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登进士第……大历中，与韩翃、李端辈十人，俱以能诗，出入贵游之门，时号‘十才子’，行于图画。”《唐才子传》亦云:“时令公子郭暧尚升平公主，贤明有才，延纳俊士，端等皆在馆中。”《旧唐书·李虞仲传》:“父端，登进士第，工诗。大历中，与韩翃、钱起、卢纶等文咏唱和，驰名都下，号‘大历十才子’。时郭尚父少子暧尚代宗升平公主，贤名有才思，尤喜诗人，而端等十人多在暧之门下。每宴集赋诗，公主坐视帘中，诗之美者赏百缣。暧因拜官，会十才子，曰:‘诗先成者赏……’”李肇《唐国史补》卷上《李端擅场》等亦有类似记载，只是未提“十才子”一语。
李端等号称“十才子”，最初是在强调这一团体的交游唱和性质，并未在意个体名声或整体诗歌创作水平。如《极玄集》称李端与卢纶诸人因“唱和”而号“十才子”（尚未称“大历十才子”），卢纶在其诗中也强调与李端等人“风尘追游”，而“负当时盛称”的基本事实。“大历十才子”之称乃后人所加，最早出现于《旧唐书·李虞仲传》，说李虞仲之父李端等因“文咏唱和”而“驰名都下”，才得“大历十才子”称号。但“十才子”的创作水平参差不一，后人对此甚有看法。《分甘余话》卷三:“发、审诗名不甚著，未可与诸子颉颃。”《诗薮》卷三《外编·唐上》:“中孚、审制作无闻，可疑。”《诗源辩体》卷二十一:“愚按夏侯审制作无闻，吉中孚、苗发所传甚少，故未可概述。”故胡应麟说:“余尝历考古今，一时并称者，多以游从习熟，唱和频仍，好事者因之以成标目。中间或品格差肩，以踪迹离而不能合;或才情迥绝，以声气合而不得离，难概论也。” ⑩
将李益厕列“大历十才子”，本质上已在以才论人，是对“十才子”的有意误读。与姚合等强调“十才子”在大型社交场合的“唱和”关系不同，洪迈等着眼的是才情，即使偶论“唱和”，也多以一二人之间私下的诗歌来往为主。其实，这种刻意张扬“十才子”才情的倾向在《郡斋读书志》及《直斋书录解题》中已经出现，如晁公武谓卢纶、李端等“皆能诗齐名”，陈振孙说“十才子”“皆有诗名”，已去姚合本意甚远。这种误读不仅有违历史真相，更会使李益研究误入歧途。
其三，“十才子”得名的具体时间，在客观上排除了李益作为“十才子”成员的可能性。前述“十才子”成名于郭暧尚升平公主时，据《旧唐书》卷十一《代宗纪》:“永泰元年，七月，甲午，升平公主出降驸马都尉郭暧。”可知，永泰至大历初应是李端等“十才子”最为活跃的时期。此时，李益显然不具备成为“十才子”的条件。首先，尽管李益大历四年在东都第进士，较李端早一年。但其《送同落第者东游》诗却云:“东门有行客，落日满前山。圣代谁知者，沧州今独还。片云归海暮，流水背城闲。余亦依嵩颍，松花深闭关。”说明当时他不过是一位尚在洛阳家中“闭关”读书、“圣代谁知”的“落第者”，除了失意，没什么名气，不可能像“十才子”那样出入权门，“风尘追游”。其次，“大历十才子”的活动中心在上都长安，而李益第进士前的活动范围以东都为主，这不仅能从其《送同落第者东游》等诗中看出，也能在其它作品中得以印证，如《上洛桥》“何堪好风景，独上洛阳桥”等等。以上材料充分说明，唐人最早言“十才子”，并无李益，应予肯定。后人以才情将李益列入，与当时李端等因交游唱和而称“十才子”的事实不符，应予否定。况且，“大历十才子”得名之时，李益主要活动在洛阳一带，空间上亦无缘厕入以长安为中心的“十才子”之列。故将李益归入“十才子”之中是错误的。
三 “征人歌”、“早行篇”乃“征人歌且行”篇之误
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之上卷皆录李益《送辽阳使还军》一诗:
征人歌且行，北上辽阳城。二月戎马息，悠悠边草生。青山出塞断，代地入云平。昔者匈奴战，多闻杀汉兵。平生报国愤，日夜角弓鸣。勉君万里去，勿使虏尘惊。 诗以“征人歌且行”开篇，形象描绘了东北边境早春难得的和平安宁动人景象，极富诗情画意，广为流传。但五代以来，论者误解颇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有断此诗为“征人”、“早行”两篇者。如《旧唐书·李益传》:“李益，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长为歌诗。贞元末，与宗人李贺齐名。每作一篇，为教坊乐人以赂求取，唱为供奉歌词。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为歌词。