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从杜诗的行文来看，他“潜行到曲江”，一为“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而“哭”，离黍之感倍增哀情，二为“苑中万物生颜色”“同辇随君侍君侧”的“昭阳殿里第一人”而“忆”，赏心乐事再倍增其哀，三为“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而“泪”，生死别离加倍增其哀，最后为“欲往城南望城北”而“感”，触景生情则更哀。诗的末两句互为因果，将造成“黄昏胡骑尘满城”的结果放在前面，最后指出造成这种结果之原因是唐玄宗“欲往城南望城北”，形象地、艺术地、真实地再现了唐玄宗在天宝末年先是穷奢极欲，继而养虎遗患，最终逃亡的丑行，讽意尖锐，耐人寻味。

“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是杜甫《哀江头》诗中的末两句。关于“欲往城南望城北”的解释，虽然历来说法很不一致，但是对于把握杜甫之“哀”至关重要 。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老杜《哀江头》云：‘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言方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然荆公（王安石）集句，两篇皆作‘欲往城南望城北。’或以为误，或以为改定；皆非也。盖所传本偶不同，而意则一也。北人谓‘向’为‘望’，谓欲望城南，乃向城北，亦惶惑避死，不能记北之意。”此解清朱鹤龄从之：“‘黄昏胡骑’二句，放翁谓惶惑失道，正合当时情景；且与起二语相应。”[1]现代一些学者也有采用陆游说法的，或言“欲往城南句，写极度悲哀中的迷辋心情”；[2]或言“这说法比较圆通些”，“作‘忘城北’，或‘望南北’，虽都是一个意思，不过‘忘’字写的是心理活动，既凌虚不实，又显得直陈心曲，反而有矫揉造作之态，都不如‘欲往城南望城北’，写得来比较形象：心里愈来愈迷惑瞀乱了，想走回城南我的下处去；低头走了半天，才发觉我是在望（向）城北的方向走着呢！”[3]

陆游首倡的“惶惑避死之际，欲往城南，乃不能记孰为南北也”的说法却被明胡震亨《唐音癸签》所否定。他说：“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有作‘忘城北’又有作‘忘南北’者，讫无定本。今按曲江在都城东南。《两京新记》云：‘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他诗‘都人四面向北渧，日夜更望官军至’（《悲陈陶》），即此意。若用‘忘’宇，第作迷所之解，有何意义？且曲江已是城南矣，欲更往城南，何之乎？”[4]此说影响颇大，风行海内的《唐诗三百首》注本即采胡氏之解，如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说：“曲江在城南，地势最高。肃宗在灵武即位，地在长安之北。望城北，望王师的北来恢复京师。”[5]现代学者亦有持上述说法的，如萧涤非《杜甫诗选》认为：“欲往，犹将往。杜甫这时住在城南，时已黄昏，应回住处，故欲往城南。望城北者，望官军之北来收复京师。时肃宗在灵武，地当长安之北。旧注云：‘北人谓向为望，欲往城南乃向北，亦不能记南北之意。’杜甫恐不至如此神志不清。”[6]

    现代亦有既不同陆氏之说的，又不同意胡氏之说的，如徐仁甫《杜诗注解商榷》就作这样解释：“杜甫家居城南，‘春日潜行曲江曲’之后，自当回到城南。然当‘黄昏胡骑尘满城’之时，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唐朝廷在长安城北，白居易《卖炭翁》‘市南门外泥中歇’，‘回车叱牛牵向北’可证（意本陈寅恪说）。杜甫《秋兴》‘每依北斗望京华’，与此同意。‘望城北’三字正表达了诗人忧国之情，绝非心乱目迷的形象。”[7]

    如是三种观点，其实都值得商榷。倘说杜甫“惶惑避死之际”竟然不能辨别“孰为南北”，大敌当前，社稷焚毁，人民涂炭，杜甫这样的举措岂不是怕死鬼的形象吗？《哀江头》写于至德二载（757）的春天；在这之前的至德元载（756），长安陷落，“自京畿、鄜坊至于岐、陇皆附之（叛军）”，杜甫从长安逃出“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8]又被送到长安。在兵荒马乱、人命难保的情况下，“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羸服欲奔行在”，其精神和胆识已非常人所具有，却怎么会“惶惑”到连东西南北也不知道呢？既然如此胆小，怕死，“惶惑”，怎么会于此年“今夏草木长”的四月，“脱身得西走”而“麻鞋见天子”呢？难道他不怕掉头吗？所以陆游的“惶惑”说不能令人折服。又倘说曲江“‘其地最高，四面宽敞’，灵武行在，正在长安之北，公自言往城南潜行曲江者，欲望城北，冀王师之至耳”，也似于理不通，诚如傅庚生质疑：“当然，谁也不能说当时老杜不冀王师之至，他是在万分殷切地伫望着的；问题只在这一句诗的原意是否即在北望灵武？以理度之，倘欲北望，在任何高处都可以，何必到南郊高处再隔城以望北呢？眷念官军，心‘向’北方的行在就可以了，何必当真用目去望？灵武虽在北方，相居数百里之遥，定能真个望见？原诗明明说的是在‘黄昏’，既已‘黄昏’，又云‘欲往’，然后再去‘望城北’，还能望见什么呢？”[9]中的之论，解人之未解；但傅先生的结论却回到陆游的“惶惑”说上去，恕笔者不敢苟同。再倘说“唐朝廷在长安城北”，杜甫“心念朝廷，故不免累望城北耳”，也好象有些不近情理处。杜甫“潜行曲江曲”的当儿，“唐朝廷”在长安已不复存在，玄宗蒙幸成都，肃宗即位灵武，“望城北”岂不是空望？何况杜甫对于安史之乱前“唐朝廷”早已心怀不满，颇有讽刺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诗云：“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圣人筐篚恩，实欲邦国活。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且战慄。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诗用对比手法，极写贵族豪华奢侈，宫墙咫尺，荣枯分明，判然两个世界，稍有良心的朝臣，谁不为之战慄恐惶，这样下去，国家要出乱子的！明刺群臣，实讽人君——玄宗！待到安史之乱爆发，玄宗逃蜀，杜甫更是入木三分地讽刺和揭露昔日“唐朝廷”的荒淫误国：“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奸臣竟菹醢，同恶随荡析。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北征》）。他寄希望于肃宗，又称快于陈将军（玄礼），就是对玄宗朝廷的鞭挞和否定。足见杜甫“忠君”绝非愚忠，他往往从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忠君爱国”。《哀江头》诗中的“望城北”断非诗人“累望”那个玄宗之“朝廷”。

