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杜甫在其所作《进〈雕赋〉表》中曾云:
倘使执先祖之故事，拔泥涂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能鼓吹六经，先鸣数子，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扬雄、枚皋之徒，庶可企及也。
后世论者据此便普遍以“沉郁顿挫”来概括杜甫的基本创作风格，但对这一概念具体内涵的阐释，却众说纷纭，十分混乱。我们举几种近 年出版具有一定权威性的文学史著作为例:
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乔象钟、陈铁民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唐代文学史》 （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 认为:
杜诗沉郁顿挫的风格，是集中概括了他诗歌的主要特征的。具体地说，它至少包含以下几层涵义:一、它表现了杜诗思想内容的博大深厚，生活体验的丰富真切，感情的饱满有力;二、它经过较长时间的积累、酝酿、消化、触发的过程;三、它以深厚完整的意境、锤炼精确的语言、铿锵浏亮的音调、顿挫变化的节奏表现出来。 （上卷第515页）
章培恒、骆玉明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认为:
杜甫诗歌的风格多种多样，最具有特征性的，也是杜甫自己提出并为历来评论家所公认的，是“沉郁顿挫”。所谓“沉郁”主要表现为意境开阔壮大，感情深沉苍凉;所谓“顿挫”，主要表现为语言和韵律屈折有力，而不是平滑流利或任情奔放。 （中册第119页）
袁行霈、罗宗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 （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则云:
杜诗的主要风格是沉郁顿挫，沉郁顿挫风格的感情基调是悲慨。……沉郁，是感情的悲慨壮大深厚;顿挫，是感情表达的波浪起伏、反复低回。 （第二卷第290页）
上引诸种关于“沉郁顿挫”内涵的阐释固然有部分相通之处，但其差异之大亦是非常明显不待详说的。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在于“沉郁”与“顿挫”两个概念均具有复杂的多义性，论者们各自所取义项不同，又都根据自己对杜诗风格的认识作了颇为随意的引申。在探讨过程中往往游离于杜甫《进〈雕赋〉表》及《雕赋》之外，而且对“沉郁顿挫”的复义把握并不全面，结论自然也难以准确。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探本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
二
在杜甫之前，“沉郁”与“顿挫”是分别独立使用的概念，未曾组合在一起。关于“沉郁”，论者们经常提到的例句有:
一、“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同郁）而莫违” （《楚辞·九章·思美人》）。
二、“伊我思之沉郁，怆感物而增悲” （陆机《思归赋》）。
三、“非子云澹雅之才，沉郁之思，不能经年锐积，以成此书” （刘歆《与扬雄书从取方言》）。
四、“方今皇帝，资生知之上才，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赏究天人” （钟嵘《诗品序》）。
一、二两例中的“沉郁”含有沉闷抑郁之意，许多论者引申为“悲慨”，与杜甫的忧国忧民感情联系起来;三、四两例中的“沉郁”则是深沉、深刻或深沉之思的意思。古人运用“沉郁”一词，不外以上两种基本意蕴。在杜甫《进〈雕赋〉表》中，明确地以“沉郁”与扬雄相对应，显然典出例三，所取义项无疑是后者。王运熙、杨明先生对此作出了正确的判断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91—29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安旗先生虽未能指出“沉郁”一词的出典，但他联系《汉书·扬雄传》“默而好深湛之思”，指出“杜甫自比于扬雄主要在一个‘深’字” （《“沉郁顿挫”试解》，《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第153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也可谓殊途同归，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但他们进一步将“沉郁”具体阐释为“学力的深厚”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92页） 或“构思深沉，不仅指思想观点，题材内容，也指遣词造语，结构篇章” （《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第154页）， 却未免有主观臆测之嫌。笔者以为，杜甫把“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使用决非偶然，要具体阐释“沉郁”之义必须首先弄清“顿挫”的意蕴。“顿挫”的基本意蕴本很单纯，《文选》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张铣注:“顿挫，犹抑折也。”抑折，亦即曲折之意。但因应用语境的不同，却又可派生出一系列的引申义，已被论者们论及的有:一、指作品的语言声调及情感的抑扬起伏，例如《后汉书·郑孔荀传赞》:“北海天逸，音情顿挫。”二、指谈话中感情起伏跌宕。例如钟嵘《诗品上·齐吏部谢朓》:“朓极与余论诗，感激顿挫过其文。”三、形容舞姿的疾徐变化，例如杜甫《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观公孙氏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独出冠时。”一般论者多从第一义项出发来阐释杜甫“顿挫”之义，或强调“音”，或强调“情”，或二者兼而及之。有的论者在第一义项的基础上又作进一步生发，认为“‘顿挫’大抵是表示自己的诗文深于章法，也就是说文字技巧很熟练的意思” （《杜甫研究论文集》第三辑，第153页） ，这些说法表面看来似乎均符合“顿挫”的基本意蕴，但论者们都忽略了关键的一点:“顿挫”与“沉郁”同样都是杜甫自比于扬雄之辞，它与扬雄又是如何联系在一起的呢?