……以是久之不调，而流辈皆居显位，益不得意，北游河朔，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尝与济诗，而有‘不上望京楼’之句。”《新唐书·李益传》:“李益，故宰相揆之族子。于诗尤所长，贞元末，名与宗人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以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至‘征人’、‘早行’等篇，天下皆施之图绘。”《图书见闻录》卷五《故事拾遗·雪诗图》:“李益者，肃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进士第。有才思，长于歌诗，有‘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尽图写为屏障，如‘回乐烽前沙似雪’之句是也。”《唐诗纪事》卷三十:“其《受降城闻笛》诗，教坊乐人取为声乐度曲。又有写‘征人歌’、‘早行诗’为图画者，‘回乐烽前沙似雪’之诗是也。”
（二）有谓此诗已佚者。如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别集类》解题:“右唐李益，君虞也，姑臧人。大历四年进士，调郑县尉，幽州刘济辟为从事。宪宗雅闻其名，招为集贤殿学士。负才籍士，众不能堪暴。其《献刘济》诗‘不上望京楼’之句，以涉怨望，诏降秩，俄复旧。益少富辞藻，长于歌诗，与宗人贺齐名。每作一篇，乐工以赂求取，被声歌供奉天子。‘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图绘。今集有从军诗五十篇，而无此诗，惜其放佚多矣?”
（三）亦有生吞活剥他人论述者。如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集部三》:“昭德《读书志》谓集中所无《献刘济》‘不上望京楼’之诗，惜其放逸者多。检此本有之，可见此集在陈、晁时已分两本矣。”
诸家之误，最严重者在将此诗断为“征人”、“早行”两篇，其论皆出《旧唐书·李益传》，而《旧唐书·李益传》的描述则源于唐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下:“李益诗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画为屏障。又有云:‘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天下亦唱为歌曲。”由于《旧唐书》在抄录《唐国史补》时，肆意删改，致使面目全非。
比较《旧唐书·李益传》与《唐国史补》的叙述，可见李肇不举题目，按先唐惯例以首句名诗，故曰“‘征人歌且行’一篇”。所云“天下亦唱为歌曲”者，则为李益的另一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亦见于《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诸集。《旧唐书·李益传》沿《唐国史补》旧例，但删繁就简，略去《夜上受降城闻笛》后两句“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将“天下亦唱为歌曲”改为“天下以为歌词”。又将“回乐烽前沙似雪”句前“又有云”三字删去，而在“受降城外月如霜”句末添加“之句”二字。最有戏剧性的是，将《唐国史补》“有‘征人歌且行’一篇”改为“其‘征人歌早行篇’”。“有”写为“其”，“一篇”略为“篇”，“且”形讹为“早”，“‘征人歌且行’一篇”遂为“征人歌早行篇”。在中国古典诗学传统中，“歌”、“篇”，皆为诗题标识要素，往往居于篇目之末，加之“征人歌早行篇”为六字，故依“歌”、“篇”二字位置，只能断为“征人歌”、“早行篇”三三结构，一诗由此变为两篇。
由上述分析可知，“且”、“早”之讹的始作俑者为刘昫所修《旧唐书·李益传》，但我们认为与李益时隔最近的唐人李肇所作《唐国史补》的记载应最为可信。迄今所见《唐国史补》版本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和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所藏三卷明嘉靖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一册明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三卷清抄本以及三卷《四库全书》本等皆作“征人歌且行”，即是明证。因此，“征人歌早行篇”的出现，实为传抄舛误所致。
