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用山涛等一系列典故，暗指太子保傅之职，既不明说德裕贬后的任职，同时又把这类官职说成是德高望重的贤者之位，以慰对方之心。后用“金縢”、“玉铉”之典，意在劝德裕颐养保重，等待有金   被开启，疑忌被解除，重居原位，再光相业之时。这是郑亚、德裕等同集团中人物隐传信息与情感的文字，多弦外之音，少直露之词，把情感心意借典故予以表达。隐约暗示是玉溪诗的重要特征，而上举两例可见这一特征在樊南文中的表现，也是很突出的。

本文开头，曾引清人贺裳之言:“温李俱善作骈语，故诗亦绮丽。”贺裳把商隐诗之绮丽，看成是受骈文的影响。认为二者共同具有绮丽的特征，颇具眼力。上述关于对偶、用典、句法、虚字，以及表达方式的隐约含蓄都给诗文增添了绮丽之美。但商隐诗文的绮丽，还包含内在的情韵之美。四六文本身即较散文更重情韵。义山四六文是在丽辞的同时，更有一种情调气韵，增添了文之妍美。类似其诗之所谓“深情绵邈”、“哀感顽艳”。如《奠相国令狐公文》:

呜呼!昔梦飞尘，从公车轮;今梦山阿，送公哀歌。古有从死，今无奈何。天平之年，大刀长戟。将军樽旁，一人衣白。十年忽然，蜩宣甲化。人誉公怜，人谮公骂。公高如天，愚卑如地。脱   如蛇，如气之易。愚调京下，公病梁山。绝崖飞梁，山行一千。草奏天子，镌辞墓门。临绝丁宁，托尔而存。公此去邪，禁不时归。……故山峨峨，玉溪在中。送公而归，一世蒿蓬。鸣呼哀哉!

全用四言句，大量骈句中穿插若干不对偶的句子，造成情感的流动回旋和音韵节奏之美。作者把对令狐楚的哀悼和自己的身世之感，结合在一起抒写，渲染悲戚的气氛。开头以“昔梦”、“今梦”一组反向对偶领起全篇。直到“临终”一联，所有的偶句全用反对，表现令狐去世与自己心愿的背违。“昔梦飞尘”与“今梦山阿”等句，通过今昔对比，写出失去恩师，无可追随的悲痛。“人誉”、“人谮”等句，通过令狐与他人的对比，天高与地卑的对比，以及句中的正对、反对（“人誉”二句），写出令狐对作者的袒护，和两人超越地位悬殊而互相爱怜尊重的深厚情谊。文章虽情感强烈奔涌，却又常常出以典重委婉之笔。如改造变化典故，用“蜩宣甲化”、“脱   如蛇”暗指自己受令狐关照登第和得其章奏之学。“故山峨峨，玉溪在中”，既以“故山”照应开头“山阿”，指令狐葬地，以“玉溪”自指;又以“故山”、“玉溪”指自己家乡山水。引起下文归于故乡草野之意。文中的句法、俪偶、音节、用典，以及比喻、象征等，固然显示文辞之美，而挟情韵以行，如泣如诉，则突出地具有哀感顽艳之美。此篇从抒情效果看，虽为商隐之文，亦无异于商隐之诗。同时之作如《自南山北归经分水岭》诗云:“水急愁无地，山深故有云。那通极目望，又作断肠分。郑驿来虽急，燕台哭不闻。犹余遗意在，许刻镇南勋。”一气流走，抒写令狐楚丧后，自己离兴元北归，中心惶惶，不知所适的心情。将前引奠令狐文与此篇以及《撰彭阳公志文毕有感》、《彭阳公薨后赠杜二十七胜李十七潘》等篇对照，可见义山四六与诗在情韵风貌上的一致。

清代学者吴乔云:“唐人能自辟宇宙者，惟李、杜、昌黎、义山。” （《西昆发微序》） 吴乔之论有特定的背景，但他特别强调四家能开辟出独有的诗歌天地是很有眼光的。四家诗在表达方式和诗境上别开生面，其作品本身，能给人鲜明的直感，但如深入探究其能作出开辟的原因，则并非易事。

诗歌演进中的创新，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学者认为文有定体，每种体裁均有自己的体制特征，各种变化都由本体内在机制引发和调节。这种研究把诗歌的发展理解为封闭式的，使认识受到很大的局限。实际上文学发展从文体角度看受两方面制约:一方面是文体内部的革新变异，另一方面则是各种文体间的互相影响与吸收，且两个方面又交相作用，互动互连 ② 。唐代由于五七言诗处在发展高潮期，且由于唐诗自身具有多种体裁和风格，因而它在同时代的各种文体中最具活力，最富有吸纳其他文体优长的容受性，无论新与旧，以及抒情、叙事、议论等各种文体之长，它都能有所吸收，容纳其他文体某些艺术成分，促进自身的发展变化，一再掀起高潮。从大的阶段看，李白、杜甫是盛唐诗坛的顶峰人物，同时也代表着从初唐到盛唐诗史演进成果的总结，这一时期，歌行体以及五古长篇吸收六朝以来赋的成分，完善了七言的章法句法，扩大了规模容量，提高了描写能力，使歌行成为新鲜的取得重大成就的诗体，同时也促进了五言大篇的出现。李杜集中体现了这方面的成就。我们从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篇中那种上下四方驰骋想象和夸张巨丽，可以看到对赋体优长的 熔 铸;从杜甫《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等篇的描写、铺叙中也可以看到对赋体笔法的吸收。中唐韩愈以文为诗，把散文的句法、章法、题材内容，散文的参差拗折，带进诗歌，使诗歌面貌迥异于盛唐，形成又一次开辟。晚唐则是李商隐以骈文为诗，把骈文的因素带进诗歌，讲究诗歌的词采、对偶、用典、虚字，以及表达上的委婉含蓄，给诗歌再次带来新的变化。从赋、散文、骈文（四六）先后影响于诗歌的角度来考察唐诗，不仅可以对唐诗不断发展和变化获得一些新的认识，而且还可较为全面地揭示以唐诗为中心的唐代各种文体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的情景。 

注释

①何焯所谓徐孝穆、庾子山门法，当指典故的灵活运用。何焯于这段话后，对《镜槛》中两个典故进行了批注:“‘待乌燕太子’，待乌谓乌栖也。‘驻马魏东阿’，《洛神赋》:‘日既西倾，车殆马烦。’”意谓商隐用这两个典故，都不是死扣本事，而是在写有所等待的同时，暗示时间、环境气氛和人物心情。这样用典，就不是拿古事与今事机械对照比附，而是在去取变化上灵活多样。参看下一节中有关用典部分。

②参看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余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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