前文列举的陆机《文赋》“箴顿挫而清壮”之句，王运熙、杨明先生曾以之作为“顿挫用于文学，指作品语言声调的停顿转折”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93页） 的例句，应该说误解了原意。《文选》李善注在此句下注云“箴以讥刺得失，故顿挫清壮”，意思是说:箴这种文体是用来讽谕批评统治者举措的得失的。所以既要曲折委婉，又要鲜明有力。可知“顿挫”在此指的是讽谕的曲折委婉，这是一向为人们所忽略的又一引申义。
有时“顿挫”更成了巧妙讽喻的代词，例如:《弘明集》卷六道恒法师《释驳论》:“且众生缘有浓薄，才有利钝，解有难易，行有浅深，是以启诲之道不一，悟发之由不同，抑扬顿挫务使从善，斯乃权谋之警策，妙济之津梁，殊非诱迫之谓也。” （《大正新修大藏经》第2102页） 这里的“顿挫”与“抑扬”互文，意义接近“美刺”，显然就是指佛家或警告或善诱世人，使之觉悟的种种讽喻手段。
扬雄所作的箴颇负盛名，在当时就被视为楷模。《太平御览》卷五八八《文部·箴》引崔瑗《叙箴》云:“昔扬子云读《春秋传·虞人箴》而善之，于是作为《九州（箴）》及《二十五管箴》，规匡救言君德之所宜，斯乃体国之宗也。”扬雄还明确地提出:“赋者，将以讽之。” （《汉书·扬雄传》） 所作的赋篇也大多明显地寓有讽谕。我们认为杜甫笔下的“顿挫”所取义项即曲折见讽，也只有如此理解，才能与扬雄紧密地联系起来。
弄清了“顿挫”的确切含义，也就不难理解杜甫所谓“沉郁”其实是指作品讽喻寓意的深刻，而与“学力”、“遣词造语，结构篇章”等并无关涉。他将“沉郁”与“顿挫”组合在一起，并非称许自己的文学技巧，而是强调自己的作品具有足与扬雄作品相比的深刻的讽谕意义，有益于国家政教。《进〈雕赋〉表》接近结
尾时说:“臣以为雕者，鸷鸟之殊特，博击而不 可当，岂但壮观于旌门，发狂于原隰。引以为类，是大臣正色立朝之义也。”正可作为我们上述分析的参证。
三
以往的论者探讨“沉郁顿挫”的意义，往往仅局限于《进〈雕赋〉表》，而不及于《雕赋》本身，实在是一个不应有的疏忽。杜甫是把《雕赋》作为最能体现“沉郁顿挫”特点的代表作进献给皇帝的，我们对这篇作品的特点略加分析，必将有助于对“沉郁顿挫”意义的理解。
从内容上来分析，《雕赋》全篇以“有英雄之姿”的雕鸟自喻，以虞人获雕于饥寒之际加以驯养喻统治者取士于困顿之中加以任用，含有自荐求仕之意，然而“有悲壮之音，无乞怜之态” （仇兆鳌《杜诗详注》第2182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赋中写道:
久而服勤，是可吁畏。必使乌攫之党，罢钞盗而潜飞;枭怪之群，想英灵而遽坠。岂比乎虚陈其力，叨窃其位，等摩天而自安，与抢榆而无事者矣。
以雕鸟回报主人比喻自己一旦被任用必将尽心竭力，为国家铲除奸邪，正如仇兆鳌所评:“雕鹗飞而乌枭匿形，犹正人用而佥壬屏迹。陈力窃位，明刺当时素餐尸位之流。” （《杜诗详注》第2181页） 揭示出小人在位而有才之士却没身蒿莱的现象，同时也寄寓着对最高统治者能够明辨是非改进用人之道的殷切期望，可见这篇作品寓有的讽谕何等深刻有力，而表现又何等曲折委婉!
