获罪,贾谊寿之不长(写其忠贞和被迫害早死)。才异炎凉,遂分今昔。粤自东蜀,言旋上京(写其丧之归)。郭泰墓边,空多会葬;邓攸身后,不见遗孤(会葬者多而无子嗣)。信阴骘之莫知,亦生人之极痛。 写唐文宗大和年间李训、郑注当权,大量贬斥朝臣和萧浣的贬死、归葬。文句多有跳跃,从“狱以党人”跳到远贬,从远贬跳到归葬,从会葬者多到无嗣绝后。避免平直的叙述,侧重抒情和形象的展示,在写法上与诗歌类似。写萧浣远贬的处境和心情:“目断而长安不见”、“形留而远托异国”,按一般的散文语序,应该是“长安不见而目断”、“远托异国而形留”,为了加强语意的表达,将“目断”、“形留”提前置于句首,这种变换词序的做法,也正是诗歌里面常有的现象。将这篇祭文与玉溪诗中《哭遂州萧侍郎二十四韵》,特别是与其中“初惊逐客议,旋骇党人冤”、“有女悲初寡,无儿泣过门”、“朝争屈原草,庙馁若敖魂”、“始知同泰讲,徼福是虚言”等联相对照,可以见出其词采、风貌、神味、气调,都非常接近。

由于四六句式调配组合的需要,以及构成俪偶和 熔 裁典故的需要,四六文中虚字的地位也很重要。骈文是双句,需要连属和策应。没有虚字,前后往往难以构成属对,难以表现承转起伏。虚字在骈文中,往往用于句子开头和吃紧处,为诵读时吃重之所在,密切关系文气和语意的表达,如《上兵部相公启》中一段:

扶持固在于神明,悠久必同于天地(指令狐楚诗的石刻受神明保护,将同天地不朽)。况惟菲陋,早预生徒(指早年在令狐门下)。仰夫子之文章,曾无具体(谦言未能学好令狐楚的文章);辱郎君之谦下,尚遣濡翰(指受命书写令狐楚之诗)。空尘寡和之音(书法不佳,有污楚诗),素乏入神之妙。

兵部相公即指令狐绹,商隐受令狐绹之托,书写其父令狐楚生前之诗,供刻石用,写成后,上此启于令狐绹。启中涉及自己与令狐绹父子的关系,推崇令狐楚之诗作,谦称自己文未能继承令狐楚,书法于楚之诗亦有所不称,等等。将这些内容表达周到贴切很不容易,文中的虚字既是构成属对的纽带,又对情意的表达起重要作用。首二句“固在”与“必同”之间有转进一层的关系,强调其诗将传而不朽。三四为散句,“况惟”二字,转入双向铺写。五至八句“仰”与“辱”分别用在父子两人身上,极见分寸。“曾”、“尚”一纵一收,愈见之谦下和念旧,九、十句,“空”与“素”相对,前后策应,更加强了自谦和受绹爱重之意。这些虚宇使文气贯通,文意得到周全的表达。四六文中这种虚字运用,也自然会与商隐诗歌创作产生联系。诗歌,尤其是近体诗,一般忌用虚字,但商隐诗虚字用得多,如《九日》诗:

曾共山翁把酒时,霜天白菊绕阶墀。十年泉下无消息,九日樽前有所思。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郎君官贵施行马,东阁无因再得窥。

除二、七两句外,其余六句均有虚字。中间两联,用“有”与“无”、“不学”与“空教”构成反对,表达对令狐楚的思念和对令狐绹的不满。“无消息”、“有所思”,先蓄势,后放开。“有所思”,承上启下,复以“不学”和“空教”相呼应,一气鼓荡,表现感念和怨愤交并的心情,将此诗与上引《上兵部相公启》合看,《启》中虽不免因为有违心之言跟诗中对令狐绹的态度不同,但在运用虚字使诗文脉络流畅、情意充分表达方面,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六文作为应用文,其铺排藻饰和含蓄委婉,用于交际场合,非常得体。商隐在努力发挥四六文这一性能,并习惯和擅长于这种表达方式时,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是深刻的。作为应用文和官府文书,有些内容用散文表达可能比较简单,分量和庄重感或许不足,四六文则有其独特效果。如为郑亚起草的任命县令的官牒:

蒋琬沉醉,未如巫马之戴星;王衍清谈,岂若韩棱之去雹?勉修实效,勿徇虚名。 (《为荥阳公桂州署防御等官牒》)

戒对方不要讲空话,不要贪酒。如果直说,未免简单,写在官牒上亦欠典雅。四六文则有两组前修往事构成的反对,褒贬自见。又有“勉修实效,勿徇虚名”一正一反的劝诫,显得语重心长。商隐寄给卢宏止的《上度支卢侍郎状》,表达渴望对方由度支荣升宰相,以及自己将至京投靠的心愿:

伏愿荣从司计(度支),入赞大猷,鼓长楫以济时,运洪钧而播物。则某必冀言旋上国,来拜恩门,一吐汉相之茵,一握周公之发。

其中的意思,若轻易地直说未免卑俗,甚至尴尬。此处则郑重其事,甚有情味。说对方为相是长楫济时,洪钧播物。拜见时“一吐汉相之茵,一握周公之发”,不仅亲切,而且指对方为丙吉、周公,自己则为受礼遇的贤才,也颇见身份。这类书启与作者呈献给杜   等人的诗歌从构思到表达方式都非常相近。

四六文用于书启,在有些不宜于直说和明说,需要委婉其词,甚至隐约暗示的情况下,最能发挥其文体的优长。如武宗朝李德裕执政,牛党遭受贬斥。宣宗朝,李党被逐,原被贬在外的牛党人物复起。大中元年,郑亚作为李德裕集团重要成员,外放为桂管观察使,处境恶劣,需要谨言慎行。商隐在代郑亚写给牛僧孺的状中,一则说:“某窃计前经,遐追曩躅。险而不坠,邵公所以能谏;约而无衅,重耳所以复还。” (《为荥阳公上衡州刘相公状》) 再则说:“虽世途则有污隆,而吾道终无消长。忆昨暂非利往,远适荒陬。仲尼之不陋九夷,子文之能三已。永言阃阈,实冠品流。” (《为荥阳公贺牛相公状一》) 都是避开具体事件,避开对问题性质的正面评论。只按“夷险一致,左右皆安” (《为荥阳公贺牛相公状二》) 意思,浑沦地说,既问候对方,又不涉及牛李两党的是非。而当李德裕由宰相贬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时,给德裕状中则云:

今者长君惟睿,元子(太子)有文。当深虑之所关,必殊勋而是赖。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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