   综上所析，前列三说，均不能释笔者心中之疑。我认为诗题作《哀江头》，“哀”字是理解这首诗的关键，自然也是解决上述纷争的钥匙。“江”指“曲江”。《太平寰宇记》：“曲江池，汉武帝所造，名为宜春苑，其水曲折有似广陵之江。故名之。”《剧谈录》：“曲江在宜春苑，在汉为乐游园。开元疏凿，遂为胜境。其南有紫云楼、芙蓉苑。其西有杏园、慈恩寺。江头菰蒲葱翠，柳阴四合，碧波红叶，依映可爱。”这里当是唐朝廷皇室贵戚游宴享乐文人学士赏景览胜之地，据傅庚生先生考证，杜甫那时可能就住在长安城南，朱雀街东的地方，常在这里盘桓。[10]诗人“潜行”到此，“本哀贵妃，不敢斥言，故借此江头行幸标为题目耳”。[11]杜甫面对“国破山河在”的惨景，回顾昔日繁华热闹胜地，抚今追昔，意多哀悼，通过对比，触景生情，旨在揭示出国破家亡的根源，实由于玄宗朝廷的骄奢荒淫，统治者以“明眸皓齿”化作“血污游魂”而自食其果。这“哀”颇有白居易《长恨歌》中所谓“此恨绵绵无绝期”之“恨”的意思，就是说“哀”而含怨，“哀”而含刺，即“过伤心之地，《江头》定激哀衷”。[12]《杜诗博议》的作者云：“赵次公注引苏黄门，尝谓其侄在进云：《哀江头》即《长恨歌》也。《长恨歌》费数百言而后成。杜言太真被宠，只‘昭阳殿里第一人’是矣。言从幸，只‘白马嚼啮黄金勒’足矣。言马嵬之死，只‘血污游魂归不得’足矣。按黄门此论，止言诗法繁简不同耳；但《长恨歌》本因《长恨传》而作，公安得预知其事而为之兴哀？《北征》诗‘不闻殷夏衰，中自诛褒妲’，公方以贵妃之死，卜国家中兴，岂应于此为天长地久之恨乎？”[13]所引苏辙之论，颇能启发人。但是他否定杜甫由玄宗的荒淫误国而预知唐王朝之兴衰是失之于对诗人的全面了解，仍然视杜甫为“愚忠”，实在太遗憾了。其实在苏辙看来，《长恨歌》和《哀江头》所写的是同一题材，只是白居易侧重于纪事，杜甫则侧重于抒情罢了。但是却都写了悲剧主人公的形象，或恨或哀，不无黍离之悲。不过白居易之恨“既有男女风情的寄托，也有感伤世事的同情，是寄托和同情所编织起来的对悲剧人物的讽怨”，[14]带有中唐文人普遍的社会心理；杜甫之哀纯粹是清醒者对盛极而衰的现实的埋怨、讽刺和批判。苏辙肯定的是杜甫“词气如百金战马，注坡蓦涧，如履平地，得诗人之遗法”的行文之道，欣赏的是杜甫“事不接，文不属，如连山断岭，虽相去绝远，而气象联络”的大手笔，是那种跌宕跳跃、挫顿有致而“转折矫键略无痕迹”的抒情风格；他认为白居易那样“诗词甚工，然拙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则是极笨的法子。[15]应该说，“纪事”以“词气”为主，“注波蓦涧”，不怕顿转间断，固然可以收到极佳的艺术效果，但不能认为详于纪事，“寸步不遗，犹恐失之”的写法就很不好。可是苏辙这种比较法给我们以很重要的关键性的引发：既然《哀江头》的题材跟《长恨歌》相同，既然杜、白同写悲剧主人公，则笔者则认为“欲往城南望城北”恐怕就不是诗人的形象，而是悲剧主人公之一—唐玄宗的形象了。

其次，考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八《唐纪三十四至德元载》：“（哥舒翰）麾下来告急（指潼关失守），上（玄宗）不时召见，但遣李福德等将监牧兵赴憧关。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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