《雕赋》而外，杜甫的其他赋作如《三大礼赋》也都或多或少寓有讽谏之意，仇兆鳌引朱鹤龄评语云:
玄宗崇祀玄元，方士争言符瑞，又信崔昌之议，欲比隆周汉，不知淫祀矫诬，惭德多矣。三赋之卒章，皆寓规于颂，即子云风羽猎甘泉意也。公诗云“赋料扬雄敌”，岂虚语哉! （《杜诗详注》第2157页） 此说敏锐地指出，杜甫之所以有信心自诩“赋料扬雄敌”，是因为他的赋作确实与扬雄的作品同样具有深刻委婉的讽谕意义（寓规于颂），与我们第二部分关于“沉郁顿挫”本义的分析恰好相合。杜甫的另一篇作品《同元使君舂陵行并序》，对我们理解“沉郁顿挫”的含义也有重要的启发，兹将序文及部分诗句照录于下:
览道州元使君结《舂陵行》兼《贼退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当天子分忧之地，效汉朝良吏之目。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十数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方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盛而有诗，增诸卷轴。简知我者，不必寄元。
……观乎《舂陵》作， 炎欠 见俊哲情。复览《贼退》篇，结也实国桢。贾谊昔流恸，匡衡尝引经。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致君唐虞际，淳朴忆大庭。……感彼危苦词，庶几知者听。 王运熙、杨明先生在论及杜甫提倡的“比兴体制”时曾对上述文字有非常精辟的分析:
杜甫赞美元结的诗歌具有“比兴体制”和“微婉顿挫之词”，着重肯定它们继承了《诗经》美刺比兴和“主文而谲谏” （《毛诗序》） 的传统，注意运用诗歌对封建统治者进行讽谕，产生有益于政治教化的作用。元结这两首诗，实际没有采用比兴手法，用的是直写情事的赋体，可见杜甫称赞它们具有“比兴体制”，在于强调诗歌创作应当发扬美刺比兴的精神，而不在于是否运用比兴手法。元结这两首诗，内容虽好，但语言质朴，叙事抒情并不生动，艺术成就不算高，杜甫称赞它们“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光辉闪耀，主要也是从它们的政治内容和讽谕精神着眼。 （《隋唐五代文学批评史》第262—263页）
在王、杨二先生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体会杜甫语意，不难注意到“比兴体制”与“微婉顿挫之词”实际上是互文见义的关系，“比兴体制”不是指运用比兴手法，而是指美刺比兴的精神;同样，“微婉顿挫之词”强调的重点也已不是指语言、表现手法的深隐曲折，而是指作品中寓有的讽谕之意。所谓“微婉”，即寓意深隐委婉之意（自居易《哭刘尚书梦得》诗“文章微婉我知丘”，用以含“微言大义”著称的《春秋》的作者孔子喻刘禹锡，可以为证），与“沉郁”含义颇为相近。因此，“微婉顿挫”与“沉郁顿挫”的内涵大体相当，王、杨二位先生关于“微婉顿挫”的论述，完全适用于“沉郁顿挫”。遗憾的是他们在阐释“沉郁顿挫”时，虽也联系到《同元使君舂陵行序》中的“微婉顿挫”，却又以“音情顿挫”为解，归之于“作诗章法”，从而与正确的结论失之交臂。
根据第二、三两个部分的论证，我们已经明确了“沉郁顿挫”并非杜甫关于自己作品风格的夫子自道，而是强
[1] [2]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