《新唐书·李益传》几乎在抄录《旧唐书》，内容相同，唯有语词少许变动。如“与宗人李贺齐名”改为“与宗人贺相埒”等等。“‘征人歌’、‘早行篇’”随之变为“‘征人’、‘早行’等篇”，不只未觉“且”“早”之讹，所指范围也有扩大。晁公武抄录两《唐书·李益传》作解题，“长于歌诗”、“与宗人贺齐名”、“每作一篇”三句取自《旧唐书》，仅易“为”、“李”二字。“‘征人早行篇’，天下皆施之图绘”抄自《新唐书》，唯去掉一“等”字，亦失察“且”“早”之讹，遂以讹释讹，误断李益集中“无此诗”。《图书见闻录》亦据《旧唐书·李益传》生发，唯将“画”易作“图写”，又加一修饰词耳，但误解殊甚，将“征人歌”、“早行篇”与“回乐烽前沙似雪”等二句混为一谈。《唐诗纪事》又据此而发，更为概约，不仅略去“受降城外月如霜”一句，且逻辑混乱不堪，将李益另一首诗《夜上受降城闻笛》之首句“回乐烽前沙似雪”归于“征人歌”、“早行篇”中。
丁丙意在纠正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但判断失误，以为公武所谓“无此诗”是指无“不上望京楼”篇，故谓“此本有之”，错上加错。“不上望京楼”篇本李益《献刘济》:“草绿古燕州，莺声引独游。雁归天北畔，春尽海西头。向日华偏落，驰年水自流。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至今各本皆录。
综上所述，可知“征人歌且行”本为李益《送辽阳使还军》首句，李肇即以首句名此诗。而此诗见于李益诗集所有版本，并非晁公武所云“已放佚”。《旧唐书·李益传》等所谓“好事者画为屏障”的“征人歌”、“早行篇”实则李肇“‘征人歌且行’一篇”之误。此诗仅一篇，而非两首。
四 “五原饮马泉”非“九原饮马泉”
宋人周弼《三体唐诗》卷四录李益《过九原饮马泉》
绿杨着水草如烟，旧是胡儿饮马泉。几处吹笳明月夜，何人倚剑白云天?从来冻合关山路，今日流分汉使前。莫遣行人照容鬓，恐惊憔悴入新年。
此诗令狐楚《御览诗》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全唐诗·李益集》虽题《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但注曰:“一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文苑英华》卷二百九十九作《过五原至饮马泉》，下注:“集作《盐州胡儿饮马泉》。”元好问《唐诗鼓吹》卷四作《胡儿饮马泉》。明铜活字本《唐五十家诗集·李益集》、张之象《唐诗类苑》、高《唐诗品汇》、刘一相《诗宿》、清席启寓《唐诗百名家全集·李君虞诗集》、《全唐诗·李益集》等皆作《盐州过胡儿饮马泉》。张澍道光刊二酉堂丛书本《李尚书诗集》又作《盐州道胡儿饮马泉》。可知，此诗唐人原作《过五原胡儿饮马泉》，宋人大多袭之，独周弼改“五原”为“九原”。又诸家记述中时而“盐州”，时而“五原”，使人徒增疑虑，故不可不辩。
《过五原胡儿饮马泉》为何又名《盐州过胡儿饮马泉》?“盐州”、“五原”是何关系?检《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盐州，下，隋盐川郡。武德元年改为盐州，领五原与兴宁二县，其年移州及县寄治灵州。四年省兴宁入五原县，贞观元年废盐州，五原县入灵州。二年平梁师都，复于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隶夏州都督府，其年改为灵州都督府，天宝元年改为五原郡，乾元元年改为盐州，永泰元年十一月升为都督府，元和八年隶夏州。……在京师西北一千一百里，至东都二千一十里。”“五原，隋县。武德元年寄治灵州，贞观元年省，二十年复置。”
可知，五原为盐州辖县，二者相距很近，贞观二年曾“旧城置盐州及五原、兴宁二县”。故《盐州过胡儿饮马泉》亦即《过五原胡儿饮马泉》，所指大同小异。
那么，“五原”与“九原”是何关系?《过五原胡儿饮马泉》能否名为《过九原饮马泉》?答案是否定的。据《旧唐书》卷三十八《地理志·关内道》:“丰州，下，隋文帝置，后废。贞观四年以突厥降附，置丰州都督府，不领县，唯领蕃户。二十一年废，地入灵州。二十三年又改丰州，天宝元年改为九原郡，乾元元年复为丰州。…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